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应研究——基于广东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政策协同的视角,利用2006—201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的绿色发展效应、区域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增强广东全域和珠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水平,但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区尚不见明显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不仅直接影响绿色发展,还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差异化的调节效应,即沿海经济带与北部生态区环境规制促进了产业结构对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但在珠三角地区则相反；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当产业结构处于低水平提升阶段,适度的环境标准有利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当产业结构处于高水平提升阶段,绿色发展水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而下降。     

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为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以长江经济带为对象，将环境规制与工业集聚同时纳入研究框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测算108个城市2003—2017年的工业绿色经济效率，探究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空间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环境规制在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负向作用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影响趋势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呈现出负向影响逐渐减弱甚至由负转正的效果，且这种逆转效果在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由此，提出长江经济带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要引导工业合理布局和有序聚集，继续采取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并注意配套结合，推动下游地区各类创新要素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以及在引进外资时提高环保准入门槛等发展建议。     

双重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2007-2018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科技创新、双重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呈“U”型特征,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不一;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体现在高级化而非合理化上,并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正式环境规制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分组研究结果表明：双重环境规制、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门槛模型显示：正式环境规制会由于科技创新水平高低变化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不同影响。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沿海城市系统GMM的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环境规制能否推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正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入手,本文采用沿海33个城市2007-2016年动态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沿海城市的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U型关系,拐点值为0.4452。当环境规制小于拐点值时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当环境规制越过拐点值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整个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已经越过拐点值。但是不同区域环境规制拐点值不同,其中东部沿海环境规制的拐点值最高。非正式环境规制中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沿海产业结构升级,人口密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负向作用,其显著性存在区域差异性。技术创新有效推动了沿海产业结构升级;外商投资阻碍了沿海产业结构升级,对北部和东部沿海的阻碍最明显;贸易水平对南部和东部沿海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在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加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限制污染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3)在不同FDI发展区间内,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存在双门槛效应,跨过第一门槛值8.293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由促进作用变为抑制作用,跨过第二门槛值11.695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又再次变为促进作用。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测量与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7-2016年11省市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与Malmquist指数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动静分析;并结合改进的灰色斜率关联模型分析影响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因素。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别显著;技术进步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高的贡献率高,提升潜力大;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等因素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工业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则具有抑制作用。最后提出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发展路径。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贸易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数据,构建Super-SBM模型测度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以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溢出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严重,东部地区的效率值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2)从门槛结果来看,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溢出显著存在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的“双门槛”效应；(3)从作用机制来看,环境规制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溢出的“挤出效应”逐步转为“激励效应”,影响由负变正且作用逐渐增大；产业集聚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N”型关系,仅当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时,影响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和间接门槛作用,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仅表现为间接门槛作用。     

技术创新门槛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我国30个省(市)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技术创新门槛.当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会抑制产业结构调整,当技术创新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2)分区域门槛效果检验证实了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构建中介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影响下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空间非均衡性;加强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FDI在其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FDI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N形"非线性关系.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差异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DEA模型测算出11省市区域创新绩效,再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维度出发,实证探究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创新绩效影响。结果表明：合理化能够有效促进创新绩效提升,而高级化对创新绩效作用不明显。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分别回归发现,合理化对区域创新绩效提升效果显著,但高级化对区域创新绩效作用存在显著区域差异,表现为在上游地区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在中游地区表现为显著抑制作用,在下游地区则作用不显著。     

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作用路径及效应——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如何实现碳减排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采用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法分析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作用路径,得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不仅存在直接作用效应,还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这一路径间接地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下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作用效应的区域异质性以及地方政府晋升锦标赛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水平越高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越显著;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得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与碳排放量呈倒"U"型;以FDI作为门槛,得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与碳排放量呈"N"型。据此对我国利用环境规制实现碳减排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的中介效应

为系统梳理双向FDI协调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路径与机制,利用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长三角38个城市2011—2020年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向FDI协调可以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且这一作用的部分效应是通过市场一体化的中介效应实现的,同时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产业结构均能有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在跨越市场一体化、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门槛变量后,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提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化条件下,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趋势,当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至较高水平时,环境规制的影响将逐步超过双向FDI协调。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实现我国城市发展的绿色转变,以长江经济带3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评价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及其时序动态演变规律,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不同区域效率的制约因素.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升,下游、上游和中游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区域差距悬殊;中游地区技术进步优于上游地区,但技术效率有较大提升空间;整体上邻近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高会对本城市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但中游地区的溢出效应为负;整体上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城市开放均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环境规制与效率呈"U"型曲线关系,但在不同区域各因素的表现具有显著差异.并为长江经济带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以及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从建设协调发展带、改进地方政策实施理念和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影响区域能源效率的阀值效应

基于不可分离变量的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来评价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能源无效率,并通过投入产出松弛的分解来探索区域能源无效率的来源;然后基于环境规制视角拓展上述模型,分析了三种环境规制思路影响整体能源无效率的灵敏度及阀值效应。结果表明:我国能源无效率最低的三大经济区域分别是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区域,八大经济区域的能源无效率主要来源各不相同。在"效率"视角下,按非期望产出松弛量比例分配目标方法具有更强的灵敏度,能最快地优化整体能源效率。八大经济区域应采用差异化的环境规制目标,SO2减排目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北部沿海、东北、大西北、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和大西南区域。     

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为此,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理论分析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并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交互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只有在环境规制低于一定门槛值时,才能促进工业绿色转型;（2）环境规制能够正向影响清洁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3）与污染型行业相比,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在清洁型行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双赢的帕累托最优区域研究——基于中国3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2006～2015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线性和非线性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呈倒N型曲线关系和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当环境规制处于两个门槛内的帕累托最优区域时促进技术创新,实现创新与绿色的双赢。规模效应与人才集聚也推动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差异化地制定环境政策,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快人才资源积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了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四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4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4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实施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金融发展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基于价值链理论的两阶段分析

基于价值链理论,将技术创新过程分解为技术开发和技术转化两个阶段,利用我国29个省市1995—2011年间的数据,建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基于金融发展视角分析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技术开发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如果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环境规制与技术开发之间仍呈现倒“U”形关系,企业可以容忍更高强度的环境规制水平;环境规制不能有效地促进技术转化,如果基于金融发展视角,低强度的环境规制不能有效地促进技术转化,适当强度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技术转化,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不利于技术转化.此外,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的结合能够更好地促进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对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与比较

在分析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以我国长江经济带沿边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从产业绿色发展力、资源环境承载力、政府绿色支撑力三个方面构建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对2012-2017年间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相对优劣排序。结果表明,下游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总体高于上游以及中游地区。根据各地区发展的相对协调性,将其划分为协调发展型、相对失调型以及低水平滞后型,进而提出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