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与新文学者诗学理念异同论——以胡先骑与胡适为代表

学者大多将“学衡派”放置在一个与新文学者尖锐对立的层面,笔者细读诗论原典却发现,“学衡派”与新文学者的诗学理念既对立冲突,又相反相成。冲突集中在变革是否须付诸实践尤其是诗的体式是否须变革,但有关中国诗歌面临困境亟需变革和承继中国诗学优良传统等方面,却心存默契甚至相反相成。文学革命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健康的发展便与此有关。以胡先骗与胡适为代表,从两种诗学理念之冲突焦点、两种诗学理念之主要区别、两种诗学理念之内在默契三方面可见两者之间的异同,进而可探寻形成他们之间差异及默契的主要原因。     

“学衡派”与新文学者诗学理念异同论 ——-以胡先骕与胡适为代表

学者大多将“学衡派”放置在一个与新文学者尖锐对立的层面,笔者细读诗论原典却发现,“学衡派”与新文学者的诗学理念既对立冲突,又相反相成。其冲突集中在变革是否须付诸实践尤其是诗的体式是否须变革,但有关中国诗歌面临困境亟需变革和承继中国诗学优良传统等方面,却心存默契甚至相反相成。文学革命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健康的发展便与此有关。本文试以胡先骕与胡适为代表,从两种诗学理念之冲突焦点;两种诗学理念之主要区别;两种诗学理念之内在默契三方面,分析二者之间的异同,并探寻形成他们之间差异及默契的主要原因。     

"学衡派"对唯科学主义的批评(续)

下文进而菲薄他嘲讽地称之为“赫赫有名之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育质量：     

胡适与"学衡派":现代性的两种范式

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往往成为不同现代性范式相互争辩的一个重要场地.胡适等人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来界定自己发起的这场文学改革运动,但是这种自我期许并未得到学衡派的认同,学衡派认为胡、陈等人的运动秉承的是卢梭开启的浪漫主义传统,恰恰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颠覆."文白之争"鲜明地凸显了双方所秉持的不同的现代性范式的差异性.胡适等人的白话文理论对语言持一种完全的工具性的理解,力图将白话文打造成为一个全民通用的、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民族语言系统,即"国语",这个"国语"在胡适们的心目中,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与指标,也是推动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工具.可以认为,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运动是一场以国家工业化为追求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其秉持的基本文化精神乃是启蒙理性.而在学衡派那里,语言是艺术世界的构成物,也是特定文化习尚的表征,文言语体以及传统文学体式则是民族人文传统的一种积淀,在他们看来,这种人文传统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传统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化的典范,因而他们力图维持这种人文传统的连续性,这恰恰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现代性范式的某种特征.因此,尽管两方的立场看似争锋相对,但是,实际上双方都秉持着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范式,而由于西方现代性范式自身的多元性,也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也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格局,并在此后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格局自身的紧张状态.     

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对抗与对话

面对帝制的复辟和社会的腐败黑暗,新文化派开出的药方是全盘学习西方的新文化,并进行了一番轰轰烈烈地推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后,另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对新文化派追求新文化的方式进行了反思,形成了学衡派。两派的思想路径有着很大的区别,对抗不断。但是思想的来源都深深地植根于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认识和判断,而且都有着追求新文化的旨趣和努力,两派的对抗与对话有着清晰的时代背景和内在理路。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文化论争的历史考察——兼评学衡派的文化观

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重要的学术文化派别,学衡派主张用"开明审慎"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新旧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而不是简单地抑旧扬新;认为文化不论中西,都须经过严格的评判与审慎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建设"新人文主义"的中华新文化.因其在对传统文化与新文学的态度和再造文明的路径选择上,与新文化派存在差异而被长期视为"顽固守旧".两派曾围绕上述问题数度论争,二者都主张发展中国的新文学,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但因路径不同,得失互见,在对新文学乃至新文化的理解和界定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如果摒弃固有成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进行评判,应该承认学衡派在论争过程中关于新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再造文明路径设计的表述,是现代新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许多方面较之新文化派更趋成熟与客观;特别是他们对于科学方法的阐释和对胡适实验主义方法论的批评,其中不乏辩证合理的积极因素,不能简单地视之为"顽固守旧"与"反动".     

论黄遵宪与同光派诗学观的异同

黄遵宪和同光派的诗人们都在探索中国古典诗歌的出路,同光派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古代,诗界革命派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异国。前者所创作的诗歌虽有异于前人,但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古典的,不能给人以新的惊奇和感受;后者所创作的诗歌,内容是新的,语言是新的,创作出了新奇的效果,但它的形式是旧的。他们的探索都不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康庄大道。     

张问陶与袁枚诗文交往论考——兼论张问陶的诗学渊源

近来不少学者认为,张问陶论诗写诗与袁枚相似甚至相同,所以是袁枚的传人。但两人交往的诗文表明,袁枚只是赞扬张氏大才,记录、奖掖的也不是张氏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张氏很少论及并肯定袁枚的诗歌、诗论,而坚决否定着意学袁的主张,还严厉批评后期性灵派。张氏诗歌、诗论渊源是多方面的,前后变化的。他主要受巴蜀先贤李白、杜甫、苏轼、张佳胤等人的影响,而受袁枚的影响较小。故张问陶绝非袁枚及性灵派传人,而是乾嘉时期独立特行的诗豪。     

