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媒体经营管理思想和实践的启示

胡政之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全才,他从1913年担任《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到1949年在新记《大公报》总经理兼副总编辑的岗位上去世,在新闻界一共打拼了37年。他曾经担任过《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经理兼总编辑,创办《新社会报》,主持《国闻周报》,担任新记《大公报》的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中国近代民营报业经营方略（下）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创办人是英敛之。到1916年9月，英敛之把《大公报》售与王郅隆、王接办至1925年11月27日停刊。9个月后、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组成“新记公司”、决定接办曾红极一时．如今却因经营困难而巳停刊的天津《大公报》。“新记”是标志与前《大公报》的区别。     

新记《大公报》初创时期的社评探析

创刊百余年的《大公报》经历过众多历史阶段,曾分属不同报人或办报团体,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的新记《大公报》将这张百年老报带向了辉煌。复刊初期的《大公报》以“敢言”著称,以张季鸾为核心人物,由胡政之、吴鼎昌组成社评团队,及至后来加入的王芸生、徐铸成、李纯青、曹谷冰等人,都是通过《大公报》社评来反映自身对时局的态度和表达他们所代表的丈人立场。本文拟从新记《大公报》在1926年9月至1928年9月期间的社评中,总结出该时期《大公报》的立论基础和写作特色,并折射出《大公报》一批丈人所坚持的“文人论政”思想。     

报人张季鸾对新记《大公报》影响探究

现代学界对新记《大公报》的成功主要归结为三点: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管理、张季鸾的笔。本文意在通过研究新记《大公报》时期张季鸾其人、其办报思想以及张季鸾所取得的成就,揭示主笔张季鸾在此过程中对报纸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大公报》值得研究——《新记大公报史稿》读后

撰写《新记大公报史稿》之前,吴廷俊同志曾化四年时间通读了新记公司时期的全部《大公报》,并作了数百万字的详细摘记,大致把握了《大公报》的思想脉络。但是报社内情往往无法从报纸版面上反映出来,他还得虚心地向《大公报》旧人了解和请教,并广泛搜集有关《大公报》的史科和回忆文章。到了动笔撰稿的时候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难怪写书成了他游刃有余的乐事。我浏览这部书的感觉,仿佛在聆听老朋友娓娓而谈,作者谈起当年《大公报》的往事,可谓历历如数家珍。由此而悟出一条治学的真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学术成果偏爱勤于学习、勤于思     

《大公报》的经营管理方略初探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走过了不平几的一百多年。百年是一个传承、变革的过程,其中新记时期是其影响最大、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吴鼎昌坚持资金独立,张季鸾提出“四不主义”方针,胡政之坚持“营业与事业并行”的理念,开启了《大公报》的华丽篇章。     

新记公司《大公报》改革成效研究文献综述

在《大公报》的百年沧桑中,其最受争议的发展阶段是新记公司主持阶段。本文通过书籍查阅和知网文献搜索,对新记《大公报》的历史研究成果按新闻、评论、广告、专刊和副刊五个类目进行分类归纳,目的在于让读者更直观地看到新记《大公报》的变化以及改革后的《大公报》对社会乃至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试析张季鸾报刊思想的传统原动力归属

张季鸾的报刊活动主要集中于新记《大公报》时期,报刊思想主要包括"‘四不’方针"、"文人论政"和"报恩主义"三个部分。张季鸾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体系影响,养成了其特有的文人办报气质,成就了新记《大公报》的辉煌传奇。张季鸾主笔《大公报》言论的成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滋润和影响的结果,本质上是中国传统原动力驱使与策动的结果。     

双重语境中的新记《大公报》

百年《大公报》最辉煌时莫过于新记时期,新记《大公报》既达到了文人论政的巅峰,又成为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先行者,其"四不方针"的提出义正言辞、铿锵有力,揭去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面纱,又赋予文人论政以新的生命力。如果说新闻专业主义是新记《大公报》新闻思想的基础,那它所传承的文人论政就是其新闻思想的本质精神,两者在中国这一复杂多变的环境构成中交织相融,成就了它的辉煌,使之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一个时代的华章。     

张季鸾与《大公报》

1926年9月,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组成的“三驾马车”,以5万元资金为本钱,盘购了旧《大公报》馆,新记公司大公报就此续刊.以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组成的新记公司大公报里,张季鸾主持笔政,是《大公报》实际上的台柱子和挂帅人物.     

