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代可同调”——杜甫师承庾信诗法之一例

庾信集南朝与北朝、魏晋文学与六朝文学大成,将南朝好尚的声色之美与在北朝的悲剧性人生体验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见美景而伤怀的构思方式和凄艳风格。杜甫继承并发扬光大庾信诗歌经验,使这种特定的审美偏好逐渐发展成为＂以乐景写哀＂这一普遍使用的技巧和自觉的创作传统。相同、相似的人生经验使得庾信、杜甫诗歌审美偏好相同,虽然＂萧条异代不同时＂,却＂异代可同调＂。     

致力于解决东晋南朝史的根本性问题——评胡阿祥新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

治史所以明变。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历史变动的根本原因,是由移民引出的北方＂胡汉＂问题与南方＂侨旧＂问题。《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探讨了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产生背景、成立原因、沿革变迁、地理分布、相关制度与影响,例证了利用侨州郡县复原侨流人口的方法或路径,开辟了研究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园地;凡此,便为解决东晋南朝史的＂侨旧＂问题打下了基础,也为探讨十六国北朝史的＂胡汉＂问题提供了参考。     

北朝碑志文所见南北文学交流

碑文和墓志是南北朝重要的散文样式.北魏前期的碑文与刘宋初期的碑文具有类似的文学特征,南朝碑文在齐梁以后繁缛典丽的特征要到北魏末期才影响到北朝碑文的写作.碑文的变体铭文中出现的山水景物及游仙题材描写也在北魏到北齐有所表现.在墓志中,南、北墓志同时出现对抒情功能的重视,在南朝宫体文学出现之初,北朝墓志中也出现了对女性艳丽特征的描写,二者呈现出基本同步的发展.碑文和墓志在南北文学交流过程中的不同步,体现出北朝文学接受南朝文学过程中不同文体间的不平衡.     

浅论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

南朝和北朝的乐府民歌,因南北两朝社会环境、人民风尚的不同,在风格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别:南朝民歌比较温柔婉转,北朝民歌比较质朴刚健。     

山水清音南北殊调——论《水经注》与南朝山水文之异

以《水经注》为代表的北朝散文中的山水描写和以南朝梁吴均“三书”等为代表的南朝山水散文作品,分别代表了北朝和南朝山水散文的发展成就。但二者在观察点的选择和材料的组织方式上,以及山水描写的表现手段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或不同。这些差异或不同的产生,与二者对前代文学继承的侧重点不同有很大关系。     

从南北朝山水散文看南北文风的融合——以《水经注》和南朝山水小品为例

南北朝散文,尤其是山水散文的发展和成就不容忽视。在文学领域中,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渐趋增多。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为代表的＂北朝三书＂和南朝梁吴均等为代表的南朝山水散文,分别代表了北朝和南朝的山水散文的发展成就。南北朝散文在文字运用上、表现手法上以及造语和修辞上都有着共同之处。南北方的散文在互相交流、融合的过程中逐渐趋同,为山水散文的发展和勃兴积累了可资借鉴的丰厚财富。     

论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理论嬗变

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赋论基本上沿续汉代重政教的赋用论传统,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向南朝赋论靠拢的倾向。不过,其倾向与嬗变不像南朝赋论那样,沿着赋文学特质的方向,变动迅速的发展,而是变动缓慢且曲折回旋。不过,北朝赋风与南朝赋风在不同时期的互相渗透以及南、北朝赋论的双向浸润、补正,又最终在南北融合的大趋势中产生了符合赋文学发展的拓新赋论。     

常用词“追、逐”之演变研究

表示＂追逐、追赶＂这一义位,先秦主要用单音词＂追＂、＂逐＂来表示,＂追＂、＂逐＂在用法上存在一些差异。西汉时,＂追＂在文献中数量大增,且用法灵活,口语中＂追＂已经开始了对＂逐＂的替换。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最晚南朝梁时,口语中常用词＂追＂实现了对＂逐＂的替换。     

论南朝边塞乐府诗的创作及其成因

南朝边塞诗均以乐府诗的面目出现,虽数量不多,但历代著名诗人均有此类作品。总体来说,南朝边塞乐府诗的创作处于一种萌芽阶段,但影响深远。南朝诗坛出现边塞乐府诗,既有乐府诗创作传统的影响,又与南朝的慕古风尚有关,而北朝诗歌的传入与南朝的享乐风气也都对南朝边塞诗歌的产生起了促进作用。     

