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文人的入世之心

近代文人的入世之心更切 ,风气也更为败坏。其急于入世 ,多是为了名利 ,“入世”即“入仕” ,首要之务是“附势” ,于是形成了以权要为中心的若干文人集团。一旦入世受挫 ,文人或消沉 ,或愤激 ,甚或颠狂。尽管近代文人中不乏仁人志士 ,他们代表了近代文人的主流 ,但众多庸碌之辈却最终使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     

试论清初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的分野与内涵——以吴伟业、黄宗羲《柳敬亭传》为例

清初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以吴伟业、黄宗羲二人所作《柳敬亭传》为例，进行比较分析，主要考察其形象塑造和行文笔法以及文章体式等方面的同异，从而探讨清初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的区别及其文学史意义。     

从“西园之游”到“兰亭雅集”

西园之游是文学史上文人宴集活动的滥觞;兰事雅集则是文人游宴活动的顶峰,也作为文人集会的佳话流传至今。从这些游宴活动本身和其闻留下的游宴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文学逐渐走向自觉的过程。本文从文人身份的转变、文人文学观念的变迁以及文人抒情方式的理性化过程探讨魏晋文学发展的轨迹。     

荒城处处伤离黍，旧燕飞飞觅画梁——论朱中楣诗词中的“家国之思”

明末清初女性文人朱中楣因其身世的坎坷跌宕,不凡的性情与识见,卓然特立于一般女性文人之中。朱中楣作为明代宗室,亲眼看到明代的灭亡,经历了变代异姓的历史沧桑。因这特殊的境遇,“家国之思”俨然成为她诗词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情感表达哀大思深,颇具感染力。     

元代诗坛的题画之风

元代诗坛盛行隐逸之风、游历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风,代表着元代文人心态和生活趣味的两种倾向:隐逸与游历,是诗人们走向自然的标志;雅集与题画,则标志着诗人们对文人生活的雅趣的热衷。这里讨论元人的题画问题。题诗于画是宋以来诗人的一种艺术活动,这种活动在元代形成了风气,于是成为元代一种文学史现象。诗画相资,相得益彰,是建立在"诗画一律""本无二致"理论认识基础之上的,是诗画深度结缘后融二为一的表现。诗人以题画诗表达虚拟境界的心灵寄托。题画活动,也是文人间的一种交谊方式。甚至在元代,多人同题一画,如果其画其诗具有某种特定的主题,或形成了某种指向性话语,人文们还以此影响社会舆论。     

略论"金谷之会"的重要意义

“金谷之会”曾是影响极大的盛事。但在历史尘埃中已尘封千余年之久。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个案。考察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可以发现,与邺下集团的西园之会相比,金谷之会可说是我国第一次真正的文人聚会与集体创作活动。与建安年间曹氏的文学观念相较,石崇的文学思想首次体现了文人意识与纯文学创作观念的觉醒,突破了传统的三不朽藩篱。再从“二十四友”的创作实绩看,它对西晋文学的繁荣功不可设,对后代文人创作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吐蕃“顿渐之诤”述评

"顿渐之诤"是公元8世纪发生于吐蕃的一次著名论辩,是汉藏佛教文化较早期的一次文化碰撞与交流。藏文文献中记载的"渐悟"一派的胜利,不只是因为其在大乘佛教教义方面的殊胜,还因其能够满足吐蕃佛教体系建立、发展的需要。另外,统治者基于对建立佛教体系及稳固统治地位的考量而做出的选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末世之音与遗民情结——以崇彝的诗文为例

末世情绪是晚清文人面对西方入侵,异族文化涌入,传统文化崩塌的集体性情感反应。面对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断裂碰撞的文化语境、传统与现代更迭的情形,他们或激愤慷慨,为民族奔走呼号;或意志消沉,失检放纵;抑或不问世事,遗世独立。无论持何种出世态度,他们都承受着山河破落的国殇和前途未卜的私痛,相对于前两者,后者的行为安静,似是消极,但往往无言的伤痛才更加深入骨髓、久远深沉。晚清蒙古族诗人崇彝即属后者。     

朱谦之的音乐文学研究和理论

朱谦之是中国现代浪漫派文人当中对音乐崇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一种比较系统的音乐（情感）本位的宇宙观、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其著述在思维方式上表现出鲜明的信仰化、直觉化特征。     

