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信仰的形成与流变

中国志怪小说中反映的城隍信仰起源于远古的土地神崇拜。远在周代，水庸（城隍土地）就已列入岁末蜡祭的大典之中。三国时期，城隍开始向人格神转变，并广泛流行于江南。唐朝时，城隍信仰广泛传播于全国各地。宋初，城隍祭祀被正式纳入国家官方祭祀大典。明清时期，城隍信仰更是吸收佛教地狱审判、赏善罚恶的观念，城隍自此后不仅是城市的保护神，而且成为阎罗阴司的派出机构的冥官和阴阳两界的司法神。     

唐代的城隍神信仰与唐中后期南方城市的发展

唐代的城市和城隍神信仰都有很大发展,二者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也大体相似,这就使得城隍神信仰与城市发展在唐代中后期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到城隍神信仰所体现的时代特征。     

从城隍信仰看宗教神灵的形成

城隍信仰起源于古代的水庸祭祀,水即隍,庸即城。城隍神的出现与百姓的崇敬和信仰是分不开的。城隍神最初是自然神,后来演变为人物神。城隍神多数是由历史上的官员、英雄去世以后演变而来,在百姓们的供奉下,成为能够护邦安国、救苦救难、帮助百姓消灾解厄的神灵。通过心理学、宗教学的比较研究,结合城隍信仰的形成,可以得出理性的结论：通“神”的实质是沟通了集体潜意识;遗传基因是“神力”的物质载体;集体潜意识是“神灵”智慧的宝藏;世界上本来没有神,信仰者多了,也就成了“神”。     

道学义理与城隍文化

城隍又称水庸,指护城的沟渠,原先只是一种单纯的城市守护神。随着民间信仰人数的急剧增加,逐渐从自然神演变成了具有广泛社会职能的神祗,除守护城池外,还职掌当地的水旱吉凶、冥间事物,甚至士人的科名挂籍,实际上成了直接对上天负责的地方最高神。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对城隍的信仰导致了内容复杂多样的城隍文化的出现。这一文化除揉合了佛教和道     

越南民俗文化二题

越南人的城隍崇拜城隍崇拜，是越南古代重要的传统民俗之一。所谓城隍，《辞海》说：城隍，就是道教所传守护城池的神。中国古代称有水的城堑为“池”，无水的城堑为“隍”。据说由《周礼》蜡祭八神之一的水（即隍）庸（即城）衍化而来。最早见于记载的为芜湖城隍，建于三国吴赤乌二年（239）：北齐幕容俨在吨（今河南信县南）亦建有城隍神祠一所，唐代以来郡县皆祭城隍。后唐清泰元年（934）封城隍为王。宋以后奉祀城隍的习俗更为普遍。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又正式规定各府州县的城隍并加以祭祀。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推断，即…     

论《聊斋志异》中的民间神信仰

民间神信仰是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聊斋志异》从民俗的角度对城隍神、伏魔大帝、花神、文运神等民间神信仰进行了描写,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思想观念。民间神信仰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传承文化,始终在变迁中适应着人们的生活需要。     

益都县金岭镇城隍庙考

镇城隍庙的设置并非常例,通过对《金岭镇重修城隍庙碑》的解读和文献资料的考证,可以了解金岭镇城隍庙的修建源于士民的城隍信仰,与商业发达有密切关系,因县丞驻于镇而奉县城隍神为神主,虽然不合礼制,但从中表达了镇人希望将金岭镇置于国家行政序列的意图。     

近三十年来魏晋南北朝巫信仰和自然崇拜研究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巫信仰和自然崇拜是近些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范围主要涉及巫鬼信仰、巫风的盛行、社神和土地神信仰、城隍神信仰,以及巫与道教、佛教的关系等方面。既往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尚存一些不足之处。加强此时期巫信仰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深化地域性巫鬼信仰的文化功能研究及少数民族信仰风俗的研究,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城隍、城隍神及其他

谈起城隍,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就是神。其实城隍的本意并不是神,而是城池。西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城的定义是“盛民也;从土城”,意思是将人民置于其中。清代古文字专家段玉裁,将“盛民”比喻成“如黍稷放在器皿中一样”,含有保护或守御的意义。而隍,许慎明确指出是“城池”。池都筑在城外,有水的称“池”,无水的就叫“隍”。《易泰》和《周易窥余》这两本与“易”有关的深奥作品中,都有“城复于隍”的说法。其意思是在城之外,还包有池濠。班固的《〈两都赋〉序》说:“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后汉书·班彪列传》也谈到首…     

鬼神、祭礼与文道观念——以韩愈《潮州祭城隍神文》等祭神文为中心

分析韩愈《潮州祭城隍神文》等祭神文的措辞、礼数规格及思想观念,以之与唐代其他祭神文,《大唐开元礼》《大唐郊祀录》等进行比较,析论韩愈儒家思想与其祭神文的关系,结论认为:1.韩愈祭神文明显有意征引唐代祭神文罕见的先秦儒家祭物名称;2.通过礼法仪式,韩愈把城隍神等地方神明纳入儒家体系;3.韩愈屡次申述儒家鬼神观念,说"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诬也",并强调其祭祀依准古法。韩愈今存大部分祭神文均写于他谏迎佛骨之后不久,他正是通过这些祭神文章,再次申明并且实践了他文以载道和严夷夏之防的立场。     

