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国家里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及启示

如何妥善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我国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一个时期里,中央与地方关系长期在不合理状态中运行,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关系打破了旧的格局,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但建立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仍然任重而道远.     

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演变及其启示

建国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在改革开放前基本处于放权、收权的摸索过程中。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总的来说是分权趋势，而且不断规范化、科学化。要规范我国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必须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政企关系等等。     

战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简论

战国时期,随着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化,中央集权制出现。郡县制的确立,使得西周、春秋以来以宗法分封为特点的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组织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新的形势下,新的官僚制度代替了以往的贵族世卿世禄制,各大诸侯国也分别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地方行政组织是郡、县,郡、县的行政和军事权力都控制在国君手里,国君直接任命郡、县长官并加以考核。县以下有乡、里、聚(村落)或连、闾等基层组织。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统治机构从国到郡,从郡到县,从县到乡有系统地分布到每一个角落,层层控制着整个国家。     

近期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确切涵义是中央权力机构与地方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一个社会法定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分配关系。在中央权力机构与地方权力机构的各种纵向平行的关系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整个纵向权力结构网络中的中轴。所以，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研究国务院与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上。要协调好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作关注省级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央政府集权和地方政府分权的度。此外，构建面向21世纪新型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战略时还应注意：继续稳步推进国家与社会分权；实现政治体系内部权力分配的集分平衡。     

甲午战后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的演变

甲午战后,地方财权大大膨胀,与中央财权的旁落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央与地方的二元财政体制逐渐取代中央的一元财政体制.这种变化与时局以及新政的推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毛泽东邓小平中央与地方关系思想比较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基于同样的政治理念，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做了积极探索。由于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他们在考虑问题的立足点，视角，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及效果上各不一样，构成了我们党关于中央与地方思想和实践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李大钊对中央与地方关系和国家结构的思考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是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焦点,李大钊对此问题的思索就是一个缩影.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他抨击省界之见,赞成中央集权,其政治主张接近旧立宪党人;在段祺瑞当政时期,他反对专制主义,转向地方分权,其政治主张与国民系一致,具有联邦主义倾向;在联省自治前后,他弘扬民主自由,揭橥联邦主义,其政治思想也进一步升华.可以说,民国成立以来,他的思想经历了从主张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到主张单一制下的地方分权,再到主张联邦主义的变化.其思想演变折射出民国政争的波谲云诡,并与民初以来地方政治思潮上升的趋势相吻合.不同的是,在五四时期,李大钊的思想得到了升华,不仅与资产阶级联邦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其国家结构思想极具特色.他的立论基础先是联治主义,后是平民主义,在当时都与众不同;他对联邦制国家结构的偏爱甚于其他主张联邦制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批判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但不反对联邦制度,他对联邦制的设计与中共“二大”的构想有所不同;他对世界联邦主义的设想也独树一帜.这些都体现出李大钊国家结构观鲜明的个性特征.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以中央与地方交互行为范式为视角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结构的基本关系之一,对此问题的研究已著述颇丰。先前的研究最终的目标都是通过种种措施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达到法治化的样态,但在研究过程中只注重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改革发生和进行的路径以及预期要达到的状态,而对在改革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主体行为范式却未予以相应的关注。本文根据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独特样态,认为我国中央与地方法关系治化,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中央与地方交互行为范式的法治化,而且交互行为范式的法治化应当是以人大为主体所进行的建构行为。     

当代中国府际关系中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及其重构

府际关系通常指国内各级政府之间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关系，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和横向关系以及政府内部各部门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有三种基本模式，即中央与普通行政区地方政府关系、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以及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地方政府关系。当前，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存在的问题，既有体制、政策方面的问题，也有实际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在于构建“集分平衡”——集分有别、集分有度、集分有序的新型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综述及思考

国内行政学界对理顺和建构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提出了众多不同的观点,其中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体、内容以及建构原则等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些观点进行相应的总结,归纳和分析,对于研究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建构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尊重国情,维护中央的权威;坚持法制化原则;切实做到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并建立起完善的双向监督机制。     

集权分权之争与民初军政——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系列之一

集权与分权问题是民初政坛中央与地方争论的焦点 ,这在军权问题上也有深刻反映。围绕对军权的控制问题 ,双方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 ,最终中央政府借助武力 ,同时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军权的措施 ,暂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军事体系。     

公私利益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解析

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在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上长期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一直是各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文章概述了当前理论界关于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种基本思路,提出从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视角出发探寻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的本质,以此来解释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并提出从制度建设或法律监督等方面来降低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的负面影响,使中央与地方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当前高校招生制度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

在新中国教育历史中,没有一件事情像高校招生制度一样引起那么多的关注和争议.目前高校招生制度中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中央统一领导,地方管理为主,这种关系造成了地方教育割据和基本无高校自主招生权可言的局面,严重影响了招生的公平性和人才的培养,对此提出了确立招生公平目标、强化中央在高校招生制度中职权、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统筹管理、鼓励高校招生自主等相应的完善措施,更好地指导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实践,实现高校招生制度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     

浅论清末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

晚清时期，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下，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逐渐削弱。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着清王朝的推翻，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也彻底解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彻底改变。但当时的袁世凯中央政府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依然试图恢复传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建立以个人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遭到了地方势力的抵制，最终导致了五代式民国的出现。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困境与出路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当前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命题。传统的、单一的行政途径不仅不能有效解决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反而使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走出这一法治困境的关键在于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为了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我们应当以坚持“法律保留”原则为重心,不断完善相应的权限划分机制、权力监督机制等。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与演变

一、全面认识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含义:中央集权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它是针对地方分权而言,在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分配中,全国军、政财大权归属中央,中央对地方拥有统帅权,地方完全由中央管理和控制并绝对服从中央。     

从宪法第三条看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

民主集中制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之一,由宪法第三条所确立。宪法第三条民主集中制条款的实质是我国的权力分配条款,蕴含了"民主→集中→分工"的权力运行方式和权力统一的前提下对权力进行按类别划分从而具体分工的权力分配方式。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纵向权力关系,其活动在民主集中制的宪法原则之下。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是民主集中制法治化的一部分,民主集中制的法治化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充分条件。     

新时期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建构初探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构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和谐关系,就要坚持中国与地方关系调整的动态调谐和静态平衡相结合、适应国情和市场导向相结合、维护中央权威和尊重地方发展自主性相结合、职权对称和法制化相结合、中央与地方分权和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等＂五个相结合＂原则。     

我国公共服务与中央地方关系

在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分工不明确、不规范等问题和矛盾,急需采取多种举措加以解决。应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范围,规范中央对地方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以＂公共服务＋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和公共服务问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