性理之学与心性诗学——论中国诗学源头的哲学背景

中国诗学从属于中国哲学,对它的研究应从中华文明源头上去发掘,从中华文明的源头“礼-乐”文明到儒家诗学体系的形成,以至中国心性哲学的完善而最终形成中国心性诗学体系。中国哲学与诗学实际上是“一体二相”,即呈现为两种不同的形态。     

关于"制度诗学"——论陈寅恪与埃斯卡皮之异趣

陈寅恪先生与埃斯卡皮对制度所持的立场不同,一是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一是将之纳入文学事实的过程.但在制度作为文学生成的外部环境一点上来说,二者亦有相契合之处.对文学认识的分歧,在于前者尊重不同语系的语文特点,同时文学亦可作为历史考据的材料,而后者则认为文学既是意义也是物品,应从书籍的流通传播来考察.这些分歧,导致他们在研究文学与制度之关联性时采取的策略和方法,以及着眼点都有所不同.寅恪先生关注时间地理人事,关注作家的种族和社会阶层,关注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埃斯卡皮更侧重于文学群体的地理出身和社会出身,更侧重于读者对作者的"创造性背叛".与之相应,在研究方法上,埃斯卡皮注重历史方法和社会调查,而寅恪先生则运用诗史互证的综合研究法.     

从个案理念看教学效果的异同——以声母g的教学为例

有句人生格言：“播种行为将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将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将收获命运。”针对课堂教学来说,教学理念决定教学行为,教学行为决定教学细节,教学细节决定教学效果。下面两个教学案例就是不同教学理念所表现的截然不同的教学行为。     

从"语丝"到"论语"——浅谈林语堂早期创作理念的建构与变迁

林语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以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著称,被称为幽默大师.林语堂早期从语丝社的"急先锋"到另起炉灶创办<论语>,提倡幽默与性灵的小品文,他的写作观念和创作理念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本文将结合社会环境.作家的创作心态等方面,从林语堂在"语丝社"和"论语派"两个时期的创作变化来解析其创作理念的建构与变迁.     

《读哀江南赋》和《琵琶引》所代表的诗学范式——兼论陈寅恪与钱钟书诗学范式之差异

陈寅恪通过《哀江南赋》和《琵琶引》系统阐述了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体现了其以诗证史、史诗互证的诗学范式。钱钟书的诗学范式是反对实证主义,他认为文学与历史应该分属各自的领域,文学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二者不应该等同起来。但是随着西方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文学与历史之间的隔阂将被打破,陈寅恪与钱钟书的诗学范式的互补与融合将成为可能。     

小说类型与小说诗学——中国现代小说类型研究引论(三)

本文阐释了类型研究在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并对类型研究所具有的“出发点”、“中心环节”以及核心功能做了一些初步的阐释。在这一基础上,又探讨了类型研究对于建构中国现代小说诗学的重要性。     

梵语诗学对西方文学的现代阐释——以味论与合适论为例

印度古典梵语诗学具有对西方文学进行现代阐释的价值。如果以梵语诗学中的味论和合适论为工具,对吉卜林、福斯特等英国作家的文学文本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吉卜林、福斯特等英国作家的作品具有阅读的张力,与他们作品中情味丰富有关。他们的作品成功与否还与他们在创作中是否遵循味合适原理有关。     

解构(传统小说理念)-建构(乌托邦)-重新面对(现实)——论先锋小说的先锋理念

先锋小说出现后 ,尽管遭到许多非议 ,但先锋小说对后来小说的影响包括理念、形式等却是不容低估的。而先锋小说由开始出现时的不被接受到逐渐被接受 ,经历了一个坎坷的过程。而且 ,人们逐渐接受先锋小说也主要是接受先锋小说的先锋形式 ,认为其先锋形式改变了旧式小说的写作方式。但对隐藏在形式下 ,甚至可以说是带来先锋形式的先锋理念却甚少关注。先锋小说家在大多数人之前敏感到社会的某种变化 ,这种感觉混以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时代感带来了他们的先锋理念     

形象与文化携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

比较文学形象学关注他者形象与自我的关系.自我在言说他者形象时,也言说了自我的思想及文化.他者的"在场"与"缺席"和创造者对他者的狂热、憎恨都体现在两者的关系之中.如今我们要建构两者的深层对话模式,要以友善的态度对待他者,审视他者的同时也审视"镜像化自我",并对自我进行深刻反思,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态势.     

传统根基与他者视野:现代美学创新的立足点——论朱光潜诗学理论与悲剧美学中的融合创新及其当代启示

朱光潜先生的《诗论》系统地运用西方现代美学原理解释中国古典诗歌,同时也用中国古代的诗歌、诗论印证、纠正西方诗论,通过中西比较融和,获得许多"独创见解";他的《悲剧心理学》通过中西戏剧的比较,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国人的人生观念及生活态度,剖析了中国戏剧殊异于西方戏剧的原因。这种以西方学术视角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根底结合起来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诗学批评理论以及悲剧审美特征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与审美批评的创新,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拉祜族"奥者奥卡"制度与礼物交换——以赛罕村为例

拉祜族的“奥者奥卡”制度是较诸氏族制度更为古老更传统的制度,她是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也是由父系和母系双系大家庭组成的社会制度,是氏族制的前身。“奥者奥卡”制度在1949年以前仅保存其残余的外壳,但时至今天在赛罕村的拉祜族村落中依然存留。礼物的交换关系是维持“奥者奥卡”制度生命力的源泉,以前人对“奥者奥卡”制度的调查研究为基础,结合实地调查的鲜活资料对这个古老的制度从微观角度作粗浅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