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道州文宣王庙碑》的写作年代

柳宗元的<道州文宣王庙碑>及<道州毁鼻亭神记>,都是应当时道州刺史薛伯高的邀请而作的.由于原文的记载及宋人韩醇的注释有误,致使它的写作年代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大都做了错误的判断.其实,要确定它的写作年代,首先要确定薛伯高出任道州刺史的年代,然后再根据原文中所提供的叙事线索、唐代祭孔惯用的时月及干支纪日来反复考查,才能最后正确地核定.本文经过反复而详尽的考辩,认为薛伯高于元和七年就任道州刺史,<道州文宣王庙碑>应作于他元和九年秋"祭新庙"之后,而<道州毁鼻亭神记>却作于他到任后不久.这符合柳宗元的记述,也再一次证明原文记载、韩醇注释及今人校勘、系年的错误.     

柳宗元《道州毁鼻亭神记》考

柳宗元作有古文《道州毁鼻亭神记》,是为赞颂道州刺史薛伯高毁庙斥神之举而作。但该文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异文较多;对于该文的创作时间及其所涉及的薛伯高其人其事,学术界颇有争议,目前尚无定论。本文提供一些具体的文献资料,对以上问题作一些探索。     

柳州路文宣王庙碑辨异

唐元和十年(815)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间所撰《柳州路文宣王庙碑》,（ ）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重立,今称《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是国内现存最早收录柳宗元石刻画像和柳宗元修复文宣王庙全过程的石刻。     

柳宗元文系年补考

柳宗元《道州文宣王庙碑》等文章的系年,诸家有所不同。其中或有均误系者,今据有关典籍资料重加考订,如《道州文宣王庙碑》乃改系于元和十一年。亦有考其准确作年者,如认为《大鉴禅师碑》应作于元和十年十一月至元和十一年正月之间。又有考定何者为是者,如以为《陆文通墓表》之作年,最早应是元和元年初。     

柳宗元文系年补考

柳宗元《道州文宣王庙碑》等文章的系年,诸家有所不同。其中或有均误系者,今据有关典籍资料重加考订,如《道州文宣王庙碑》乃改系于元和十一年。亦有考其准确作年者,如认为《大鉴禅师碑》应作于元和十年十一月至元和十一年正月之间。又有考定何者为是者,如以为《陆文通墓表》之作年,最早应是元和元年初。     

《小石潭记》笺评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唐代大文学家之一。青年时任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唐顺宗(李诵)时,因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比较进步的政治集团,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从此,“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十年后,改任柳州刺史。四年后,死于柳州任上。年仅四十七岁。柳宗元在永州,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寻觅山水之胜,寄情于自然之美,写了有名的《永州八记》(实际上是九篇)。《小石潭记》是《永州八记》中的第四篇。原题为《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于元和四年(809年)秋。     

韩愈《柳州罗池庙碑》写作心态考论

柳宗元与韩愈友善。柳宗元死后,韩愈为其撰写了祭文和墓志铭后,又写了《柳州罗池庙碑》一文。由于此文包含大量荒诞不经的内容,后人因此或者指责韩愈或者为其辩解。这些评论大都是错误的,都不是韩愈写作此文的真正心态,其实质是对韩愈思想的误解。     

北魏"回车道"考疑

北魏开“斜谷旧道”发生在秦汉褒斜道上，唐褒斜道武休关至风州段不是在北魏“回车道”基础上修筑的。“回车道”的产生是北宋以后人们因袭《资治通鉴》的讹误和对《元和郡县志》中关于西魏达奚武攻汉中行进路线不准确记载的进一步错误“移植”造成的，目前还不能证明存在一条新辟的“回车道”。《石门铭》中的回车应在秦汉褒斜道经过的今陕西留坝江口一带。     

