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如何测度？以广东省制造企业为例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如何测度？显然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分析指标体系在如今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显得格外重要。本文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利用107家广东省制造企业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分析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利用FA - AHP组合赋权模型，对广东省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发展的总体趋势。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数字化效益、数字技术投入程度、劳动力素质以及生产运作管理方式四个维度来刻画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较为合适；第二，样本企业在四个维度上表现各有差异，且不存在各方面表现均优异的企业；第三，在数字化整体水平以及数字化效益和数字化投入中，存在地域差异，即珠三角地区表现较好于非珠三角地区。本研究为测量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价值。     

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研究

中国智能制造战略布局全面推广,中小制造企业受市场环境、行业特征以及数字化基础等因素影响,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差异,建立数字化成熟度评价模型,可以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指导和帮助。结合数字转型的关键领域,选取中小制造企业战略与组织、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效能与效益4个维度,设立14个二级指标(类)和36个三级指标(域)对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价模型构建进行探究,并基于层次分析法为各指标权重赋值,通过企业应用诊断当前成熟度等级,找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薄弱环节,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研究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TOE分析框架,以2016—2020年68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NCA和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究“技术-组织-环境”维度的前因条件驱动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研究表明：任何单一的前因条件均无法独立成为驱动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受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企业数字人才投入、企业数字专利数、企业数字化业务模式和数字技术市场成交额六个条件的“多重并发”影响,并形成了数字环境孕育和内外联动渐进两类组态路径。环境维度因素是导致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结合该研究结论,从加强前因条件联动匹配、因地制宜探索驱动路径、统筹优化数字环境等方面提出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建议。     

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影响因素识别及评价

为突破数字技术应用难关,在实现对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评价分指标特性与目标层得分综合考察的同时增强评价结果的可量化性与精确度,基于投入与产出视角,从数字化创新专利产出、人才储备、资金获取、资源整合、经济基础5个维度构建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提出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和突变级数法进行评价,并以京津冀制造企业为例进行实证评价,同时分析识别影响其数字化创新能力的因素。结果发现：数字化创新人才储备对数字化创新产出能力的影响最大,资金获取次之,资源整合和经济基础的影响相对较小;现阶段京津冀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产出能力整体较弱,远低于数字化创新投入能力,且传统制造业与高技术行业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天津市和河北省的数字化创新能力普遍低于北京市。由此,建议京津冀地区从优化基础条件、提升人员素养、加强资源整合流动和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创新发展。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综述与展望

数字化对制造企业当前生存带来激烈冲击,部分企业主动应用新的数字技术变革制造模式并获取新的竞争优势。然而,当前学术界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等内容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梳理,为此文章希望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整合框架。首先,基于技术应用、创新驱动、价值创造及组织结构四个视角揭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概念,并从数字化水平与数字化能力两个维度解构其测量。其次,从环境、组织、团队、个人层面探究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再次,从直接影响和影响机制研究两方面综述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的影响结果。最后,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框架并为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数字化投入对航空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企业,多年来主要依赖于自主创新驱动发展。以2010-2019年的航空装备制造上市企业为样本,深入剖析数字化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航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投入与其创新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知识能力和风险承担水平在企业数字化投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中起着中介作用;政府资助正向调节数字化投入对知识吸收能力的影响,并在数字化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于研究调控数字化投入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制造型企业数字化成熟度评价模型及方法研究

随着中国制造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不断深入,衡量中国制造型企业数字化水平,寻找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关键因素愈加重要。从战略、运营技术、文化组织能力、生态圈4个维度构建制造型企业数字化成熟度评价模型,并深入阐述基于层次分析(AHP)-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DEMATEL)方法的某商用车企数字化成熟度评价的详细过程。研究表明,案例车企的数字化成熟度分值为1.00分,尚处于数字化升级者阶段,以实现客户价值为中心、与业务战略关联性、生产质量管理、劳动力效率、资产利用率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的核心因素和未来的重点提升方向。     

