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小说诗学研究论纲

凡涉及到小说本体的理论思考和方法论的思考，诸如文学作品的结构技巧、情节模式、叙述方法、文体特征等审美形式系统的理论研究，均属于小说诗学研究的范畴。论文从意象叙事、时间与空间形式、情节模式、审美回忆等方面，探讨了京派小说的诗学风貌，并草图总结出一些带有普适意义的诗学范畴。这种研究范式时于小说文本解读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回忆的诗学——京派小说审美回忆论

论文从回忆这一诗学范畴探讨了京派小说的审美回忆类型即儿童视角叙事、回叙型叙事和梦想的叙事，京派小说的审美回忆首先是小说叙事的技巧和形式，具有文体学上的意义，也是京派作家审美体验和人生体验的一种方式，是进行沉思与回顾的场所。通过回忆，因为时间的生成与现实生活的分离，对往事的远距离审视使京派小说获得一种“间离效果”，呈露出和谐蕴藉的审美风貌。京派作家用回忆消解了由现实困境带来的不安与焦虑，在颠覆现代都市文化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乡土神话——理想的文化图景和生存模式。从这一层面上讲，京派小说回忆的诗学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策略，更是一种文化策略。论文把京派小说置于现代小说多元发展的背景下，考察其独特的意义与贡献。     

思想与形式——关于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的文艺思想讨论

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具有独特思想内质及其诗学形式,可以在分析帕慕克小说创作的技巧和艺术选材的基础上,从其小说所讨论到的东西方艺术生命思想关系、艺术形式及其意义两方面进行阐述,并对其文艺思想及形式作根源论证.     

论艾萨克·阿西莫夫《银河帝国三部曲》的叙事

本文旨在通过文体学和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分析小说的艺术形式,即通过文细度从小说的文体技巧和叙述技巧这两个不同层面对小说文本进行分析,从叙事者、故事、人物三方面加以分析,从新的角度说明这两个学科的相互依存性。     

叙事的风景——晚生代小说形式技巧分析

从叙述的形式技巧层面对晚生代小说创作进行分析考察,可以认为,晚生代小说是新时期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之后最具活力的小说现象,它有效地继承了前代小说家所积累的思想艺术经验,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富于艺术意味的表达。     

捕捉期望之外的希望——从小说诗学角度分析《安德鲁斯先生》

小说诗学是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关注小说中的一切是怎样(how)被小说家写出来的。从小说诗学角度分析《安德鲁斯先生》,在其形式层面可以看出作者福斯特的象征手法的绝妙运用,以及“牵手”在文中体现的情感物化现象,他们都帮助福斯特捕捉到了期望之外的希望,人道主义的创作哲学使得他能够超越其创作极限,再造辉煌。     

形式因与目的因的统一——叙事理论中文学形式问题的关学反思

无论是对叙事技巧的揭示还是对叙事语法的描述,都让人觉得文学世界与审美世界的传统关系不复存在了,这是因为文学的审美维度从两个方面被缩小了:一是将审美性等同于文学性,又将文学性定位于形式技巧层面;二是为了维持文学的本体性而排除了社会性和读者的主体性,从而使得形式因与目的因相分离.为了理清文学形式的审美之维,有必要借助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重建叙事中形式与目的、美与善的联姻.     

《大师和玛格丽特》与“梅尼普体”文学

《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创作秉承古希腊罗马诗学传统,体现了欧洲小说源头"梅尼普体"的实质性特征,但又不是对它简单的翻新与再现,而是吸收了欧洲和俄国小说的梅尼普体不同变体的体裁诗学特点,并在自己的小说里达到一种高度的融合。本文拟以梅尼普体为切入点,对《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形式与内容进行新的解读。     

论余光中新古典主义诗学的特征

论文从文化层、形式层和意义层三个层面揭示了余光中诗学的新古典主义特征。余光中诗学有着古今中西文化宽广、多元的视野，但民族文化的“寻根”是他的诗学文化层的核心；余光中诗学的审美形式观有着开放自由的空间，但很强调形式的锤炼和凝定；他的诗学注重永恒美和现代美，但强调的是历久弥新富于人学内涵的精神。     

转型期知识分子寻找的悲剧——《小世界》与《桃李》狂欢化诗学特征比论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小世界》与《桃李》两部小说均体现出鲜明的狂欢化诗学特征。与国内相关研究视野多集中在从“后现代”特征、喜剧性以及快乐叙述等方面进行评述不同的是,本文拟从狂欢化诗学特征与叙事技巧的独特性上,来探讨这两部小说在转型期这个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如何演绎寻找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