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汉魏六朝石刻杞记——兼及石刻词汇研究的意义

章通过对“居盈”、“则百”等最早见于汉魏六朝石刻的词语的解读和分析，充分说明汉魏六朝石刻在汉语词汇研究、尤其是在汉语词汇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强调了石刻词汇研究的意义。     

汉魏之际人物品题的三大社会功用

在社会混乱的汉魏之际，察举制度式微，此时逐渐兴起的人物品题之风对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和人才流动以及对社会局势的变化等方面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主要表现：第一，在“君择臣，臣亦择君”的汉魏之际，人物品题在“择臣”和“择君”的“双向选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人物品题对制定战略战术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三，人们对曹操与袁绍的对比评论，既突出了汉魏之际人物品评重比较的特征，又对曹操以弱胜强，战胜袁绍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汉魏风骨”和陈子昂的人格精神

在武后朝诗人中，陈子昂的人格精神和诗歌创作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他标举“汉魏风骨”提倡恢复建安人的远大抱负和慷慨意气，在复古旗帜只革新“采丽竞繁”的风，本旨在社会历史语境入手，分析其“汉魏风骨”得以形成的原因；通过对他生命境界的描述，再观其“汉物风骨”的精神基调及主体人格的价值取向。     

汉魏之际士大夫的英雄情结

汉魏之际，人才辈出，但真正称得上“英雄”的却屈指可数。在士大夫对英雄人物的评论中，只有曹操、刘备、孙策与孙权等被称为“英雄”，但通过这些评论，我们却可以触模和感受到当时士大夫强烈的英雄情结，其具体表现为对英雄人物的广泛评论和深切渴望。     

论严羽对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评价的差异

严羽将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并举第一义,主要体现在＂悟＂和＂词理意兴＂两个层面。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均能达到吟咏情性的目的,所以列为第一义。严羽以盛唐为法主要体现在“气象”和“入神”两个方面：盛唐的雄浑气象超越了汉魏的浑厚气象。汉魏古诗无法达到“入神”境界,惟李、杜之诗达到“入神”境界。因此严羽虽提倡兼学汉魏盛唐之诗,但是心里真实指向是诗法盛唐。     

论“汉魏风骨”和陈子昂的人格精神

在武后朝诗人中,陈子昂的人格精神和诗歌创作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他标举“汉魏风骨”,提倡恢复建安文人的远大抱负和慷慨意气,在复古旗帜下革新“采丽竞繁”的文风。本文旨在从社会历史语境入手,分析其“汉魏风骨”得以形成的原因;通过对他生命境界的描述,再现其“汉魏风骨”的精神基调及主体人格的价值取向。     

曹丕“清怨”诗风的源与流

本文从文本形态、社会风尚、诗歌美学等角度分析了曹圣诗歌的“清”“怨”诗风，并对汉魏之际“清”“怨”诗风的形成进行了论述，理顺了“清怨”诗风的渊源和发展。     

道玄思想对汉魏六朝书法美学思想的影响

汉魏六朝书法美学思想受道家和玄学思想的影响,呈现出自身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书法美学思想中的“自然”、“妙意”、“书道”观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书意”、“风骨”、“神采”观则受到玄学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与汉魏六朝书法艺术和美学思想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魏南北朝时期语素“冲”的构词地位管窥——从碑刻中含“冲”的复合词说起

汉魏南北朝墓志中以“冲”为语素所构成的复合词共19个,与传世文献中“冲”的构词和使用情况一致。它是汉魏六朝品评人物的一个活跃语素,其构词能力在魏晋时期最强。     

浅论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及其创作

陈子昂是唐代诗歌革新运动的前驱，他高唱“汉魏风骨”，反齐梁，复汉魏，在诗歌内容上要求抒发真实情怀，关心社会现实；在形式上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风，继承风骨而不守旧，接受声律而不拘泥，并且在创作上，也努力实践自己的革新主张，创造风骨，声律兼备的新诗体。     

汉魏"考竟"辨义

“考竞”是汉魏时的一种治狱程式。传统观点认为“考竟”是犯人受拷问死在狱中，与史籍中的有关记栽不能吻合。从词义训诂和文献中的“考竟”实例，可知“考竟”应是考问案情，穷究其事之义。在“考竞”过程中，罪犯因刑讯死在狱中，或被判处死刑，则是另外的法律行为，不能与“考竞”混为一谈。     