绿色研发投入与“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构建绿色研发投入影响“中国制造”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产业高度、出口部门碳生产率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三个维度综合测度“中国制造”升级水平,并利用我国30个省级层面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研发投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2002-2015年间“中国制造”升级水平呈现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V”型曲线特征,并依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②平均看,绿色研发投入与“中国制造”升级水平之间符合“U”型关系,即绿色研发投入强度由弱变强,将对“中国制造”升级水平产生先削弱后提升的影响。绿色研发投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地带、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地区、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③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资本密集度对“中国制造”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制造”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成熟度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从“投入-产出”视角分析影响企业数字化成熟度的关键因素,通过模糊粗糙集法和随机前沿法构建指标体系,运用“VHSD-EM”模型赋权指标。基于2015—2020年49家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测算企业数字化成熟度,结合K-means聚类划分成熟度层级。在此基础上借助Tobit模型检验影响数字化成熟度的外部因素。研究表明：①实证测度方面,数字化投入产出效率_利润效率、数字化投入产出效率_成本效率、数字化设备投入和数字化软件投入是数字化成熟度的关键测度指标。研究对象数字化成熟度分化明显,在指标维度上具有集聚效应,可以划分出五个成熟度层级（高,较高,一般,较低,低）。②外部影响因素中,政府补贴、金融科技对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成熟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的结构维度划分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创新能力已成为企业面向全球数字化与创新驱动发展浪潮的核心要义,识别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的结构维度成为基础性问题。首先界定了数字化创新背景下的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引入创新价值链理论,探析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过程;接下来通过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选取六家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制造企业,对其数字化创新过程进行扎根分析;最终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结构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理论阐释。研究发现,制造企业的数字化创新能力可以解构为三大能力模块,即数字化创新产生能力、数字化创新转化能力、数字化创新实施能力。该研究可为开展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评价及提升提供参考和启示。     

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跨层次作用研究

为揭示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根据动态能力理论和商业模式冰山理论构建了地区数字化水平与动态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跨层次影响的理论模型,基于59个城市的415家制造企业样本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开展实证研究,并选取典型案例对实证结果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地区数字化水平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均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与创新能力均正向调节地区数字化水平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本研究拓展了商业模式冰山理论的应用范畴,丰富了商业模式创新前因的研究成果,并为数字化环境下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实践提供了指导依据。     

基于组态视角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模式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TOE理论框架,以江苏省内128家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研究“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因素如何协同作用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结果表明：上述6个因素均不足以独立成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多个前因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多种前因组态;制造企业高制造过程数字化水平的前因组态包括数字技术推动型和数字生态主导型;制造企业高商业模式数字化水平的前因组态包括全价值链数字化型和数字生态孕育型。同时,本文亦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非高水平前因组态进行了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和业务数字化的不足分别是导致制造过程和商业模式数字化非高水平的关键原因。本文不仅为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对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一些有益启示。     

数字化创新、企业家精神与制造企业绿色发展

在“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求下,制造企业如何有效利用数字化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基于制造企业2013-2020年的观测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法和词频统计技术测度企业数字化创新,并从经济利润、社会价值、环境效益三个维度构建制造企业绿色发展综合指标体系。研究数字化创新对制造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有效的数字化创新强度阈值、企业家精神和财税政策对数字化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支撑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数字化创新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企业绿色发展,且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效应,数字化创新对绿色发展的驱动效应主要集中在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数字化创新强度对制造企业绿色发展的门限效应显著,数字化创新强度超过141.707时,才能显著促进制造企业绿色发展,否则要么数字化创新效果不显著,要么数字化创新反而抑制企业绿色发展。(3)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环保精神对数字化创新驱动企业绿色发展的支撑效应显著,但企业家社会责任精神弱化了数字化创新对企业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4)税收优惠负向调节数字化创新对企业绿色发展的驱动效果,但财政补贴...     

