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陈独秀的科学观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五四运动又赋予“科学”和“民主”新的内涵。这一历史过程与陈独秀的科学观及其演变有密切关系。五四运动百年之后回顾陈独秀的科学观,可以发现其对近现代中国的深刻影响,但学界对此的反思多有不足。本文考察了陈独秀科学观的演进过程,重点分析五四运动对陈独秀科学观转变的重要影响。本文认为陈独秀的科学观具有符号化、人格化、政治化的阶段性特征,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的科学观在一定意义上形塑了现代中国处理科学与政治关系的逻辑与策略。     

现代物理学体现出的哲学与科学的内在统一性

现代物理学对宇观和微观领域的研究对科学理论和科学仪器具有高度依赖性,这就在科学理论、科学仪器、观测结果、对观测结果的解释和评价这四者之间建立了某种统一性的关系。这一关系导致了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既是科学的,又是哲学的,并且,同时又是源于科学的哲学,还是源于哲学的科学。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世纪大论战、爱因斯坦的理想试验和相对论理论、量子力学的微观模型、超弦理论的构想,以及现代物理学对微观终极性的探索体现出来的正是现代科学中所呈现的科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科学化的一般发展趋势。     

爱因斯坦科学方法论思想研究

爱因斯坦创建的相对论引领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他在科学研究中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也成为现代科学的一大财富。坚定的信念是爱因斯坦进行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是爱因斯坦科学方法的内在精神,而唯理论的哲学倾向和简单性的美学原则也是爱因斯坦取得伟大科学成就的重要因素。研究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论思想对当代科学的发展与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     

彭加勒与爱因斯坦

彭加勒与爱因斯坦都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但彭加勒却一直未接受相对论。虽然有不少学者强调彭加勒对相对论的贡献,但实际上彭加勒的科学目标并不是相对论,而是发展洛伦兹的电子论;而且,两人的哲学思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的差别在于他们各自遵循构造性理论与原理理论,这两方面可能是导致彭加勒对相对论保持沉默的主要原因。     

迈克尔逊实验真的帮了爱因斯坦吗?

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是科学史上极为著名的实验,对于它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创立中的地位与作用,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霍尔顿及其支持者认为,该实验对狭义相对论的创立几乎没有起作用,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本文在全面比较争论双方的论据之后认为,霍尔顿等人提出的证据更多,论证也更为充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迈克尔逊实验的确没有对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起直接的、重要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何以能够战胜儒学

新文化运动时期,经受过科学大潮冲击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选择了拥抱“赛先生”,以致科学得以冲破儒学的束缚,在中国迅速生根发芽,并快速长成参天大树。科学何以能够在中国战胜儒学,赢得胡适所言的“无上尊严的地位”？深入考察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大潮的特征后发现,之所以民国初期“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主要是因为科学与儒学相比在研究对象和宗旨的设定、研究手段和方法的选择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明显占有优势。但是,科学与儒学均有各自的社会功用,故既不能以儒学抵制科学,也不能用科学取代儒学。关键在于：任何学术观点都要接受理性的洗礼和事实的检验,科学需要如此,儒学也不能例外。     

五四前后戏剧翻译兴起的成因探讨--从布迪厄“资本”的角度

五四前后,在对中国传统戏曲的一片鞭笞声中,中国的西方戏剧汉译达到了一个高潮,并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场域“话剧”。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中的“资本”这一概念为这一时期外国戏剧汉译提供了全新的阐释视域。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文化传播策略及当代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科学文化在中国发展的新时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其恰当的科学文化传播策略,包括保持功利主义与尽性主义的协调、革新科学文化话语体系、把青年作为科学文化传播的重点受众、着力打造现象级的宣传舆论平台、在融通中西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等。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文化传播的经验教训,对当下科学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New direction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glob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These essays collectively present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modem science in China since 1900. Fa-ti Fan describes how science under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1911 exhibited a complex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haracter that straddled both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Danian Hu focuses on the fate of relativity in the physics community in China after 1917. Zuoyue Wang hopes that a less nationalist political atmosphere in China will stimulate more transnational studies of modern science, which will in turn reveal the underlying commonalities in different national contexts. Sigrid Schmalzer compares the socialist and the capitalist contexts for science in China and reopens the sensitive question of the "mass lin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Grace Shen describes the tensions early Chinese scientists felt when choosing between foreign models for modem geology and their own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in China. Taken together, these accounts present us with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that is both globally and locally informed.     

