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选择

在能源短缺、气候变暖以及经济发展缓慢的困境下,人类社会急需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以减少对石化能源的依赖、开发利用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选择政策工具,选择什么类型的政策工具才能有效地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区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机制研究

从城市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意味着一种从管理到服务的理念转变。依据政府行政力量和社区自治力量的大小,可以将城市社区划分为治理缺陷型、政府主导型、合作型和自治型社区。城市社区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受制于取决于政府行政力量和社区自治力量两个变量的大小,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治理在选择政策工具时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抉择。     

我国工业互联网的政策焦点变迁与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当前,我国制造业企业正面临外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挑战,我国工业互联网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的提升成为新发展格局下支撑制造业企业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协同,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因此,优化相关政策工具与布局重点对于提升我国工业互联网服务支撑能力具有关键意义。然而,现有研究对于工业互联网创新政策的关注比较缺乏,并未从政策工具焦点演化的特征与底层逻辑对相关创新政策进行系统分析和把握。亟需基于对我国工业互联网政策系统的梳理,剖析我国工业互联网政策布局的重点与挑战,优化我国工业互联网政策工具选择。因此,研究基于政策工具相关理论,对我国工业互联网2015—2022年的创新政策文本进行关键词语云与高频词聚类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工业互联网创新政策的焦点从“工业基础建设”“生产应用网络系统构建”转变到“标准体系建设”“工业互联网应用推广”,政策工具从“供给侧政策工具”为主演化到“供给侧与环境侧政策工具相对均衡”,企业发展特征从“应用场景探索”“技术能力提升”发展到“创新生态培育”。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中建议进一步优化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完善技术标准体系等供给型政策;针对现有“需求侧政策工具”的应用较为有限情况,强化需求的牵引作用;在环境型政策工具方面,优化监管政策,提升治理水平。     

政府资助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理论分析与政策工具选择

这篇论文主要阐述了政府资助对私人部门技术创新的影响。政府对私人部门进行资助的政策工具主要有政府担保、贴息、贷款,税收刺激和公共研究,这些政策工具除了能促进私人部门的技术创新活动外,也有相互之间的牵制、替代和补充作用。政府资助的效果随总量增加而增加,达到某一极值后就会下降,论文的结论对于政府制订促进私人部门技术创新的资助政策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韩两国技术创新政策对比研究——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执行维度

将计量分析方法引进技术创新政策研究领域,以中国和韩国两国1992—2014年间的544条技术创新政策为研究样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协同与执行为基本维度,从政策为对象提供的收益、政策激励对象活动类型或能力发展类型、政策的宏观目标等方面将技术创新政策文本转化为半结构化数据。并对比分析了中韩两国技术创新政策的差异及其历史演变路径。研究发现:中韩两国技术创新政策执行方面呈现地方化的趋势,但是我国地方执行趋势较为缓慢;韩国技术创新政策逐渐开始关注企业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发展,以及参与技术创新主体之间的互补作用,技术创新政策呈现出去财政化的趋势。     

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视角下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内容分析

[目的/意义]对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文本进行分析,为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体系完善提供依据为目标。[方法/过程]引入内容分析方法,从政策工具、政策主题、政策利益相关者三个维度构建政策分析框架对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展开研究。[结果/结论]2001—2018年间强制性政策占据了政策的绝大部分;政策主题结构较为单一,以机制建立类政策为主,预警与技术支撑类政策发展不足;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政策制定主体种类较少。维度协同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对政府的约束力度最强且存在较多政策空白。今后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要坚持政策工具运用的多元化,注重政策执行的协同化。     

政策力度、政策稳定性、政策工具与创新绩效-基于2000-2009年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科技政策实施结果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估对政府完善科技政策意义重大。本文以国家层面发布的与产业技术创新相关性最强的454条技术创新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2000-2009年产业面板数据,对政策力度、政策稳定性与创新绩效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政策力度对技术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对经济绩效不显著;政策的不稳定性会抑制政策对技术绩效的激励;政策对绩效作用存在滞后效应。比较不同政策工具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供给政策对创新的技术绩效有激励作用,环境政策对技术绩效和经济绩效有激励作用,需求政策对经济绩效作用显著。最后,提出应加大需求政策供给力度,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相关建议。     

