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中国逻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体,它是相对于“三权分立”制度的一种“议行合一”制度形式。中国选择和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有巴黎公社的启示,也受苏维埃模式的影响;今天我们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因为它符合于现存的种种关系与逻辑。     

关于孟德斯鸠分权理论的几个问题

近代以前的西方分权理论表现为混合政体理论，其本质是阶级分权，平衡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孟德斯鸠对分权的贡献是把自由与分权相联系，并具体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方案。三权分立只是现代国家分权模式的一种，它一般适用于内忧外患较少的国家。要实现真正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局部权力混合交叉是必要的。议会制国家事实上是议行合一。分权除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外，还能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美国州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筹管理的几种模式

美国州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筹管理的几种模式马陆亭美国在政体上是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国家,在国家一级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力中心;同时美国又是一个实行“州权”的联邦国家,州在不违背宪法的前提下对本州的事物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管辖权。美国在１７８７...     

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再认识

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革命程序论”反映了孙中山未能从社会制度上去洞察人民“民主”之智难开的原因，其“训政”的思想构成了统治者拒绝向“宪政”过渡的理论依据；“权能区分论”展示了孙中山对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能力的低估，但却蕴含着民主集中制的光辉思想；“五权宪法”论反映了孙中山超越欧美“三权分立”政体的初衷，但他的“行政首领就是大总统的设置以及监察权从立法院中独立，而置于大总统领导之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说明了“五权宪法”非但不能起到超越“三权分立”政体的功能，反之尚不及欧美政体的科学性。     

浅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

“五权宪法”学说是孙中山政治学说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他民权主义理论在国家政体问题上的表现。被他称之为“立宪政体之精义”,也是他一生追求的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的理想所在.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曾打算把“五权宪法”同三民主义一起作为党纲,作为“建设国家的基础”。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是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揉合以中国古代考试、弹劾制度的精华而独创的五权分立制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孙中山为了宣传革命主义,汇集革命同志,创建革命团体,筹划武装起义,数度奔走于欧美之间,也悉心考察了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对于西方各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他一方面加以赞赏,认为“三权     

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思想可溯源至奴隶制时代“政体三机能说”,近代三权分立制度经历了由阶级分权向阶层分权的演变,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妥协产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则是更为彻底和更高类型的民主形式.三权分立制度的逻辑起点是私有制,多元的利益派生出多元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逻辑起点是公有制,根本利益的一元化对应于统一的国家权力.人大与一府两院是一种垂直而直接的制约关系,三权分立则是平行而间接的制约关系,西方各国行政权扩张的现实揭示了这种间接制约的无力.     

对孙中山“五权分立”学说的解读

“五权分立”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一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它是孙中山借鉴西方的“三权分立”学说,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的因素,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五权”不等于西方的三权加上考试权与监督权,而是以“权能分治,以权制能”为基础建立的“万能政府”的理想政体。     

由法律支配权力引起的思考

<正> 是权力支配法律,还是法律支配权力?这是国家政治制度上的两种不同格局,并体现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不同特征。民主政体在剥削阶级社会里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在奴隶占有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出现过。然而,以按“三权分立”学说建立起来的资本阶级民主制最为完善,为当今资产阶级国家所普遍采用。“三权分立”学说固然有明显的局限性,但作为这种学说基础的制衡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有无借鉴意义?由此引出了笔者的如下思考:     

对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探究——基于“分权制衡理论”的分析

一、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观点分权制衡理论,作为西方权力监督制度的理论基石,有着源远流长的理论和实践根源。其思想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政体三要素论(议事、行政、审判)。该理论是关于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国家的整体和部分之间权力分工与制衡的学说。作为欧美国家三权分立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未来社会制度”设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望远登高,他们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是前无古人的。其现实依据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其理论依据是唯物史观。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制度”,是“无阶级社会”“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实行社会计划调节,无商品、无货币社会”,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将按低级、高级两个阶段发展”。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制度”,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注意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不可能丢掉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在国体上仍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政体上仍将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与共产主义同义语的社会主义。     

中国不能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

资产阶级政党用“以一治三”的方式，沟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这种政治模式并非是一种最先进、最科学的政治体制，中国的民主建设只能根据中国的国情而循序渐进，绝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式的“多党制”与“三权分立”制度。     

分权与制衡——美国早期民主政治的保障

美国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中民主制度比较完备而颇具特色的国家。根据1787年宪法的规定,美国的新政体摒弃了欧洲立法机构至上的传统,采取了三权分立而又相互制衡的原则。这种政体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个人独裁专制,保证了美国人享有较充分的民主权利,但也存在严重的弊端。     

战国世局变迁与古代中国的治理转型

战国世局变迁,上承三代文明之余绪,下接秦汉帝国之开端,蕴含古代中国治理转型新陈代谢机理的丰富信息。战国世道变迁的两个关键变量,一是以国家能力为核心的集权国家政体形成;二是以个体小农为基石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的确立,前者决定了国家权力结构的制度走向,后者则奠定了基本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从而对秦汉"大地域"国家治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制度基础、技术储备和思想准备,成为古代中国"深度变迁"与"结构再造"的关键因素。     

孙中山五权宪政思想初探

五权宪政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中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是孙中山对西方政治制度深刻认识的产物,其理论来源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政体分权制衡原则和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某些合理性因素。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将其逐步完善,最终形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孙中山五权宪政思想的提出及实践是对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政治思想的重要发展,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古希腊城邦政治语境视阙下“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探析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命题,他划分政体的依据是人数的多少。他提出的命题,在当时可以唤起人们的共同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当时社会的和谐安定。在当代中国快速发展的“五位一体”的国家治理中,探析古希腊城邦政治语境中的该命题,对于引领人们参与国家治理,构建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的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非主张“三权分立”——与张晋藩先生商榷

<正>张晋藩先生主编的《中国法制史》认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下简称《组织大纲》)的特点是要求设置以美国国家制度为蓝本的总统制共和政府和“政府机关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笔者认为,《组织大纲》带有美国总统制色彩是勿庸置疑的,但“三权分立”之说却值得商榷。     

论洛克的权力分立理论

约翰.洛克是近代资产阶级第一个提出分权理论的启蒙思想家,他关于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的论述,开创了三权分立学说的理论体系,为英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提供了理论根据,并对后来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孙中山五权宪政思想初探

五权宪政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中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是孙中山对西方政治制度深刻认识的产物，其理论来源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政体分权制衡原则和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某些合理性因素。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将其逐步完善，最终形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孙中山五权宪政思想的提出及实践是对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政治思想的重要发展，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非典”流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但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非典”流行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异，“非典”流行事实上打断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进程，正是由于社会缺乏自救能力，也无可以自救的组织资源。才使国家有了大规模介入社会的可能．国家不得不依靠强化政府权力的方式和传统的动员渠道来控制疫情的扩散，也在事实上强化了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在处理突发事件或者社会传染病时，能否不以伤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为代价?“非典”之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应建立在公平、平等、民主、自由与正义的基础之上。     

西周宗法分封制下的贵族等级隶属专制政体试探

西周国家政体问题,是近年来史学界颇为注重研究的课题。 关于政体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列宁在论述奴隶制国家机器时,也曾谈及政体问题。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