中国科技评价研究热点述评

构建高效规范的科技评价体系是我国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以中国知网数据库2017-2019年科技评价领域的期刊论文为对象,分析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分布及演化特征、主要研究机构及合作关系.研究发现:我国科技评价领域的研究热点包括高质量科技成果评价、学科评估、绩效评价、多元化评价方法等,符合国家科技评价改革方向;领域宽泛但缺少统一的学术语言和共同的认知理念,给学术研究和评价实践带来挑战;对评价方法的探索已成为主要研究方向,定量分析、大数据分析以及针对"分类评价""破四唯"等改革导向的分析已成趋势;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学术研究与实践工作存在一定脱节.对未来我国科技评价体系的改革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政策引导、建立行业共识、加强方法探索、促进研用结合等.     

浅析我国大学文化建设

大学是引领社会发展与文明的机构,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培育新文明的摇篮,而大学文化是大学建设的基石,更是教育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着力点.正如在中国,正是上个世纪初发源于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以“民主、科学”为主题的“五四”运动,推动国家与民族向现代社会迈进.无疑,大学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大学文化必须与之相适应,不断改革与创新,推进自身的建设与发展.本文着力分析我国大学文化建设之状况,剖析其成因,在明确大学文化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对如何有效进行文化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及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只有被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近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阶段：五四时期、延安时期、文革之前和改革开放之中。本文将围绕这四个阶段概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做法、经验（包括教训）。尊重历史,正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百年历程,当今如何正确引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使人民群众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使其持续不断地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德赛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逻辑关联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这与当时的文化环境有密切联系。文化环境的变化促使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德赛精神,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准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则为德赛精神的具体化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二者之间存在着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螺旋式上升的逻辑关联。     

“科学”的起源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虽然中国古典文献中出现了不少"科学"用例,但它们都不是"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将"科学"用来对译"science"的用例率先出现在日本。"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实际上发生在大批留日学生归国之前。继康有为戊戌变法前在书中征引了日文"科学"一词之后,梁启超在日本、王国维在国内相继使用"科学"一词。1900年后,杜亚泉、钟观光、虞和钦等有过日语学习经历的学者开始频繁使用"科学",不通日文的严复1902年起也开始大量使用"科学",加上章太炎、马君武、鲁迅等赴日学人的推波助澜,"科学"很快就取代了"格致",并对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政治的特征分析

通过生态政治的渊源介绍和阶段划分，归纳了生态政治化的一般规律和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联系中国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指出了生态问题政治化解决的迫切性，并阐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政治化。从“科学性、全面性、人文性、和谐性、公正性、民主性、有序性”等方面总结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政治的特征。     

张资珙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分析

文章在介绍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化学教育家、科学史家张资珙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基础和相关工作后,分析他从科学思想史进路和实证主义编史学进路于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所做的一些工作和取得的成就,从而说明西方科学史研究理论亦能成功应用于中国科学史研究。     

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探析

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特殊国情下的创造,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尽管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星火燎原实践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但其首创性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宝库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仍然熠熠生辉。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了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伟大实践;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性成果的重要组成,是人类政治文明宝库中的奇葩;具有现代化取向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开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源头活水。     

科技人才政策助推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以国际科技人才引进政策突破为例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号召,并在"科技三会"上明确了"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各项政策以构建科技人才队伍。在引进全球科技人才方面,公安部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依托对人才、企业、产业具有高度聚集效应和政策先行优势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园区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在聚集科技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章对科技人才、科技人才政策及其对世界科技强国的作用做了简单阐述,分析了我国国际科技人才出入境政策突破现状、国内外最新发展形势,提出了放宽外国留学生在华实习就业限制、吸引优秀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实施华裔卡制度吸引海外科技专业人士贡献力量、推动科技人才职业资格国际认证、进一步推动创新资源向国际开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等政策建议,以期助推我国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觉醒——中国科技政策的演变

100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1911年推翻清王朝后.内战、抗日占去了近50年,真正的科学技术发展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科技政策不断改变。本文主要阐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进步和现状。作者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比欧美晚了150年.科学技术晚了200年;近30年有些进步,但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科技发达的国家.中国人需要再奋斗50年;当前应该埋头苦干、韬光养晦,继续向科学先进的国家学习,学会自主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为人类科学事业做一点迟到的贡献。     

“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内涵演变及其启示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主进程的推进,西方"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内涵与形式在20多年经历着不断的演变,从以科学共同体为主体的公众理解科学发展到科学共同体、政府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科学理解公众.本文通过回顾、总结"公众理解科学"的历史背景及发展历程,分析和研究了科学与社会、公众的关系的演变过程以及变化的原因、解决方案,并提出了其对我国科技政策领域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