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金政策研究

增税、发钞、举债和外汇统制等财金政策是应付大规模战争的国际惯例。在我国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实施了一系列的战时财金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事业。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初等教育政策述评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初等教育阶段仍然沿用战前的义务教育制度，以普及短期小学教育为首要目标，而自1940年初为配合“新县制”的实行开始全面向国民教育制度转轨，并在学校设置、行政管理、经费筹集等方面也表现出与此前相异的某些特征。通观其在战时的整体成效，虽然使得西部各地小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及适龄儿童入学率相对战前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但却因为政策制定的误区及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实际的教学成效上仍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与不足。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政策

抗战期间,为了坚持抗战,增强抗战的经济实力和适应战时经济的需要,国民政府在“以农立国”的方针指导下,加强了对农业的战时统制,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和统制农业的政策措施,进行战时农业推广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后方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增长,使后方各省的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基本上满足了抗日战争的需要,确保了大后方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为中国坚持八年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调整述评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侵略扩张图谋,瓦解中华民族抗战意志,彻底实现对华殖民统治,对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大肆破坏,实行文化教育侵略,推行奴化教育。为此,国民政府根据形势需要对教育政策加以调整,制定战时教育方案,重组教育资源,提供特定教育服务,维持各项教育秩序。同时,注重统一民族共同意识,以及反抗日本奴化教育。其中政策的内容及实际推行确实有形式化及片面性等问题存在,但从整体而言,为延续民族教育文化历史和取得抗战胜利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人社会保障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激励军队广大官兵效命沙场,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优抚措施和制度。这些举措对于保证战时军队的动员、征集和鼓舞士气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以及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财政困窘,其优抚措施的多数内容仅停留在字面上,没有得到有效地贯彻和落实。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限价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面对日益飞涨的物价,对经济实行统制,出台并实施了限价政策,以平抑物价,收到一定效果,为抗战胜利起到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两面性

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有着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一方面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加强思想控制，也阻碍了高教发展。这是由其阶级本质和自身利益决定的。     

试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政策

1941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田赋征实政策。该政策的目的在于平抑粮价,满足军队和公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在抗战时期,田赋征实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存在着一些消极影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起的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初探

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解决战争所需的巨额军费,同时平抑当时伴随战争而来并日益恶化的物价问题,促进后方的经济建设,国民政府亲自发动并竭力督导了一场真正全民性的影响深远的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后文简称节储运动)。本文拟就节储运动发起的社会背景和国民政府的节储措施作一初步探讨。     

全面抗战时期关于法币的谣言及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

全面抗战时期,关于法币的谣言层出不穷,不仅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和法币信用危机,而且频繁引发市场恐慌,对抗战经济体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战时关于法币的谣言,内容主要涉及法币贬值、外汇平准以及发行流通券、大钞券、新币等。其长期肆虐的原因,就传播主体而言,日伪的“谣言攻势”、投机者的推波助澜和民众有关法币知识的落后是三大重要因素;就传播客体而言,与法币在战时的重要性和通货膨胀背景下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国民政府认识到关于法币的谣言广泛传播的危害,采取了一些防控措施,力图辟谣止谣,但总体上属于被动性应付举动,成效欠佳。因法币贬值、物价上涨等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在无法逆转的通货膨胀趋势面前,谣言与事实之间界限不明、变动不居,民众倾向于信谣传谣,使法币的价值和信用逐步贬损,并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工商业团体的管制

抗战爆发后,经济领域混乱,物价飞涨,投机风行。为集中物资,以利抗战,国民政府对工商团体进行管制。其实施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整顿原有工商业团体,强制工商业者入会,提升行政院社会部的管理职能;第二阶段管制政策中强迫因素加重,商贾一律登记、考核。管制政策扩大到实际统治范围的主要区域和经济领域与抗战和民生息息相关的所有方面。管制机构加强,由国家总动员会议负总责,经济部和社会部具体执行。管制结果促使工商团体数量大增和素质提高,也打击了囤货牟利、通日资敌行为,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也部分地压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官僚资本膨胀     

略论抗战时期贵州国民政府发展师范教育的政策与措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开发建设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贵州地区,贵州省国民政府决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整个抗战时期贵州省国民政府采取了广设师范学校、重视师范生和教师之身心锤炼以及奖罚相给合等手段以确保教师队伍之稳定与壮大.这些政策措施使抗战时期贵州地区的师资队伍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和提高.其不足之处在于始终未能圆满地解决战时教师匮乏现象,终至不能满足贵州教育事业的全面需要.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教育事业受到极大摧残。为了维持正常的教育工作,国民政府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和措施,从而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在战时不仅没有长期停辍反而有所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政府的相关教育政策措施的合理性以及其在宏观掌控上所做的努力。文章通过分析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以及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上取得的成绩,以使读者对战时的国民政府教育有一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希望对现在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启示。     

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交通运输组织良好与否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尽可能地组织和动员有限的交通运输力量以满足战事的需要，先后设置了一系列的战时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并形成了一套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国民政府的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的运行与变迁，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体制特征，这一体制特征也影响了中国战时交通运输的效率。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防疫体系研究

战争过程中因人口流动大、饥荒、贫穷、生活条件恶劣,往往导致各种传染病爆发。而在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频频发生霍乱、天花、鼠疫、猩红热等疫情,病毒传染区内出现社会恐慌,甚至对抗战前线产生消极影响。在此种态势的影响下,国民政府逐渐构筑起自己的战时防疫体系来应对疫病,努力稳定局势。但该体系问题不少,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各种疫病,更无法完全解决因疫病而产生的社会与经济问题,这给予了我们很多历史的借鉴与启示。     

国民政府与抗战时期的劳工福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认识到改善劳工福利与抗战有着密切关系,认为它不仅能够为抗战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还能够巩固国民党统治,调和劳资矛盾,增加生产,适应战时需要等,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劳工福利的举措,从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到制定一系列法规,并采取了实施工矿检查和<职工福利金条例>,设置职工福利委员会、职工福利社等重要措施.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效果,稳定了社会秩序,支撑了抗战,使劳工福利有所改善.但从总体上看,国民政府的劳工福利政策贯彻乏力,劳工的福利水平依然低下.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由最初“不抵抗、不交涉”逐渐演变为“抵抗”与“交涉”并行,以谋求解决中日间矛盾、挽救民族危亡之道。这些政策前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调整,其变化是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的。政策确定后对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中日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影响极大。     

简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惩治腐败的监察工作

抗战时期，为“肃官箴，做官邪”，国民政府大力提亭监察院的地位，采取措施强化其监察功能，对遏抑贪污、惩治腐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国民政府救难机制研究——以抗战时期为例

灾难降临不仅对人民的生存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同时也是对政府应急机制的一种考验。揆诸抗战时期，面对成千上万的难民，国民政府在救济目标与原则、救济机构及救济政策上积极应对，力争将这一社会问题转化为抗战的有利因素，将难民转化为人力资源，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推动民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