解读《法华寺西亭夜饮》——从柳宗元的苦闷心态看其豪放情怀

祗树夕阳亭，共倾三昧酒。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莫厌樽前醉，相看未白首。（《法华寺西亭夜饮》）柳宗元于永州十年，留下了大量的可圈可点的诗文，但是，在其繁富的牢笼百态的文字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萦绕心间的忧愤苦闷和那无奈的怅然愁绪，然而，《法华寺西亭夜饮》却一反常态，写出了柳示元心中难得的一种有如陶谢情怀的豪放之慨。因此，这一首诗对研究柳宗元的情怀心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据柳宗元的《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构法华寺西亭》以及《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等文章，可以看出该文应写于元和四年。《法华寺西…     

汉中现存三处唐代石刻新考

本文分别就现存陕西汉中地区略阳、勉县的三处唐代石刻《药水窟画图记摩崖刻石》、《宴游记摩崖刻石》、《蜀丞相诸葛忠武侯新庙碑》形成年代与所涉人物作了考索,认为《药水窟画图记摩崖刻石》形成年代并非《汉中碑石》一书所说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而是在唐宪宗、穆宗时期,并对该摩崖石刻中存在的＂顺政郡＂与＂兴州刺史＂名称上的矛盾现象进行了考辨与解释;此外对《宴游记摩崖刻石》、《蜀丞相诸葛忠武侯新庙碑》中的房涣、沈、元锡、严震等人物生平事迹及其此碑的唐史研究价值作了考察。     

对《捕蛇者说》中一条注释的商榷

初中语文课本《捕蛇者说》中,有一条注释我认为值得商榷。对“苛政猛于虎也”句,课文的注释是“苛酷的统治比老虎还要凶啊……”。把“苛政”解释为“苛酷的统治”,无论从柳文的写作意图还是对“苛政”的“政”的诠注看,都欠妥当。《捕蛇者说》写于王叔文革新集团失败,柳宗元被株连贬谪为永州司马。具体写作年代虽不可考,但他在永州的十年都在元和之时,由此上溯六十年,该是天宝年间。白天宝至元和这六十年间,正是李唐王朝由盛转衰时期。一方面由于安史之乱的严重破坏和巨额的军费负担,另一方面地方藩镇割据截留和把持税收,唐中央政权的财政出现严重危机。于是唐政府不断加重赋税,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由于死亡、逃徙,全国户口锐减。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正是在此背景下,有     

“苛政猛于虎”注释商榷

初中语文课本《捕蛇者说》中,有两条注释值得商榷。 一、对“苛政猛于虎也”句,课文的注释是“苛酷的统治比老虎还要凶啊……”。把“苛政”解释为“苛酷的统治”,无论从柳文的写作意图还是对“苛政”的“政”的诠注看,都欠当。 《捕蛇者说》写于王叔文革新集团失败,柳宗元被株连贬为永州司马任上。具体写作年代虽不可考,但他在永州的十年都在元和之时,由此上溯六十年,该是天宝年间。自天宝至元和这六十年间,正是李唐王朝由盛转衰时期。一方面由于安史之乱的严重破坏和巨额的军事负担,另—方面地方藩镇割据截留和把持税收,唐中央政权的财政出现严重危机。于是唐政府不断加重赋税,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由于死亡、逃徙,全国户口锐减。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正是在此背景下,有感于民间的重敛难堪而发的。     

投迹山水地 放情咏《离骚》——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这是柳宗元在创作《永州八记》之前所写的《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中的两句诗,它告诉我们,《永州八记》决不单纯是模山范水之作,而是象屈原写《离骚》一样,寄托着深沉的愤慨的。 《小石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四篇,是元和四年(809)秋天写的。柳宗元自从永贞元年(805)冬王叔文革新集团失败后被贬到永州,已经整整四个年头了。他名义上是担任州司马的小官,实则是个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的罪犯。在当时,司马多半是由“内外文武官左迁右移者递居之”。这是一个没有一定的实职,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闲     

四篇游记 各有千秋

人教版初语第五册第五单元所选的四篇古文: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欧阳修《醉翁亭记》、袁宏道《满井游记》、袁枚《峡江寺飞泉亭记》(以下简称《始》、《醉》、《满》、《峡》),都是山水游记中的典范之作。它们在内容、写作手法、表达方式、语言特点等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各自具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曾巩《归老桥记》到底为谁而作