北朝诗歌声律探讨

声律是中国古代对诗或骈文在音韵、声调、格律方面的要求,从而提高诗文表达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诗歌在艺术形式与技巧方面有重要进展,齐梁年间的永明体强调诗歌声律,自觉追求声律。南朝永明声律之说传到北朝,北朝诗歌声律有了一定的变化,直至北齐北周完全接受了永明声律说。本文主要从北朝诗歌声律的发展过程入手,探讨北朝诗歌声律结构规律。     

“地方”:克里利本土意识的载体

罗伯特·克里利强调"地方"属于个人,与具体的地理位置关系不大,而与个人内心的感知有关,且具有流变性的特点。克里利流变的诗歌呈现的是一个有别于受欧洲传统羁绊的诗歌新世界,是他和其他美国人共同分享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也因而成为克里利本土意识的载体。在流变的"地方"中,存在着一个不变的地方,即克里利生于斯,长于斯的新英格兰。     

赵云故里、故居辨证(上)

故里与故居是相联系而有区别的两个概念。赵云籍贯,"常山真定"很明确,具体到乡里目前则无文献与文物资料证明。由于古今行政区划变迁,人们对于赵云故里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看法。东垣、真定、东古城的变迁,真定、正定的由来变化以及房子临城沿革、民间传说、坟墓等,无不说明了赵云故里应依据《三国志·赵云传》"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也"的记载,在东汉真定县(治今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辖区内寻找,正定县城不会有赵云的故居,临城县不会是赵云的故里,故里碑不能作为确定赵云故里的依据。     

洪晧籍贯之争

洪晧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志士、文学家,历史文献对其生平事迹记载颇为详细,但关于其籍贯却自清代以来有不同的说法。文章立足史料,力求对这一问题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     

阿干考

通过大量的工具书和地方文献,讨论了"阿干"一词的含义、语源,和"阿干镇"、"阿干县"、"阿干堡"、"阿干山""、阿干岭"、"阿干水"、"阿干峪"、"阿干关"等以"阿干"为名的地名的起源。结论是:"阿干"源于鲜卑语,意义为"兄长""哥哥",又与"沃干"同音。"阿干"用于地名,前人认为即"兄长"之意,源于慕容诗"阿干歌",但本文依据现存最早出现"沃干"一名的《三国志》,认为不能确定。     

南北朝时期语气词“耳”、“乎”的南北差异

揭示南北朝时期汉语的南北差异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对南北朝时期一些经典中土文献进行穷尽性调查和细致分析,我们发现,语气词“耳”、“乎”用法的南北差异存在某种相似性——各语法意义的使用频率存在着差别,我们把它归纳为同质通语发展差异类型。我们把“耳”“乎”在南北朝的用法置于历史的纵轴线上,以前人对它们的研究结论为参数,进行一种历时考察,可以发现产生这种南北差异的原因。     

论《序曲》“绞刑架片段”中的“地方”主题

本文是一篇文本细读,拟以华兹华斯1850年版《序曲》第十二卷“绞刑架片段”为文本焦点,从地方的精神（spirit of place）和诗人与地方的关系（sense of place）两个方面来探讨“地方（place）”这一大话题中的“根脉”“家园”主题,旨在说明这个片段体现了人与地方的融合,人植根于地方,地方是他们的家园和根脉。     

论《离骚》的几种特殊的语法形式

《离骚》是用“楚语”书写的,其语法的独特性体现在六个方面：一、主语有着几种特殊的位置：1．中置;2．置于形容词或动词后：3．后置;4．置于次句而兼统首句。二、“之”字作连词“而”字用,后带形容词作补语。三、“其”字作连词“而”字用,多表因果关系。四、动词置于主语前。五、形容词置于句首。六、修饰词后置。它们或使文势矫健,或使修饰对象得到强调,或使描绘对象更显生动形象。     

试论安康“小场子”的表演特色与传承发展

安康＂小场子＂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流传几百年,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喜爱。保护、传承、发展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它在民族音乐文化中发扬光大,世代相传,是我们当代人的责任。     

方国珍籍贯解说及辨误

方国珍的籍贯在黄岩洋屿（现属台州市路桥区）,得到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有少数人却认为方国珍是太平（今温岭市）人,或宁海人。根据正史、方志、宗谱等史料,论证方国珍籍贯,并辨明其出错原因。     

从场所依赖解读《呼啸山庄》中凯瑟琳之“迷失”与“回归”

从场所依赖出发来解读《呼啸山庄》中凯瑟琳自我的＂迷失＂与家园的＂回归＂。通过对地方认同和地方焦虑的分析,发现地方感的丧失造成了凯瑟琳的＂迷失＂。主人公因远离＂家＂而导致自我的＂迷失＂,主人公自我的复归及回归＂家＂的过程也是重新得到地方认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