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学中的辨体与尊体论

辨体与尊体是清代词学中的重要论题。辨体,就是辨析界定词体特征;尊体,就是推尊词体,获得与诗文并尊的地位。清代词学,辨体与尊体交错进行,辨体与尊体贯穿始终。在不断辨体、尊体的过程中．词体特征得到彰显,词体地位获得提升．创作走向繁荣。     

周济词学思想的儒家色彩

周济提出"寄托出入"说,并提出著名的"词亦有史"的观点,同时,周济追求"归诸中正"的雅正美学风格,周济词学思想向儒家文艺思想的回归是很明显的。周济词学思想的儒家色彩既是在清代的时代背景下,推尊词体的表现,但同时也是对词体的消解。     

词别是一家——以“尊体”为中心

＂尊体＂是历代词史的核心讨论话题。唐代词有别于诗主要表现在配合燕乐而歌,五代时以《花间集》为代表,奠定了传统词学柔媚婉约的本色基调,北宋词人主要在内容上对词作新的突破,南宋词人则主要在词乐、词律上将词体与诗体区别开。清代是词学的总结期,集成式词学文献总集的汇纂、词韵词律的考订、杂体词的大量涌现,都表明词这一诗歌体裁最终取得了独立的文学地位。本文对历代词学家的尊体观念进行了概览式考查,给＂尊体＂说以一个比较明晰的线索。     

词学尊体研究综述

关于词学理论中“尊体”现象的研究,一直是近年来研究者颇为关注的命题,以此作为审视词论的新视角,展开词学发展的重新解读。文章全面梳理过去相关论文,对其内容进行剖析和探讨,以期对于各文体尊体现象研究予以启示。     

清代词学尊体与古代文学价值观

清代词学推尊词体。为此,清代词论家批评了明人词作疏于词律之弊,扫荡了明词的淫摩浮艳之风,纠正了自宋以来轻视词体的观念;同时,边破边立,从为词正名、为词探源、标榜比兴寄托、鼓吹“词亦有史”等几十方面确立词体的地位、扩充其社会意义。这样一来,清代词体的功能便由一元向多元发展;其根本动因就在于它对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的认同,清代词学尊体的实质也正在于斯。     

周济词渊源论

周济的文学成就不仅表现在词学理论上,也表现在词的创作上。作为一个继承性多于开创性的词人,他的词作可看作他的理论的阐释和补充。周济词作运古而能出新,大体可概括为:继承花间词风,注入身世感慨,创作出“蕴藉”的小词;轨模南宋咏物词,创作出具有深湛之思的“寄托”之作;学习周邦彦的“钩勒”,创作出“浑厚”之作。     

论曹贞吉词的词学尊体价值

曹贞吉词因与曹尔堪词并称为“南北曹”而名噪清初词坛,并成为惟一入选《四库全书》的词人,曹氏词作在清初词坛的地位和影响,我认为不仅仅是因为曹氏词作“取径较正”,“在国初诸老中最为大雅”,还在于他以词作实践诠释了清初词学观念的变化。曹贞吉主张师法前代词人神理,反对形式上的模仿,论词以神理为主,不刻意轩轾婉约、豪放词风,将诗歌的联章、比兴和以文为词等手法引入词体,体现了曹贞吉词作推尊词体的价值。     

论清词“尊体”说

本文从历史、词人、词论与作品的结合上，论述了“词学滥觞于唐，流衍于五代，极于宋而剥于明，至清乃复兴”。清词的“复兴”表现在“尊词体”上。词从过去被视为“小道”、“小技”、“艳科”、“诗庄词媚”到词有“见识多，说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词亦有史”的作用，使词获得尊体的地位。“尊词体”同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冲破传统桎梏的过程。但只有进入清代，才步上轨道，而成为作家、评论家以至社会舆论的共识。     

常州词派的尊体论

有清一代的词学家都力图改变词为“小道”、“末枝”的局面，使之自觉地表现出重大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感表世界，常州词派进一步从词的起源，言情等角度来论证“诗词一理”的主张，从而达到推尊词体的目的，他们突出词的表意情，强调词人精神情操的培养，提倡雅正的词风，体现出鲜明的道德伦理性和政治责任感。     

清代词学尊体与古代文学价值观

清代词学推尊词体。为此,清代词论家批评了明人词作疏于词律之弊,扫荡了明词的淫靡浮艳之风,纠正了自宋以来轻视词体的观念;同时,边破边立,从为词正名、为词探源、标榜比兴寄托、鼓吹“词亦有史”等几个方面确立词体的地位,扩充其社会意义。这样一来,清代词体的功能便由一元向多元发展;其根本动因就在于它对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的认同,清代词学尊体的实质也正在于斯。     

《梦桐词话》的词学思想

唐圭璋先生一生致力于钻研词学,他的词学思想既发轫于前人,又独有创新,归纳如下：一方面,词的创作旨法上,主张雅、婉、厚、亮,注重词的谋篇布局、用词下字,强调词作的真情实感以及音乐性;另一方面,词学研究方法上,重视运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文献意识很强,主张品读优秀的选本,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进行词学研究,做到实事求是。     