清嘉庆《常德府志》根据苏辙《寄题武陵柳氏所居二首》的内容,推断曾巩《归老桥记》是为筠州刺史柳平而作。这一说法还误导了后来的学者。根据曾巩之文和苏辙之诗的写作时间,及诗与文内容的有关细节,可以判定曾文和苏诗不是写在同一时期,也不是为同一人所作：曾文是为柳拱辰而作,苏诗是为柳平而作。     

《始得西山宴游记》教案

一、教学重点体会课文在比照与映衬中写景的特点,了解作者表达的主观感受。二、教学过程1.知识链接:在第三册教材中,我们学过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回顾这篇课文的内容,背诵这篇课文,与《始得西山宴游记》对接。2.投影显示与本文有关的写作背景资料:柳宗元在永贞元年(805年)因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而获罪,被贬为永州司马。遂与永州山水结缘,孕育出许多优美的游记篇章,借以抒发被贬后的情怀。《始得西山宴游记》写于元和四年(809年),为“永州八记”中的第一篇,篇幅比其他七篇都长,思想内涵也要丰富一些,可以看作是“永州八记”这组游记的开宗明…     

韩愈事迹两考

一、五原写作年代考 五原——《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和《原毁》作于何时?说法不一。程正叔以为非一时之作,《原性》为少作,且标题不应是原性,而应是性原。朱熹不同意程氏的说法,认为:     

新本《柳宗元集》整理完毕

北京图书馆珍藏的宋刻蜀本《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简称百家注本),系明藏书家杨绍和海源閣旧藏,早已成为海內孤本,新本《柳宗元集》以它作为底本整理而成。百家注本是现存柳集宋刻本中时代较早而又较为完整的本子。注文比较详细,而且在每条注文前都保留了原注释者的姓氏,便于读者研究。特別是保存了前人沈晦、任渊、孙汝听、刘崧、韩醇、童宗说、张敦颐、文讜、陈顎等人对柳文的训诂、考辨,由于这些人的原著都已佚不可得,我们从百家注本中尚能获见一二。为了把百家注本重新整理出版,由有关单位组成柳宗元集校点组。整理工作经过三年多时间已基本完成。全书約一百五十万字,已由中华书局排印,预计今年春季可与读者见面。     

别把修辞问题当作训诂问题来理解——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很多注家把句中“巴陵郡”注释为“岳州”或“岳州郡”,将修辞问题当作训诂问题来理解。宋代只有岳州,没有巴陵郡。《宋史.地理志》记“岳州,巴陵郡”,州下所附的郡名,与地理无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不谙地理》条:“《宋志》每州之下又有郡名,此沿《九域志》之文,不过为王公等封爵之用,大约袭唐之旧。”《宋志》州下郡名,与其说是地理问题,勿宁说是官制问题。地名与官名之间有着严格的对应关,《新唐书.地理志》:“唐兴,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玄宗时又曾“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以古地名称代今地名,是古文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格。“守”,用古官名称今官,接下来就必须用郡名与之搭配。行文既合文法,又合史法。     

别把修辞问题当作训诂问题来理解——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很多注家把句中“巴陵郡”注释为“岳州”或“岳州郡”,将修辞问题当作训诂问题来理解。宋代只有岳州,没有巴陵郡。《宋史.地理志》记“岳州,巴陵郡”,州下所附的郡名,与地理无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不谙地理》条:“《宋志》每州之下又有郡名,此沿《九域志》之文,不过为王公等封爵之用,大约袭唐之旧。”《宋志》州下郡名,与其说是地理问题,勿宁说是官制问题。地名与官名之间有着严格的对应关系,《新唐书.地理志》:“唐兴,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玄宗时又曾“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以古地名称代今地名,是古文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格。“守”,用古官名称今官,接下来就必须用郡名与之搭配。行文既合文法,又合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