法律形式、政策工具与社会企业发展

在已有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变量,并假设社会企业法律形式、政策工具与社会企业发展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两者的选择与组合受到所在国家和地区政策环境的影响。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8个制定社会企业政策的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有利的内部政策环境是促进该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充分条件,社会企业法律形式和政策工具之间则存在多种匹配关系进一步地,对不同国家政策实践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从而展示了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不同政策路径。本研究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社会企业研究的公共政策视角,还从实践角度为我国促进社会企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客户全生命周期利润预测方法的研究

客户全生命周期利润(CLP)是判别客户对公司价值大小的标准,但如何预测CLP是一个至今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依据客户历史利润与以往客户利润曲线案例的拟合情况来预测客户未来利润模式,进而预测CLP的拟合法。该方法基于交易数据进行预测,克服了现有客户事件法预测结果过多依赖于预测者主观判断的缺陷;可评估每个客户对公司的价值并据此分配公司资源,克服了现有Dwyer法只能按组预测而不能在客户级上预测CLP的缺陷。本文详细讨论了拟合法预测CLP的原理和数学模式。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及政策选择

通过对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对克鲁格曼模型进行了分层改造,并设监控指标,从而使汇率目标区重现生机.进而认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汇率目标区双层监控模型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合意的选择,汇率目标区制度的设计符合中国金融市场渐进式的开放路径,并提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相应配套政策措施。     

特殊时期科技政策制定的几个问题

本文详细地分析了特殊时期科技政策制定的主体选择问题、特殊时期科技政策的时效性以及政策制定的组织模式问题 ,结合中国的实际 ,给出了一些策略选择     

探析高科技企业的第四利润源

本文分析了高科技企业价值链的两个特征,指出高科技企业产品更新换代期是影响企业利润的关键因素,即新产品推出时机、新老产品的定价以及新老产品供给数量;首次提出“第四利润源”的概念,并探讨了如何运用收益管理技术来挖掘企业的这一利润源。     

浅谈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寻租现象

本文分析了我国在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寻租行为发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 ,并对各种形式的科技政策制定方式中的寻租行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在科技资源比较稀缺的今天 ,对于寻租行为的研究对我国科技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科技资助政策的评估及其政策工具选择

本文从科技活动的溢出效应出发,分析政府科技支持政策的合理性。从社会收益与成本角度评估科技资助政策的实施效果。进一步对两种主要的政策工具——R＆D资助和R＆D税收优惠政策的比较分析,最后对我国制订科技政策提出建议。     

大学生市场秦岭旅游行为特征研究

对大学生市场秦岭旅游进行实证研究,从旅游偏好角度出发,通过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进行市场调查,运用Excel和SPSS17.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总结出大学生市场的旅游行为特征和一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二项Logistic模型,预测大学生去西安秦岭旅游的意愿程度,最终对开拓大学生市场提出建议。     

企事业单位上网行为管理研究

针对企事业单位员工在使用互联网方面面临的工作效率低、带宽滥用、机密泄露、病毒泛滥等问题,提出了企事业单位上网行为管理的对策,以提供一个高效、规范和安全的上网环境。     

基于产学研合作创新收益与风险的研究

产学研合作创新是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而开展的技术创新活动.它是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学研合作主体在享有独占收益的同时为产业技术的提升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持.产学研合作创新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影响着产学研合作创新收益的实现.产学研合作的多赢离不开对收益和风险的综合考虑.分别按照收益的独占性共享性、风险的可控性及可防性对产学研合作创新收益和风险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有代表性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如何管理风险实现更多收益提出了建议.     

An integrated group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or supplier selection and order allocation using multi-attribute utility theory and linear programming

Supplier selection is a complex multi-criteria problem including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factors. In order to select the best supplier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trade-off between these factors, some of which may be in conflict and may also be uncertain. In this problem if suppliers have capacity or other different constraints, two problems will exist: which suppliers are best and how much should be purchased from each selected supplier.In this paper an integrated approach of multi-attribute utility theory (MAUT) and linear programming (LP) is proposed for rating and choosing the best suppliers and defining the optimum order quantities among selected ones in order to maximize total additive utility. A numerical example is proposed to illustrate an application of the proposed meth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