姚崇不信“神虫”

蝗虫是农业生产的大敌,公认的害虫。然而,却有人称其为“神虫”,阻止杀灭。对蝗虫能否杀灭的问题,历史上曾出现过一次争论,这是无神与有神论者之间的争论。据我国史书记载,蝗灾出现频繁,危害地域广泛。蝗虫群飞,响声如疾风,遮天蔽日,所到之处,禾苗、庄稼荡然无存,危害极重。每当发生蝗灾时,     

摒弃、游离与坚守:现代性视域下上海城隍信俗文化的思考

在传统社会,上海因受吴越文化和海滨环境的影响,加之人们生存需要和对生命的祭奠,民众十分信仰城隍神,城隍庙文化极为兴盛。近代以来,上海城隍庙及其文化在都市文化的浸润下逐渐变得意象深邃,而祭奠生命的城隍信仰却渐趋黯弱,在民间信俗层面城区民众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摒弃、游离与坚守三种取向。在某种意义上,透过城隍庙这一历史窗口,可以窥知古上海的文化气象、城市精神和与之相关的历史真义。     

临朐县东城隍庙考索

在明代以前临朐县只有一座城隍庙,对此城隍庙神,经考证旧说孙平更为合理。此庙在明清两代的发展是以“城隍庙一东城隍庙一孙公祠”的形式进行的。促使其演化的既有明清城隍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也有临朐县官方对东城隍庙复杂态度的人为原因,而孙平作为偶像神长久以来形成的厚实的信仰基础则是贯穿其演变过程的根本原因。     

真信无畏 大敬不黩——林则徐与城隍信仰

林则徐青少年时代,不仅清统治者提倡城隍信仰,且其特定的居住环境、家庭环境都洋溢着浓厚的城隍信仰的氛围。城隍信仰中"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吏治精神,对青少年林则徐起着潜移默化的浸润作用。在官宦生涯中,林则徐遵守国家礼规,组织、参与了城隍官祭活动。出于"忠君爱民",林则徐最频繁组织、参与的城隍官祭活动是水旱的"祈报祀"。林则徐对城隍信仰的基本态度是"真信无畏、大敬不黩"。     

明清祭厉与城隍行宫的建置

与祭厉有关的城隍行宫的大量出现,是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城隍俗信发展的重要表现。它们大多建置殿宇,有定期的俗信活动,是官民参与、城乡民众重视的城隍俗信场所。其大多地处郊野,类似于村镇城隍庙。经由祭祀乡厉,有可能在乡间建起所谓城隍行宫即村镇城隍庙。但村镇城隍庙的建置,主要不是通过所在州县城隍的下乡实现的。     

明清时期海州地区民间信仰初探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在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明清时期海州地区民间信仰种类众多,分布广泛.其中既有对碧霞元君、东岳大帝、真武大帝、城隍等自然神以及关帝、天妃等人格神的信仰,也有对龙王、八蜡、刘猛将军等灾害神的崇拜.民间信仰呈现出种类多样性、地域广泛性、主体普遍性、目的功利性等特征,对地方民众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清代的蝗灾观念与捕蝗应对举措

蝗灾是清代农业上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发生频次高,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在清代人们的心目中,蝗虫乃"神虫",不能随便捕杀,只能禳弭。但当蝗虫泛滥时,不论是官府还是民间,捕杀蝗虫的行为还是比较积极的,且逐渐建立起了皇帝监控下的总督、巡抚负责的捕蝗体制。在总结历代捕蝗经验的基础上,清代捕除蝗虫的办法和措施也进一步增多,如器具捕打法、开沟陷杀法、篝火诱杀法等。政府捕蝗体制的建立和捕蝗方法的改进,使得清代治蝗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宋元时期城池修筑中的占卜、祭祀和杵歌

宋元时期,在城池修筑的过程中,占卜和祭祀活动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具体表现为城池地址的选择和城门朝向的确定以及开工前和竣工后对城隍神等神灵的祭祀活动等方面。为了减轻筑城时的劳累,工匠们创造了幽默风趣、活泼生动、简单易唱的杵歌。     

明清时期临沂地区民间信仰述略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在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明清时期临沂地区民间信仰种类众多,分布广泛。其中既有对碧霞元君、东岳大帝、玉皇大帝、真武大帝、城隍等自然神以及关帝、地方乡贤名宦等人格神的信仰,也有对龙王、八蜡等灾害神的崇拜。民间信仰呈现出种类多样性、地域广泛性、主体普遍性、目的功利性等特征。在民间信仰发挥心理慰藉、社会整合等作用的同时,因其而产生的庙会活动对当地民众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初江淮分水岭地区休养生息政策论析——以明初农业生产与城隍崇拜为例

明初,江淮分水岭地区农业生产水平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这与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是紧密相关的。其中,在发展经济方面巧妙地发挥了民间农神崇拜的作用,利用城隍崇拜加强地方控制,不仅推动了民间城隍信仰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明初农业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从明初农业生产的时代背景,城隍崇拜的表现形式,明初城隍崇拜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三方面展开论述,探讨城隍崇拜与明初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