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玄文论管窥

欧阳玄文论是元中期文道合一思潮下的产物,它建基于“文本于道”的文学岙体论,并据此建立了“诗得乎性情”的文学创作发生论和“深厚悠长之味溢出言表”的文学风格论,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鲜明地体现了欧阳玄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文论特点。     

经学元典与古代文论体系

古代文论具有体系性已成为当下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在经学元典中已露端倪.因为以"十三经"为代表的经学元典包蕴着丰富的文论思想,主要涉及文学本体论、创作论、功用价值论、作品论、文学发展论、文学批评论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古代文论体系的主体理论.经学元典中的文论观点作为古代文论的元初思想虽然在论述的具体性、细致性等方面还不够充分,但由于大多数观点是从哲学观念或对社会人生重大问题看法的角度提出,所涉及的问题具有较深的层次,体现着文学活动的基本规律,因而对后世的文论建构具有支配性作用.经学元典中所提出的"言志"说、"吟咏情性"说、"感物生情"说、"教化"说、"美刺"说、"治世"说、"惩恶劝善"说、"文质彬彬"说、"通变"说等构成了古代文学本体论、创作论、功用价值论、作品论及文学发展论的核心观点.此外,经学元典所涉及的文学批评原则、方法及标准等对其后的文学批评都有重大影响.后世文论家通过对经学元典中文论思想的深化阐发和开拓发展,建构了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因此,经学元典中的文论思想实际上构成了古代文论体系的思想源头.     

论曹丕文论价值取向与建安七子的创作差异

曹丕文论价值研究,前贤学者多侧重于对其"气"之内涵的研究,并且认为曹丕在其文中提出了一个文学标准问题。但曹丕在文中对"气"之内涵语焉不详,难以确证。在借鉴前贤的基础上,延伸对比研究曹丕在其文中所评价的"建安七子"的文学创作,在其价值标准和实际创作情形的差异研究中,认为曹丕《典论·论文》文学标准不是关键,文论价值重点在于"文学政治论",是以文学论政治的典范,其中心在于政治。     

对汤显祖"唯情论"的再思考

汤显祖以"唯情论"为创作理念,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但关于唯情论的研究在国内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传统文论话语空间不足和文学市场化的背景下,再次反思"唯情论"的理论内涵和时代意义,仍对传统古代文论思想研究和当前的文学创作有指导意义,并对以美育为发展方向的人文教育给予启发.     

日本古代文论的千年流变与五大论题

包括汉诗论、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戏剧论、物语论在内的日本古代文论,从中国古典文论的引进、套用和初步消化,到中国文论的吸收、利用和主体性的确立,再到理论的成熟及对中国文论的跨越,经历了一千年的历史流变,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五大基本论题。一是"慰"论的文学功能论,将心理情感的慰藉作用作为文学的根本功能;二是"幽玄"的审美形态论,把超现实的幽深、神秘、暧昧模糊、间接,作为最高的审美形态;三是"物哀"及"知物哀"的审美感兴论,把激发与打动超越社会功利道德的纯粹人情,作为审美感兴之所在;四是"寂"的审美态度论,提倡观"寂色"、听"寂声"、修"寂心",以此作为诗人作家的审美境界;五是"物纷"创作方法论,提倡如实地、原生态地呈现人间生活的全部纷然复杂性。这些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日本古代文论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特色。     

西方文论语境下日本近代文论的转换与回归

纵观日本文学文化批评理论,如果说日本古代文论的起源和发展深深烙上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印记,那么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近代文论则是在西方文论的语境下产生发展,借用西方文论的话语完成演进和转换,并在"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文化精神中实现调整和回归的。     

“原人文学论”:古今文论的联结点

古代文论走进当代文论研究界的当务之急,走进当代的关键,在于必须找出古今论的联结点。“原人文学论”是古今文论的联结点,因为此命题与当代文论中的“文学即人学”相通不悖,二者共揭示了古今文学皆以“人”为本的思想。     

新时期初“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生成肌理

围绕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通过对新时期初期的"形象的表现"、"美学的反映"、"形式分析"与"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的主体性"的复杂关联,探讨新时期初文论界是如何摆脱文学的从属论、逐步确认文学的独特性的.     

文论教材建设中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关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改革与建设的思考之一

20世纪中国百年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中普遍存在着文学本质主义的思想倾向。1960年代的文论教材做出了摆脱苏联模式的努力,1980、1990年代的文论教材以审美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置换意识形态论,但都并没有突破文学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框架。新世纪以来的新锐文论教材打出了反本质主义的旗号,却没能找到反本质主义之后文论教材建设的康庄之路。以文学存在方式代替文学本质作为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的基本文学观念值得提倡。     

新时期初文学的“去政治化”及其叙述策略

新时期初的文论界通过争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通过对"工具论"、"从属论"的反拨,形成了"去政治化"的思想认识倾向,围绕着对艺术特征、美学的规律的肯定,强调以生活至高论代替政治至上论,以广义政治论取代狭义政治论,从坚持他律论到坚持自律论,试图完成文学"去政治化"的理论建构.     

