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与陈独秀交往考述

刘文典与陈独秀都是近代皖籍著名的学者,两人一生的关系基本是亦师亦友。在长期的交往中,陈独秀对刘文典大力提携,而刘文典积极呼应和支持陈独秀早期各种活动。刘、陈二人最后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交往疏远。     

《竹林名士与陈寅恪》重版题记

《竹林名士与陈寅恪》(增订本)已经编成,即将再版。作者为此特别撰写了"重版题记",其中谈到目前学术界的若干问题,可供读者了解有关的学术动态。     

刘文典的狂与真

现代史是一个狂人辈出的时代.但有的人是真狂,有的人是佯狂;有的狂是人性的抒发,除狂无以寄托,有的狂则是为了狂以外的目的,所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虽然,为利益狂似乎可以原谅宽恕.在这些狂狷之士中,刘文典算得了一个响当当的汉子.     

潇洒莫如刘文典

沈从文先生讲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     

敦煌学与陈寅恪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陈寅恪有关《敦煌零拾》读书札记为中心

对于敦煌学学科的建立,陈寅恪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充分利用海外敦煌文献,对残留于国内的有关文献进行比对研究,由此生发出对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古代文学、语言、宗教和历史方面的深入研究,他对《敦煌零拾》所作札记以及由此所写数篇论文就是这方面的极好展示。由其所作札记及所撰写论文的比较中,还可以发现陈寅恪独特的治学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他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演变所具有的宽广视野和悲天悯人的胸怀。     

刘文典对日本问题的思考与研究

刘文典对于日本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是刘文典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源。他不仅体现了刘文典深切的爱国情怀,同时以敏锐的洞察力、独到的认知力以及超前的判断力,就日本问题研究（日本学)、如何处理中日关系以及如何判断时局发表了大量服务抗战的文章。重温这些思想成果,对于如何认识与处理中日关系、树立自强自立、知彼知己的求进心态、警惕日本右翼思想与军国倾向、理性务实处理中日纠纷的做法都具有借鉴与启示的现实意义。     

陈寅恪与藏学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藏学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即：陈寅恪治藏学的缘起;陈寅恪的藏学功力;陈寅恪在藏学领域的论述对陈寅恪与中国藏学的关系作一“查漏补阙”式的论述。     

陈寅恪与唯物史观

陈寅恪的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可梳理为两个层面:在单纯的方法论层面,陈寅恪受到近代社会学方法的潜在影响,重视社会群体本位和经济因素,与唯物史观有一定的趋同之处;但在学术与政治交涉的层面,他强调学术独立,拒绝政治对学术的干扰,跟意识形态化的唯物史观又是截然对立的。     

陈寅恪与西夏学

20世纪初,随着大量西夏文献陆续现世,现代西夏学在多国兴起。中国学人以罗振玉父子为代表率先参与其中。陈寅恪先生留学期间曾研习比较语言学和包括西夏文在内的多种东方古语文,归国任教后为朱希祖等人提供西夏学国际研究动态。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巨款抢救大批西夏文献,陈氏参与审查藏品,进行初步研究,并发表两篇论文。虽然此后他未继续有关研究,但其视野与方法有开风气、示正轨的意义。此外,陈氏还培养学生王静如投身新兴的西夏学研究,同国际学界对话。王氏荣获世界汉学至高荣誉,并为国内现代西夏学奠定基础。陈寅恪对西夏学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其学术史的贡献与意涵尚未获得充分的梳理及阐发。     

清季学术新潮流述论

清季,中国学术随着世事剧变出现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并逐渐转化为波澜壮阔的学术新潮流,其中,以中西交融和经学边缘化、史学中心化最具影响力,最有导向作用,体现了学术闫势,并规定了此后的学术发展方向。     

略论刘文典的学术思想

分析了刘文典整体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将其学术思想的主要观点概括为4个方面：①重视实证,“一字之微,徵及万卷”;②主张学术救国,研究应该经世致用;③主张中西学术互相沟通;④在学术发展上刘文典坚决支持“百家争鸣”.认为他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柳亚子陈英士关系论

柳亚子与陈英士同为南社成员，又同是同盟会中的骨干分子。辛亥革命前后，柳亚子主要以南社为基地，以文学为武器，宣传革命思想；而陈英士则以同盟会为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他们文武互补，密切配合，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从“陈寅恪热”看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

90年代学界的"陈寅恪热"与国学研究的兴起,意味着中国史学的一系列变化。无论是在看待史学研究的价值、史学思想,还是士学研究的取向、史学方法上,90年代的学人及学风与8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从学界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与推崇中可以看出。"陈寅恪热"实际上是9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范式变化的信号与标志。     

学术史视角下的当代中国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史在体制化与学术化的双重进程中,已成长为中国历史学领域中一门新兴且显要的学科。从学术史的角度观之,它的研究历程经历了从通史研究到专题史研究的嬗变,研究旨趣经历了从宏大叙事到实证分析的转移。这直接体现为近年来在冷战中国史、人民公社史、“大跃进”、学术争鸣等问题研究中呈现出的新气象。目前的研究,在学科特性的认知、史料获取的路径、史观与方法的构建、“碎片化”的研究状态、二元研究格局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未来的研究将在回应上述问题的同时,通过加强科际整合与学科共同体内外的对话而整体协作式推进。     

陈子展与中国近代文学史建构

作为最早以＂史＂出现的两部主要属于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学史专著,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建构历程中有着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尽管其文学史观明显受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影响,由于其所具有的独立不倚的学术品格和无征不信的严谨学风,又使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胡著,得出许多创见,并以其长久的学术生命力或明或暗地参与了与其后逐渐建构起来的近代文学史的对话,为推进近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全面和公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陶渊明饮酒诗的修辞意象连贯解析

《饮酒》二十首中的意象都是经过作者精心提炼和挑选的,它们不是随意堆砌的,而是有着自己的组合方式。这些意象之间并没有十分明显的联系标志,但却都有指向一致的内在意义,归纳起来,《饮酒》二十首主要用到的意象组合方式有并置式组合、递进式组合、交错式组合和突反式组合几种形式。     

刘大年先生的学术风范

刘大年先生是新中国历史学的重要开拓者。他的学术风范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以下两项尤有教育意义:一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同时又以开放、进取的心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二是在长期的史学研究中,他善于创造性地解决重大问题,推进史学的前进。     

陈寅恪论(下)

通过对陈寅恪学术贡献与学术观点的评估、对陈寅恪人格特征与化取向的剖析、对陈寅恪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对全面评价陈寅恪的若干思考，可得出结论，陈寅恪存在理智与情感的尖锐矛盾，理智上能清醒地看到中国旧化必然歇绝的历史命运，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化的深深眷恋。不仅陈寅恪的《诗集》，而且陈寅恪的全部作，都是对这一化的余音不绝的挽歌。陈寅恪的思想基础不是人本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他所追求和维护的不是“天下万世之真理”，而是囿于一时间(前现代)、一地域(封建中国)的终将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的纲常名教。陈寅恪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     

陈垣与岑仲勉的学术交往

陈垣作为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不仅治学严谨、成果斐然,而且交游广阔,对同仁、后辈的鼓励和提携不遗余力。岑仲勉史学成就的取得,就有陈垣的提携之功。二人在学术上彼此倾服,相互切磋,结下了深厚友谊,共同推动了史学发展。陈、岑二人的学术交往,永远值得后辈钦佩和学习。     

陈亮、刘过词之比较

陈亮,刘过,在词史上并驾齐驱,然词毕竟有各自的个性特色,因此,有仔细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