《花间集》批评与词的体性论的深化

人们对词体体性的认识首先通过对《花间集》的体认得来,并伴随着词学的发展而逐渐具体和清晰。晚唐五代,《花间集》成为艳词理论的代言,北宋词体观在极大程度上是从《花间》词中概括出来的,强调词体应具备儿女之情与柔婉之风的独特格调,并从中总结和确立了“词为艳科”的观念,明人则明确地把言情视为词体最基本的艺术特质,清人在普遍肯定词之言情的前提和基础上,开始以《风》、《骚》之义来规范词体体性的情感内蕴,并且肯定了词绮靡艳丽、哀怨悱恻、情深语艳、雅艳相资等迥异于诗歌的外在体貌。     

李清照《词论》浅谈

李清照《词论》勾勒了词至北宋的发展简史,历评前辈与同辈词人,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重要观点,强调词与诗别,在词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词论》意在为时人作词设立标准,故不可不要求严格;“别是一家”不仅在于词要协音律,更在于词的内容特色,着眼于词专主情致,长于抒情的特色;《词论》是苏词和柳词流行于北宋词坛的必然产物。     

周敦颐的"诚"本论阐微

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把道教和儒家的思想进行了整合,建立了以"诚"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指出"诚"是天道与人道的共同品质和最高原则,将其提升到了道德哲学的本体论高度,为宋明理学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仲殊词浅谈

宋代僧人仲殊,苏轼称其"胸中无一毫发事",有词集《宝月集》一卷。其词作清丽婉转,与世俗情愫无异,甚至也具脂粉气,然仲殊词亦透露出某种佛家超然的清净意韵,这是由于其僧侣生活圈子相对狭小,作为一个俗世生活的观望者所产生的距离上的清净感,以及花间范式的写作方式造成的清净之意。一名高僧写如此世俗化的词作,是宋代佛家世俗化以及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试论况周颐及其词

况周颐的生卒年,通行的说法是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卒于民国十五年(1926),享年六十八。本文认为应是生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卒于民国十五年,实足年龄应是六十六。“享年六十八”的说法是据上海虚两岁的计算法。况周颐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由四川入京前为第一时期,这个时期他是目空一切的。入京以后到辛亥革命为第二时期,这个时期是他做官、任教时期。辛亥革命后在上海的遗老生活时期是第三时期。况周颐是尊崇词体的,他论词的审美原则是：(一)襟抱;(二)重、拙、大——“重”和“大”之间有区别,但基本内涵都是一个“真”字,因此,王鹏运、况周颐都常把“重”、“大”联用。“拙”是指创作方法;(三)守律。况周颐词作途程极长,所以不完全符合他逐步形成的论词主张,但和他的生活途程却是紧密相连的。据其《餐樱词自序》所云,可分为三个时期：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十三年(1887)为第一期。这时期的词作多为“少年兴会”或“为赋新词强说愁”之类。光绪十四年(1888)二月入都至辛亥革命后到上海之前为第二期。这时期的词主要是从不同角度表达其爱国之情。况氏说他这时期的词“笔力千钧,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极词家明转之说。与早岁所作又不相侔矣。”宣统三年至上海到民国十五年逝世为第三期。这时期词主要是写沦落之感、沧桑之悲、故国之思。充分表现了晚清遗老的思想感情。词风委婉缠绵。况周颐词小令近淮海、小山,长调类清真、梅溪。有着深深的个人和时代的印记,和清代其他许多词人不一样, 在清代词史上有着不同一般的地位。     

"以诗为词"与"别是一家" --论苏轼、李清照词论的殊途同归

苏轼“以诗为词”与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理论主张，具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他们词论最大的共通性在于，都在努力地推尊词体，维护词体高雅的格调。     

论况周颐《蕙风词话》的词学主体性理论

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突出了词学主体性意识，他通过“词心”——“词境”以强调创作主体性；“缔构”——“俱化”以强调欣赏主体性；“重、拙、大”以强调批评主体性，使其词学和词论具有鲜明的特色，初步形成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词学主体性理论，既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总结，又是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启迪，具有了承上启下的意义。     

宋词之演进与《词论》的理论视角

《词论》是李清照阐述其创作理念的一篇词学专论,文本对词人的评价,大胆直率,文风犀利。本文通过探讨《词论》的理论建构与宋词演进过程中的内在联系,以及对作者试图勾勒文学形式之努力,揭示其理论创见与艺术实践上的统一性和自觉性。     

周邦彦词的历史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

周邦彦的词技巧很高,不论长调、小令,均见功力,影响深远。后世评家多有褒评,可见周在词的发展方面贡献之大。周精通音律,其词善于融化唐人诗句隐括入律,典丽精工,法度缜密,后人多尊为词家正宗,以为词家之有周邦彦,犹如诗家之有杜甫。周词亦有缺点,如较少反映当时现实,思想性不高,过分追求词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