北方理学薪火的传承地——百泉书院探微

百泉书院的前身为太极书院,其兴起与邵雍等诸位理学大师倡道苏门山密切相关。至元,理学名家姚枢、赵复、许衡、窦默等纷纷栖居苏门讲学,使书院很快成为北方理学传播的中心。明代经多次修葺,书院制度日臻完善。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任主讲多年,使书院再度成为北方人文荟萃之地。因而,百泉书院在中国理学及书院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种考察清代哲学的新视角--清初朱子学的理论价值及历史意义

如何全面而准确地评价清代学术,历来各家说法多不一致。本文认为,清代初期,思想学术的主流是复兴的程朱理学,这种复兴的程朱理学被称为“清初朱子学”,清初朱子学在理论的致思方向、学术的侧重面、思想的方法等都与传统理学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它是理学在清初的新生形态。它从朱子的格致之学中引出“经世致用”之学,从阳明的“良知”之学中引出“实践”(切实践履)之学,再把二者有机融合．构筑一种“事理”之学即经世理学。它在清初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促进民族的融合、维护社会的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汪克宽

汪克宽是元末明初新安理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治学以朱子学为宗,阐明、发展朱子之学是他一生的追求。他的治学以《春秋》为主,同时重视对”三礼“的研究,著书立说,教授乡里。汪克宽的这些学术活动对新安理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影响颇深。     

宋明理学的秩序重建向度及其内在理路阐析

作为一种切于时需的兼具思辩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价值哲学,宋明理学的主旨并非对天道、性命进行纯粹的抽象思辩,而是为现实政治秩序重建进行哲学奠基.在天理本体秩序的范导下,理学家的政治秩序呈现为刚性秩序与柔性秩序的统一.立足于心性论,理学家为政治秩序建构开掘出深沉的人性根基和相应的价值向度.在实现方式上,他们希望通过君以行道或士以行道的方式建构出和谐稳定、天理流行的世界.就内在理路讲,理学家将政治秩序建构的逻辑起点归结为人,但随着人的道德理性对人的知性与感性的压制,人终蜕变为道德化的抽象存在,秩序建构之有生命性的逻辑根基丧失了,理学家的政治秩序势必走向僵化.依此秩序建构之理路,晚明心学高扬人的感性欲求,现代新儒家努力开显人的知性之维,绝非历史的偶然.     

夏东岩理学思想引论

夏东岩晚年方有意于学问。其一禀吴与弼（康斋）、娄谅（一斋）崇仁学正统思想体系,坚持朱子理学规范,反对阳明心学,尝试矫正阳明心学之弊,使明代儒学向实用理学回归。但由于他所坚持的朱子学是被吴康斋、娄一斋心学化、主观化的理学,故其思想处处显示出陆王心学色彩,被后人认定为“禅学”。这显然是他竭力要避免的。本文深入夏东岩遗著,试图探明其思想本色,明确其明代思想史地位。     

牟宗三与殷海光——兼论当代新儒家与自由主义（下）

牟宗三与殷海光之间的断交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一桩重大公案,直接引发了中国当代自由主义者与新儒家之间的大论战,关联到众多学术人物与学派,尤其是与中国当代思想史以及现实社会的历史进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文章以大量翔实史料为基础,对这桩学术公案以及相关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地考察与论述,回顾与反省了中国当代两大学派：自由主义与新儒家之间在思想上从交往互动到对立、冲突与论战,再到对立、冲突消解而趋于一致的历史和前景;指出：“‘一个继承五四自由主义传统,而不受五四反传统思想所囿的新时代的到临。’是当代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共同期盼。”     

元代河北书院述论（上）

由于理学北传以及元朝政府对书院扶持政策等各种因素的促动,元代河北书院处于上升状态,不仅数量骤增,而且涌现了以封龙书院为代表的一些著名书院。此期河北书院不仅传播理学及经史道德,而且也实施科技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由此体现了其与南方书院以程朱理学及科举考试为中心的别样特色。     

道德境界的审美化——理学美学新探

宋明理学具有道德论与宇宙观相结合的特征,它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其实也是一种审美境界,理学的“乐”范畴则标志着对这种本体境界的感受与体认,标志着理学道德境界审美化的理论完成,理学的文艺美学思想则明显具有以理抑情的特征.宋明理学把道德境界审美化,使“境界”由艺术而走向了人生与生活,这或许才是理学美学对中国美学的贡献所在.     

元代河北书院述论（下）

由于理学北传以及元朝政府对书院扶持政策等各种因素的促动,元代河北书院处于上升状态,不仅数量骤增,而且涌现了以封龙书院为代表的一些著名书院。此期河北书院不仅传播理学及经史道德,而且也实施科技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由此体现了其与南方书院以程朱理学及科举考试为中心的别样特色。     

元代河北书院述论(上)

由于理学北传以及元朝政府对书院扶持政策等各种因素的促动,元代河北书院处于上升状态,不仅数量骤增,而且涌现了以封龙书院为代表的一些著名书院。此期河北书院不仅传播理学及经史道德,而且也实施科技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由此体现了其与南方书院以程朱理学及科举考试为中心的别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