基于ELECTRE-III和区间直觉模糊集的制造企业竞争力评价

制造企业的竞争力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文从制造研发能力、营销能力、员工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品牌影响力五个维度构建了制造企业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区间直觉模糊集的信息表达优势,提出了一种基于ELECTRE-III和IVIFN的多指标评价新方法,与AHP、ELECTRE-III方法相比,解决了多专家评价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确定性。评价过程中利用专家评议法确定属性的无差异、严格偏好和否决阀值,根据区间直觉模糊数的得分函数和精确函数计算出可信度矩阵,引进净可信度作为最终的竞争力大小来对方案进行排序。最后将该方法应用于珠三角地区三家制造企业的竞争力评价,验证了该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制造企业服务化现状的影响因素检验

我国制造企业正逐步从纯产品制造向专项提供“产品+服务”的组合,即进行服务化创新。本文通过对东中部若干省样本企业的调查研究分析影响企业服务化的因素,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与服务化程度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中等规模的企业最倾向于选择高度服务化。此外,服务化也和企业产品的工艺性、复杂性正相关,而企业创新能力越强则企业涉足服务化程度越深入,地区差异并不会对服务化水平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研究指出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应当如技术创新一样重视服务化的作用。     

数字化转型、吸收能力与制造企业双重绩效——地区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下，制造企业能否以及如何提升双重绩效对构建持续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研究使用140家制造企业2015—2020年的相关数据，基于资源和能力视角，重点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差异性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和地区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2）吸收能力仅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未能中介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3）地区数字化水平同时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吸收能力和企业双重绩效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重绩效的影响在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成长性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化特征。研究深化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重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于引导制造企业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     

基于ELECTRE-Ⅲ和区间直觉模糊集的制造企业竞争力评价

从制造研发能力、营销能力、员工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品牌影响力五个维度构建制造企业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区间直觉模糊集的信息表达优势,提出一种基于ELECTRE-III和IVIFN的多指标评价新方法,与AHP、ELECTRE-III方法相比,解决多专家评价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确定性。评价过程中利用专家评议法确定属性的无差异、严格偏好和否决阀值,根据区间直觉模糊数的得分函数和精确函数计算出可信度矩阵,引进净可信度作为最终的竞争力大小来对方案进行排序。最后将该方法应用于珠三角地区三家制造企业的竞争力评价,验证该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组态研究——基于TOE理论框架的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我国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TOE理论框架，构建了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fsQCA方法探究6个前因条件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组态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制造企业高数字化转型存在4条驱动路径，根据核心条件不同可归纳为“全要素驱动型”、“技术导向型”、“规模优化型”和“内外联动型”;而非高数字化转型仅存在1条“要素缺失型”路径。研究结果不仅从组态视角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而且也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参考。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组态效应研究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是制造企业智能化。基于TOE理论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模型,借助爬虫技术归集基期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特征词,筛选出175家开展一定规模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企业作为样本案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究6个前因要素如何协同驱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多重前因变量协同发力,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作为结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制造企业高数字化转型组态主要有4条,进一步可归纳为技术-组织主导型和全要素驱动型,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各组态之间存在重叠和潜在替代关系,其中数字技术创新和知识密集度是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揭示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多重驱动因素之间的复杂组态效应,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具有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考虑制造企业参与的合作服务创新契约研究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以服务商的服务创新努力投入水平最大化为目标,设计考虑制造企业参与的特殊合作服务创新契约并分析其性质。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创新最优契约的存在以制造企业服务创新预算足够大为前提,且最优契约条款随着预算增大而增加,服务商保留收益增大倒逼制造企业增大服务创新预算;制造企业参与投入对服务商的服务创新最优努力投入水平产生正向影响,服务创新固定支付对最优服务创新条款产生负向影响;服务商的最优服务创新努力投入水平与服务创新的价值系数及其分享服务创新产出份额正相关,与其投入成本系数及制造企业参与努力成本系数均负相关,与外生随机变量对服务创新产出的影响系数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