论乾隆朝的蒙古政策

乾隆朝的蒙古政策很好地透视了盛世下清廷的藩部政策。乾隆在继承前任统治者对蒙古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着自己的治理策略,通过经济、政治、宗教、司法等多种政策加强了对蒙古各部的统治。通过这些新旧政策的运用,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然而乾隆朝的民族政策又有很大局限性,它不仅常常陷入客观上促进民族融合而主观上又阻碍民族融合的矛盾之中,在主观上囿于清朝自定的“天下”范围之内,而对外无所作为。     

光绪年间瞻对事件中成都将军与川督之间的权力斗争

乾隆年间,在清廷绥定大小金川战役后,特设成都将军一职,并赋予其重权,由此开启川督、将军共治川省的政治结构。乾嘉之际,二者能够在政务和战事中积极配合,为巩固西南边疆的统治发挥了作用。随着国家承平日久,成都满营的战力亦日渐衰颓,加之将军与川督在职权划分上的模糊,以致在川省政务运作中川督逐渐势大。光绪年间,川督鹿传霖和成都将军恭寿围绕着瞻对改土归流一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背后牵涉出清廷中央与西南诸省各官员之间的诸多斗争。     

试析乾隆朝治理南疆政策得失——以阿其睦、燕起事件为中心

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南疆地区实行以军统政的军府体制。通过考察阿其睦、燕起事件可发现,由于体制自身缺陷及伯克阶层内部固有矛盾冲突等原因,军府制的实际运作与理想状态相差甚远。特别是乾隆后期,在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难以全方位融合的情况下,军府制与伯克制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更难以满足统治南疆的需要,不得不实行多元化的治理模式。从历史来看,军府制弊大于利,加之保守的对外政策,清统治者难逃王朝衰落、疆域萎缩的命运。     

清乾隆朝时期行政处分制度探析

制度是体现、调整和处理政治领域中各种关系的调节器,处分制度作为其一也不例外。它尤其着重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目的则是“以励官职”、“以儆官邪”。清之行政处分制度,在继承明制的基础上,经历了关外、顺治、康熙、雍正朝的演变,迨及乾隆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修定了行政处分法规,制定了行政处分的运作程序,有承袭、有改革、有创立,处于一个基本定型、渐趋完善的阶段。     

乾隆朝后期云南边境管理述论

边境问题事关边疆稳定,影响国家关系,是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清代乾隆朝后期,云南边境形势严峻,边境问题突出。清代乾隆朝边境管理秉承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治理思想,其内容主要有缉拿私越与防范间谍、流民管理、归附人员的安置与管理、边境地区治安管理等四个方面。     

“边地”与“腹里”之间:乾隆朝君臣的陕甘印象

乾隆帝及西北督抚以不同的视角,对于清代陕甘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作出了较为一致的描述及评价。在专制制度之下,乾隆帝及西北督抚的陕甘印象及由此影响下的治理政策对于陕甘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要正确认识清代陕甘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进程以及作为边地行省在全国的地位,乾隆帝及其西北督抚对于陕甘社会的认识和评价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在乾隆一朝六十年的时间内,甘肃虽然已由康熙时代的边陲变成了内地,但陕甘的边疆印象在乾隆帝及西北督抚的陕甘认识中从未消除,只是在与新疆伊犁等处比较时,内地或腹地概念才出现在乾隆帝及西北督抚的陕甘印象当中。     

探析乾隆朝州县幕宾舞弊原因

乾隆年间州县幕宾在地方上参与着诸多弊政,严重影响政务的正常运转.从传统教育制度、州县体制、幕宾收支、幕宾心态等方面进行分析,则能够管窥幕宾舞弊背后的原因.     

乾隆朝避暑山庄政治活动刍议

自1703年避暑山庄肇建后,在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增强八旗军队战斗力等方面,避暑山庄成为北京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特别是乾隆时期,避暑山庄在政治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随围朝觐、外藩出使、处理政务等几方面表现的相当突出。     

乾隆朝大小金川战争问题研究述评

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对清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自清代迄今,不少学者对金川战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或以清朝的立场来探讨战争的影响、得失及善后问题,或对战役起因、经过和结果展开描述,或从边疆史、民族学的角度探讨战争问题。由于受档案资料开放和利用的限制,对金川战争相关问题的探讨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     

乾隆朝官方灾赈耗用钱粮数额考论

乾隆时期,直隶等18直省灾害频仍、严重。面对灾情,清高宗始终将灾赈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加以实施,灾赈州县厅次达11 505个,为此耗费了国库岁入银、粮的13.4%和11.6%,创有清一代甚至中国古代史上历朝灾赈钱粮额之最。18世纪中期以来,有关乾隆朝的官方灾赈耗用钱粮额问题,引发社会关注。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我们窥视乾隆帝对灾赈的重视程度,洞察其灾赈政策和行为的成败得失,也有助于后世从一个新的视角思考乾隆盛世兴衰之由。     