时代、立场、动机——论韩愈汴州之乱书写

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汴州发生兵变。该事变在文人和史官笔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因果，这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立场、动机有关。韩愈基于文人相惜心态和中央本位立场回护罹难者，强调士卒杀帅的事件结果。史官则吸纳了因果叙述完整的子部小说成分，叙述了兵变的起因。藩镇兵变的书写过程体现了文史互动的复杂性。     

文人游戏与道德说教——论《阅微草堂笔记》的扶乩文化

扶乩是民间的占卜问疑风俗,明清时期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风雅游戏。《阅微草堂笔记》中收录的34则扶乩故事,一方面描绘了清代士大夫的风雅生活,另一方面反应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扶乩这种民间风俗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因而多了一份道德说教的色彩。     

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

明清徽商在从商经营之余,以各种方式来消遣余暇,或怡养情性,或注重品位,或显示风雅,或追求风流,或夸示豪富等等,体现了该时期徽商士商合流、雅俗合流的趋势和特色.     

汪曾祺小说《受戒》与中国文人画

汪曾祺自20世纪80年代初再次登上文坛,就以其小说淡雅平和的独特风格引起文坛的瞩目。作者受传统文化熏陶,其小说中蕴含着中国文人画的艺术手法和艺术精神,其代表作《受戒》便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人画的简约、淡雅和玄远之风。汪曾祺对于中国传统精神的呈现,是对中国传统文脉的继承,亦是对民族精神复兴的守望。     

俗中求雅：北宋文人歌妓词的“神”“貌”之变

北宋文人歌妓词具有独特的意蕴和审美价值,是解读当时文人心理的一把钥匙。因其内容所限,此类词本该是俚俗的,但北宋文人俗中求雅,不断提升其内在之质与外在之形。在内容上,文人们或专力突显歌妓优秀品质,或抒写真挚爱情,或寄托身世之感,通过这些开拓使其达到“神”变;在表现形式上,他们尽力使用雅语、典故,创造清新淡雅的意境,从而使其达到“貌”变。北宋文人歌妓词的“神”“貌”之变体现了北宋文人的雅化创作心态。     

论元代末年的士风与诗风

元代末年生活的世俗化和文化的多元性，极大拓展了士人的视野和胸襟，大多数士人主动逃离功名仕途，转而追逐风雅放情的生活，个性纵横。诗歌创作打破了元中期以来“盛世之音”的雅正，直抒性情，风格多样。     

中国传统美学“典雅”说的规定性意义

按照“典雅“说的规定意义,对古代典籍的学习是文艺创作的“根柢“,是联系古今的纽带,创作者必须通过“模经“、“积学“,汲取前人思想精华,纳其精粹,从而才能进入“典雅之懿“,即在审美创构活动中进入“典雅“之境。可以说,正是这种重视历史文化积累的美学精神,形成了中国美学雅俗论中的“典雅“说。     

宋征舆《蝶恋花·秋闺》意旨发覆

从近代谭献、王国维到今人严迪昌、叶嘉莹等 ,均以比兴寄托的眼光看宋征舆的《蝶恋花·秋闺》词 ,认为它暗示了作者出仕清廷的愧悔之情。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这首词写于崇祯八年乙亥 (16 35 )、九年丙子(16 36 )之际 ,收在明末刻本《幽兰草》中 ,本身就是一首闺怨词 ,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寄托。     

析张爱玲小说与五四新小说的关联

中国现代小说从诞生时已经沿着两条道路行走,即形成了所谓"雅"、"俗"两种类别的小说模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两条道路合流交叉的倾向日趋明显,张爱玲的小说成为雅俗合流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本文通过分析其小说集《传奇》对五四新小说的若干元素的吸取、融会,欲辨析其间对雅文学承继与融合的种种表征,借此总结其创作经验,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提供借鉴。     

论政治文明的建设与人大制度的完善

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和政治发展程度的标志。政治文明的建设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人大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同时也存在不少弊端 ,影响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最终阻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为此 ,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完善人大制度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作为古代审美范畴的“寒”

“寒”在中国古代诗词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寒”既体现为寒冷凄凉的具象,也在长期运用中内化为一种抽象的意象,并进而成为一种意境。“寒”不但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重要审美趣味,也反映了他们的文人意识和悲剧意识,一方面借寒境表达对自身现实境遇的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多沉浸在这种境地里,完成了审美化的想像性和解。这是建立于中国太阴文化基础上的具有东方色彩的审美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