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马竹的小说创作

马竹凭借独特的"都市旅人"身份对故土乡野的深情回望,塑造了一批从农村走进城市,又因为文化身份的尴尬在精神上流离失所的知识分子形象,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视域关照沉默而温柔的乡野大地,形成了"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两套笔墨。在反思都市现代性的问题上,马竹坚守着乡野文化积淀的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敏锐地挖掘出城市综合症候的根本病灶,对症下药地开出了解毒的药方:从诗意盎然的乡野里汲取力量,找寻医治都市人精神之殇的灵药。     

《哥伦比亚河的召唤》话语权力解读

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的产物,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他认为话语是战争性质的关系,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话语权,必将失去一切,永远都处于奴役的状态,永远处于“他者”地位。本文以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为背景,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分析阿库乌雾的组诗《哥伦比亚河的召唤》,试图揭示出主流文化与民族文化如何进行话语权力的建构和争夺,以及民族文学如何运用自身独特的手段消解主流文化话语权力,旨在阐释话语权力的生产性如何在主流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压迫和互动中得以体现。     

女性文化身份的建构——央珍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

在后殖民主义时期,文化身份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作家的一种表述策略。央珍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既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又致力于女性话语的建构和文化身份的建构,以自觉的女性意识将自我织进民族话语中,女性文化身份建构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同步交叉强化。     

病与药：鲁迅、陈撄宁道教观歧异与民族精神建构

鲁迅从文化内省角度,以道教为国家民族落后的病源;陈撄宁从文化抗争角度,以道教为抵抗他国文化侵略的良药。在晚清民国的政治、文化与思想语境中,知识分子的个体意识与民族国家话语交织,他们对道教的不同认知,成为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抗日浪潮中建构民族话语的重要依据。鲁迅对以道教为根柢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欲重塑现代性、健全独立的民族性格;陈撄宁在“淞沪抗战”后,明确主张以道教为“团结民族精神之工具”。     

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公民教育的文化认同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教育探究拓展了公民教育的话语范围,把文化概念与对公民教育问题的思考联系起来。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公民教育的话语与实践面临着两个文化认同问题：一是国家层面“共同文化”的认同与本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现代化冲击下的传统文化归属问题。“文化自觉”、“多元一体”应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公民教育解决这两个文化认同问题的指导理念。     

比较教育:话语与权力

比较教育作为一门解释不同民族国家教育现象的教育学科 ,其话语实践总是同民族国家的社会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这种话语实践往往隐含着不同民族国家在教育科学乃至社会文化方面话语权力的争夺。通过分析研究本土生活中的日常生活层面的教育话语、本土教育实践中活跃的教育话语、民族传统教育理论中具有生命力的教育话语和民族交流本身产生的教育话语 ,进而使之体系化 ,探索并逐步建立兼具第三世界本土特色和国际通用性的比较教育话语体系 ,在教育和文化解殖民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     

江泽民文艺思想对重建文论话语的指导意义

面对20世纪文论话语割断了与传统文论之间的血脉联系,文论话语与创作实践之间的疏离、脱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自然成为世纪之交文学理论界谈论一个热点话题.江泽民同志高瞻远瞩,深刻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民族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这对重建文论话语过程中自觉抵御西方文化入侵和与时俱进不断开拓文论话语新境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化逆差与跨文化交际张力

文化逆差是文化全球化所传达的现代性与地方文化所固守的民族性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它是跨文化交际的张力所在。通过分析文化逆差产生的经济原因和民族文化心理根源,文章指出文化逆差是现代性话语对民族性话语的暴力征服,在跨文化交际中,弱势文化的逆差直接关系到其文化话语的获得和文化身份在全球化语境的构建。     

个性生存与文化共生--跨文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研究

接受西方强权话语是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世纪来所存在的现象，而全球化则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当前民族文化研究存在着话语失落与方法失落的问题。在跨文化语境下，民族文化的研究应该走个性生存与文化共生的道路，一方面，要保持民族的个性，这是民族性的直接体现，另一方面，要吸收借鉴其他民族包括西方先进文化的经验，走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道路，建构东方语境下的民族文化研究。     

跨越与构建——阿凡提“话语”研究的新视域

杨亦军教授的新著《阿凡提“话语”空间的自然一生态和历史—文化视域》从跨民族、跨学科和跨文化角度对西域文化符号——阿凡提进行了“话语”空间的四重构建：生命话语、社会话语、审美话语和宗教话语,疏通了阿凡提话语背后的“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的脉络,在理论的高度上构建了阿凡提“话语”研究的新体系.     

毛泽东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三农”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他不仅充分肯定了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做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著名论断,提出了要按农、轻、重的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方针,而且创造性地提出先合作化、后机械化、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新道路。同时,他高度关注农民的物质利益,强调要克服农村的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使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些探索虽然在当时并未完全实现,但对于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统筹城乡教育发展"与农村教师专业化成长

教师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不公平的城乡教育体系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教师专业化的顺利成长。“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将使农村教师与城市教师一道公平地享受国民教育，必将有利于改观农村教师目前处于专业化相对不利的弱势地位，体现出有利于农村教师专业化成长的社会功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

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一代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和关心“三农”问题。他们在农业基础地位、农村改革、农业现代化道路等方面都有过一系列重要论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今后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民主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合——村民自治生成的历史与制度背景考察

村民自治尽管发端于乡村社会内部,具有社会自发和自我组织的特点,但其从社会自发上升为国家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推行则是国家行政推动的结果,是"民主下乡"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村民自治是一种民主化的乡村整合方式,是晚清以降现代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权下乡"、"政党下乡"整合乡村社会的延续。现代国家通过"民主下乡",推行民主取向的乡村治理机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合。     

三农问题与党的科学发展观

正确认识和对待“三农”问题始终是执政党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向工业和城市倾斜的城乡发展观对“三农”问题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重点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城乡发展观,到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观,是我党执政理念的不断改革和深化,标志着我党科学发展观的成熟和完善,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农村“留守儿童”学业不良的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本文主要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学业不良的问题,查阅了2004年到2007年国内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学业不良问题的文献,对留守状态是否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学业不良、"留守儿童"学业不良的原因分析以及解决对策等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述.综述认为,今后的相关研究要注重组织权威机构和优势的研究力量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业不良的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的调查研究,形成科学的结论,揭示深层问题,同时,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学业不良的实证研究,以便更有效地改善"留守儿童"学业不良的现状。     

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

统筹城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了解和把握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探索一条切实有效的新路子。     

对江泽民有关“三农”问题论述的思考

阐述江泽民有关“三农”问题论述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思想与理论。指出学习江泽民关于“三农”问题论述,就要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逐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不断完善农村基本政策,继续搞好农村改革;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增加农民的收入。     

“差序格局”的消解与和谐新农村建设

以人际关系的差序性为本质特征的“差序格局”,在当代中国农村依然广泛存在,并发挥着不可轻忽的消极社会作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重要障碍。要尽快完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努力促进“差序格局”的消解。消解“差序格局”的关键,在于用市场经济全面、彻底地取代小农经济。     

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教育之路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当前最重要的发展课题。而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面貌,培养新型农民,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深化农村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目标。国际经验和我国发达地区解决“三农”问题的事例证明,在知识经济与市场经济双重体制影响和制约下,应该以教育的方式解决“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