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读书界":文化政治视阈下的民国"读书运动"再考察

1935—1936年,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读书运动",通过读书竞赛、学术讲座、廉价购书等活动,宣扬"读书救国",民众读书话题引起知识界讨论.大量关于读书意义、内容与方法的文章试图向广大读者(reading public)灌输正确的阅读知识.左翼知识分子通过指导城市劳工的读书与生活实践,将阅读作为革命教育的重要手段.围...     

也谈超越与道统

《读书》2008年第11期杨念群《“道统”的坍塌》是一篇不错的文章。文章关于近30年历史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路径和境遇,特别是关于“化约论”与“语境论”的概括与分析,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有一些论述似乎包含着逻辑上的不一致,结论也有些独断,令人难以苟同。例如,文章的写作据作者云乃是“迫激于目睹中国知识界30年之怪现状,同时忧愤于国人的视而不见与麻木不醒”,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中富国养民思想探微

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中提出了旨在富国养民的“物质救国”主张,其核心内容包括振兴工商实业经济、发展近代科学技术、强大国家军备防务等.《物质救国论》中富国养民思想彰显康有为炽热深沉的爱国情怀,博采众长的开放姿态,民为邦本的发展理念.康有为富国养民思想不仅使我们对这位历史人物认知更加具体化,而且对当今国家现代化建设具有历久弥新的启迪意义.     

抗战时期顾颉刚的史学阅读观

顾颉刚一生读书治学,主张有计划地读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研究重点,所选读的书籍类型也有所不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顾颉刚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期间所选读的书籍,除重视经史典籍的研习外,多关注记载有关中国历史地理、民间文化、边疆历史等内容的史书.在注重读书与时代互动,注重读书治学的同时,以民众教育和边疆工作践行读书不忘救国的至理名言,唤醒中国民众抗日救亡的民族意识.抗战时期顾颉刚史学阅读类型的选择与抗战大环境下顾颉刚的史学研究主题密切相关,此又与抗日救亡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毛泽东与王稼祥

人们常说，危难之际见真情。这句话用在毛泽东与王稼祥身上，也是十分贴切的。在遵义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党的“七大”和“文化大革命”这些关键时刻和危难情况下，毛泽东与王稼祥这两位经历长征雪山草地和枪林弹雨的患难战友，总是相互支持、互相关心，体现了伟大的革命情谊。     

悠悠故人 情深意长

周恩来与张学良，两颗巨星，一代伟人，同时代却不同信仰，在国家和民族危难时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携手创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周恩来钦佩张学良的英雄胆识，也钦佩他的人格魅力，肯定他为千古功臣。张学良对周恩来的为人更是由衷佩服。     

《读书》事件:他们为什么?他们谁跟谁?

《读书》杂志是三联书店的名牌杂志。近一段时间,一场围绕《读书》的“批判风暴”在报纸和网站上沸沸扬扬。作为一度被称为“中国知识界最重要的阵地”,“检验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尺度”的知识分子杂志,这场争论显得意味深长。批评矛头对准了《读书》近几年的风格变化,以及“长江读书奖”的评选结果。来势之凶猛,使业外人士如坠云雾。为此,本刊记者专门采访了《读书》各方当事人,请他们谈谈对“读书事件”的看法。     

上海图书馆学研究二十年和刊物的使命——写在《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创办二十年之际

1990年前后,上海图书馆学研究进入一个转折时期。一方面,1980年代前期由于全社会读书热潮推动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热潮,遇到了发展的瓶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转向“市场经济”,图书馆事业与“阅读”、“学习”一样受到社会管理者和知识界的冷落,上海的图书馆事业在这种转型中又首当其冲;另一方面,上海的图书馆学人才队伍自身出现较大变化,     

书生意气情正浓（下）——读毛泽东早年诗词

三 写亲情、爱情是毛泽东早期诗词创作中的又一个重要部分。毛泽东在长沙一师读书期间,受到恩师杨昌济先生的特别器重,杨先生在给章士钊的信中,特别推荐毛泽东与蔡和森二人：“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人的阅读生活

西南联合大学的使命与抗日战争相始终.抗战背景下联大人的阅读特点表现为独特的阅读形态,丰富的阅读类型,崇高的阅读目标.读书与救国关系的思考及时代特征影响到联大人的阅读视野和对学术使命的认识.抗战烽火下西南联大得以弦歌不辍跟联大人的阅读坚守有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