浅析新记《大公报》群英荟萃的盛景

【摘要】见证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年《大公报》,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为之骄傲和自豪。关于这位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我们有太多的感慨。然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1926年新记《大公报》开辟出的群英荟萃之盛景。那一段时光,是《大公报》人才辈出、熠熠生辉的时光。本文从重视人才、挑选人才、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四个方面,对新记《大公报》群英荟萃的局面略作探讨。     

影响中国的新闻人

费彝民（1908—1988），著名新闻工作者。江苏吴江人．1925年北京高等法文学堂毕业。1930年起在《大公报》历任编辑部记者，经济课主任，总稽核．上海分馆社评委员。1931年任《大公报》驻沈阳通讯员、1945年任上海《大公报》副经理。同年应邀赴台北参加日本投降仪式，并发表长篇报告。1948年《大公报》在香港复刊，     

胡政之初进大公报

胡政之先生早年曾投身报界,但他正式从事新闻工作,是从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开始的。此后,他以成功地主持新记《大公报》而享誉报界,并成为闻名国中的“社会贤达”。了解胡政之在《大公报》早期的工作经历,不仅对深入了解胡政之日后成功的原因,而且对了解本世纪第二个10年的后期中国报界状况,均多裨益。     

张季鸾办报的核心理念

新记《大公报》著名的“四不”办报方针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美名,张季鸾在《大公报》此段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成就了新记《大公报》.本文通过具体事件探讨了张季鸾办报核心理念的缘起、体现和意义,以期对我国的优良传统进行颂扬,并对现代办报人有所启迪.     

评王芸生的两次思想转变

1929年,王芸生因为和张季鸾打笔仗而进入新记《大公报》。从此以后,王芸生的命运便同《大公报》不可分割了。自1941年总编张季鸾去世,王芸生便成为《大公报》的总编,一直到1966年《大公报》停刊。在历史变革中,这位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报人其思想历程也经历了许多变化。     

《国闻通讯社》和旧《大公报》

《国闻通讯社》曾是《大公报》(新记)的姊妹企业,而且可以说,它是《大公报》的母体。这不仅因为旧《大公报》革创时期的“班底”大多是从《国闻社》调集的,而且作为《大公报》的三“巨头”——吴鼎昌、胡改之、张季鸾也是在创刊《国闻周报》之初,开始紧密结合的。他们三人,在早年同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但大概只是泛泛之交。归国以后,就各奔前程。吴、张二人,都挂籍同盟会;而吴在清末,就进了大清银行(中国     

质疑新记《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

“小骂大帮忙”长期被用来作为对新记《大公报》所持立场的评价。检视《大公报》 192 6～ 1949年间的实际表现 ,不难发现 ,《大公报》对国共两党都有“骂” ,也都有“帮忙” ,要衡量“大”与“小”是困难的。分析《大公报》的办报思想 ,它基本坚持了其创刊宣称的“四不主义” ,也找不到“小骂大帮忙”的理论来源。本此两点 ,“小骂大帮忙”不是对于新记《大公报》客观和科学的评价。     

“大公报社新记公司”从成立、发展到消亡

“大公报社新记公司”从1926年至1949年共经营23年。它实际上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办的。在他们三人合办以前,《大公报》早于1902年创刊。创办人英敛之经营到1916年转售至王郅隆,王接办后于1925年11月停刊。中断9个月后,由吴、胡、张三人接办,于1926年9月1日续刊。续刊后,报名虽仍称《大公报》,但实际上已改由新记公司经营了。     

新记《大公报》人才培养成功之道剖析

《大公报》人才辈出,原因何在?本文从知人善任的人才选拔机制、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企业民主制度管理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新记《大公报》用人育人的成功秘诀。     

新记《大公报》体育新闻传播的特色

体育是大众传播重要的信息源。新记《大公报》的体育新闻传播,不仅反映了报人坚持正确体育新闻传播观的一份执着,而且折射出近代知识分子对国民素质的人文关怀以及对体育强国的理想追求。虽然新记《大公报》所处时代已然成为历史,但是它在体育新闻传播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宝贵教训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本文将侧重分析新记《大公报》特色鲜明的体育新闻传播观和特色鲜明的体育新闻采编业务,以期丰富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