乾隆妙解“夫”字

在一次下江南察访中,乾隆见一农夫扛着锄头走过去,便故意开玩笑地问身边的一位大臣：“这是什么人？” 大臣随口应答：“是个农夫。”     

乾隆朝殿试策问中的史学考题

本文梳理和分析了清乾隆朝殿试策问中史学考题的内容、出题形式及特点,揭示出乾隆时期一系列大规模官方学术活动的开展,是造就这一阶段史学繁荣的根本原因,此正是统治者高度重视史学的政治功能与社会效用所致。由此笔者提出结论:当下的科举史研究,大多探讨科举考试的历史背景、考试程序,殿试对策的语言艺术和试卷的文献价值,较少关注殿试策问本身的内容、思想倾向、命题技巧,及其中所体现的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如能从这一角度入手,不仅能丰富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且必能为中国古代文化史、学术史和科举制度史的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视角。     

“崇儒重道”:试论儒治视阈下乾隆朝的文化政策

乾隆帝继承了先辈"崇儒重道"的文治理念和文化政策。乾隆朝以"崇儒重道"为文化政策的核心,开展了"尊礼先师"、崇尚儒学、"涵儒教化"、纂修儒典等一系列广泛的文化方面的儒治实践。乾隆朝"崇儒重道"文化政策实际践行的效果和影响在掩映之间被虚虚实实地呈现出来:一方面,在国家大典、文治规模上,"崇儒重道"可以说贯彻始终;但与此同时,绝多的以儒治国思想的精髓却没能真正融入到这个政权的骨髓当中,发挥它被预想的作用。     

乾隆公堂喜闻“尼姑联”

现在,我们从南京市区去燕子矶,途中必经吉祥庵（地名,离燕子矶两站路）。吉祥庵原是古代一尼姑庵之名。该庵在清代曾发生过一个“案子”,并由此引出一副“尼姑联”。     

非虚构文学的崛起--阿来作品《瞻对》浅析

阿来新作《瞻对》刻画了一个土司部落两百年的传奇历史,再现了川属藏民命运的跌宕起伏。作品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利用非虚构的文学表现形式,通过历史上实有其事的故事,展现了作者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深刻理解。作者用反思的眼光重审历史,追溯了一段复杂的记忆。     

《纪连海新解乾隆朝三大名臣》

本书是纪连海先生在CCTV《百家讲坛》中“正说清代名臣”之刘墉篇、纪晓岚篇、和珅篇的集结。聪明诡谲的刘罗锅、铁齿铜牙的纪晓岚、狡猾贪婪的和砷,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是乾隆皇帝的臣子,亲厚疏近,演绎出复杂多变的政治风貌：刘墉根本就不敢得罪和砷？和珅是纪晓岚着力帮衬的顶头上司？刘墉和纪晓岚是师兄弟？乾隆为何格外宠爱和砷,甚至不辨是非？     

《乾隆朝官员处分研究》评介

2009年4月,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孟姝芳女士所著的《乾隆朝官员处分研究》一书,在内蒙古大学出版基金资助下,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经过博士、博士后和工作期间,研究积累所成。这本书分上中下3篇11章,计有22万字,是清代政治史、制度史方面的一部力作。有如下几个特点：     

乾隆：被拔高的“英主”

乾隆死后41年,鸦片战争就爆发了,这是那些“盛世”论者最为忌讳的一个提示。 大家知道乾隆之死,也知道鸦片战争,但大家并不在意这两者之间,只相隔了仅仅41年。按“盛世”论者的误导,好像乾隆以后,又过了好久好久“盛世”,大清王朝才衰败的。其实不然,半个世纪都不到,英国军舰就开到了大沽口。也就是说,乾隆朝既是浮夸起来的盛世结局,也是终于败落的衰世开端。     

清乾隆朝汉族名臣——于敏中述评

于敏中是乾隆朝较有影响的首席汉族军机大臣,参与朝廷军政要务,因其稳重、谨慎、办事干练,精通满、汉文,且文才过人,“拟为诏旨,纤悉周详,曲当无遗”;担任修《四库全书》总裁、国史馆、三通馆总裁等要职。在组织编纂官方文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诗文“皆自成家”,有“文章深厚,诗律闺壮”的特点,并承担编辑乾隆皇帝的诗作的重任。因其在军机处任职20年“自始至终,勤劳弗替,相机拟谕,厥功茂焉”,而受到乾隆皇帝的恩宠。     

乾隆“圣谕”与《四库全书》纂修

乾隆为巩固政权,“寓禁于征”网络知识分子,培养忠于朝廷的统治人才,降谕编纂《四库全书》,并对每项工作都有圣谕指令:规划四库体例、拟定取舍标准、编写图书提要及校审缮写、分馆贮存等。“四库”汲取前代四部分类法的长处,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该书在目录编纂、提要编写、古籍整理、辑佚校勘等方面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