汉魏诗歌中的鸟意象

鸟意象源于《诗经》，而在汉魏诗歌中得以张扬。汉魏诗人借鸟写比翼同飞的志愿和孤游失伴的凄苦，表现着对美好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以网罗与飞鸟的对立控诉社会的黑暗，并渴望能摆脱凌驾于人格之上的羁绊；同时还以鸾凤、鸿鹄等鸟自况，表现高洁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三者结合，完成了鸟意象的建构。     

宋明诗学的流变与王夫之诗学的理论品格

宋代主流诗学是以理性为基点建立起来的，逻辑、知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自然科学和思辨哲学的长足进展为前提，宋人保持和发展了对“理”的持续不已的兴趣。所谓“理”，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思想、日常情理和与之相关的表达方式。与宋人推崇理性有别，明代主流诗学关注的则是有关诗歌创作的经验。七子派相信，汉魏和盛唐的艺术实践完美地遵循了某种艺术法则，后人如果想揭示或制订规则，就必须具体地考察汉魏古诗和盛唐律诗，从中发现秩序并遵循这种秩序。王夫之在宋、明之后建立他的诗学体系，其理论思维首先着眼于宋、明主流诗学的失误。王夫之推崇审美直觉，不承认我们非得在理性原则和经验规则中二择一不可；他致力于克服理性原则和经验规则的冲突，并把审美直觉置于超越这种冲突的优越地位。王夫之郑重地将佛学的“现量”概念引进诗学领域，表明他对感受的直接性异常重视。     

中古汉语“VO杀”补说

治汉语史者一般用“VO杀”格式来确定动结式的产生年代。文章通过分析汉魏六朝时期的相关语料，认为“VO杀”结构的存在并不是当时真实的语言事实，中古汉语的“VO杀”只是受佛经翻译文体的影响，并受制于这种独特的文体和语体的一种暂时的语言变体。     

《世说新语》总括范围副词试析

《世说》中的总括范围副词共13个，主要沿袭先秦，汉魏时期新产生的“都”、“全”等在《世说》中虽有一定程度发展，但用法仍不够灵活，并未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总括范围副词。     

“桂学”研究与广西文化——胡大雷教授访谈录

李晓明（下文简称李）：胡教授,非常感谢您来到南岭民族走廊研究院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您长期从事汉魏六朝文学文论的教学与研究,但您又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桂学研究”首席专家,“桂学研究”岗广西特聘专家,我想请您谈谈“桂学”的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     

《诗骚与汉魏文学研究》出版

潘啸龙教授的《诗骚与汉魏文学研究》今年元月已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338千字。该书乃作者30年来在“诗骚”和汉魏文学方面最有影响的论文之结集。其中对《诗经》“赋法”和“抒情人称”的研探,深入精到;对屈原“放逐”和“沉江真相”的考察,推动了屈原生平研究的深化;对《离骚》“抒情结构”、《九歌》“祭神特点”、《天问》“问难艺术”、《招魂》“民俗背景”和“楚文化”对屈原创作影响的探索,至今驰誉楚辞学界;     

清乐源流述略

乐府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汉魏西晋、东晋南北朝、唐三个阶段，其中只有前两个阶段才有丰富的清乐曲辞。本文追述清乐发展的两个历史时期，同时讨论“清商曲辞”与“相和歌辞”中“清商三调”的源流关系。     

"史记学"史述略

以司马迁与《史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记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总的来看，汉魏六朝是“史记学”的萌芽时期，唐宋是“史记学”的形成时期，元明是“史记学”的发展期，清代是“史记学”的高潮期。历代《史记》研究的丰富成果为当代“史记学”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均与齐梁诗歌复古思潮略论

吴均是齐梁之际文学复古恩想诗文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吴均的诗“清拔有骨气”，结构纵横跌宕，语言质朴有力，是汉魏“以气为主”诗歌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当时持文学复古论者不乏其人，尤以裴子野为“极端”代表，他反对诗歌华艳的形式倾向，力主内容的纯雅与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