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浩然《金光大道》的“积极分子”写作

浩然是“文革”时期独步文坛的作家。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特殊时期的佼佼者,与他的积极分子创作动机、他对真实的特殊理解有密切关系。在“文革”中,浩然在“三突出”创作原则的严格限制下,在《金光大道》等作品中建立了一套准确、精致的政治修辞。现在,浩然早已淡出了文学舞台,但他所塑造的积极分子及其思想方式、修辞方式依然存在于现实生活和我们的潜意识中。     

重评浩然的文学真实观

浩然执着于在创作中体现真实性,并且坚信自己所写的真实。浩然的文学真实观是:真实地反映生活,就要在创作中体现党的政治运动、方针政策;在创作中正面歌颂新生活,抒写理想生活;作家改造思想,以阶级观点为理论指导创作。作家特殊的个体心理认知、文学心理结构、知识结构造就他的真实观。这种以观念之真取代经验之真,使浩然的创作承载了历史的重荷。     

作家研究方法的直观性检讨

<正> 作家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又是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虽不等同于文学研究,但又与文学研究密不可分。 作家之所以称为“作家”,是因为他写有作品,所以作家离不开作品。而作家要写作品,又总要表现一定的社会生活,因而作家又离不开现实。作家创作的目的是要让读者看,使读者得到教益,得到美的享受,因而作家离不开读者。因此,研究作家离不开研究作品、研究现实、研究读者。在这点上说,作家研究是与对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思考紧密相关的。但作家毕竟是整个文学     

谈浩然同志的创作

浩然同志,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位革命作家。他从拿起笔来的那一天起,就有着明确的创作目的:“我们要做无产阶级的作家。无产阶级作家写作,有他鲜明的目的性,即是为本阶级服务,为政治斗争服务。”将近二十年来,浩然就是怀着这样一个坚定信念,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勤奋创作的。今天,在我们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阅读浩然同志的作品,研究他的创作道路,从中明确他是怎样坚持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用他的作品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艰难的寻求——汤世杰短篇小说漫评

汤世杰是湖北人,也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了。但人们却习惯称他为“云南青年作家”。这是个带鼓励性质的称呼。 汤世杰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他从诗开始步入文坛,以中篇小说《高原的太阳》获得属于他的最高奖励——“《十月》文学奖”。然而,他花的心血最多、读者最为熟悉的,却是他那二十多个短篇。 一种文学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一个人的创作也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色。可以说,在文学创作中,有特色的作品未必都有生命力,但有生命力的作品却必须具有特色。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思考着汤世杰和他的短篇小说,也思考着云南文学的现状和未来。     

“意在表现自己”和“避免说到自己”——朱自清散文风格片论

在我国新文学史上,朱自清先生是卓然有成的散文家。这是早已得到了公认的,鸿文高论选出,说之颇详。“不贤者识其小”,我只想从他的散文创作过程中所作的探索和追求,谈一点浅见。朱自清“写过诗,写过小说”,后来搁笔了。他自己说,“诗情枯竭”了,而小说呢,“我一辈子也学不来!”但“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写可以“随便一点说着”的散文,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些话未必全是他的谦虚。他认定了散文才是合于他的文学个性的样式;“我意在表现自己”,似乎就是他在《背影》结集出版时定下的散文创作主张。然而,恰恰就是这个“表现自己”,使他经历了反复的尝试,不断的探求。所谓“表现自己”,如果我们只记得创造社作家说之又说的表述,就会把它和“由内到外”扣合起来,理解为创作是“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然而文学研     

关于浩然文学创作的思考

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持殊经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作家浩然仍引起人们诸多争议,或褒或贬,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从浩然“三十而立”的《艳阳天》到“回归乡土”的《苍生》,他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历吏价值和审美价值;同时,从他曲折行进的身影中,人们也能得到深刻的警示:在文学创作中,只有正确处理好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既感应时代的脉搏,又站在哲学的高度展示时代、超越时代,文学作品才会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运河文学”的理论构架

刘绍棠1936年生于北京市通县儒林村,13岁开始发表作品,读高中时写的《青枝绿叶》便被选进高中语文课本,他是众所周知的“神童作家”。然而,这位幸运的作家却走过了一条不幸的路。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在家乡度过二十年的“践民”生活。这种生活却给予他丰厚的积累,重返文坛,便进入创作的“井喷期”。几年来,已创作长篇小说11部,中篇小说集11个（收中篇小说40余部）,短篇小说集7部,散论集7部,还有2部选集和5种外文版选集。计43种,500余万字。丰富浩瀚的著述和作品构建起刘绍棠的“运河文学”体系。 “运河文学体系”,也是他倡导的“乡土文学”体系。 1979年,刘绍棠重新执笔,面对的是千帆竞发,万木争荣的文艺春天。前辈作家重新焕发创作青春,同辈人扬鞭策马,后起之秀脱颖而出,优秀作品不断涌现,文坛几乎每周、每天都在报导着激动人心的消息。从来不甘落后的刘绍棠感到形势逼人,产生危机意识。于是他以文坛才子的敏感,把自己放到当代文坛的作家队列中,认真比较分析,从而选定自己的创作方位。他分析道:“写干部我不如王蒙,写知识分子我不如宗璞,写士兵我不如王愿坚,写工人我不如胡万春,写劳改队我不如从维熙,写市井我不如邓友梅。但是,相对而言,我在写农民上比他们有优势。然而,写农民也有强手,李准和     

大地的画家——米勒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经为画家米勒写过一本传记,称米勒为“大地的画家”。在19世纪的法国,米勒这样一个出身农民家庭,并且用画笔表现农民和大地的画家,在生活和艺术上都是历尽坎坷的。了解他的创作道路,对     

作家身份与文学创作关系探究——以浩然为例

身份是一个作家的标志,也是一个时代文学印记的表征。浩然是中国当代作家。从作家＂身份＂的视角审视浩然的创作,并结合其所处的特定的时代背景分析,发现他对身份的欲求与其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先是农民,继而成为基层工作者,又从事过记者职业,最终获得了＂作家＂身份。每一次身份转变带来的精神的、思想观念的,乃至心理的、行为习惯的变化总是会投射到创作中,影响了作品的生成。＂作家＂身份的确立决定了他言说的选择、走向与矛盾痛苦,也决定了作品的基本面貌。     

讲故事的力量

<正>余华、莫言、苏童和王朔,四个作家一起去意大利参加文学论坛。主办方给作家的主题是“你为什么写作”。余华写的是,自己不愿意做牙医,想不上班,写小说还归自己。莫言写的是想给自己买一双皮鞋,写小说发表就有稿费了。只有苏童实实在在地说他当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在大学里面如何热爱上了文学,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但等到前面三人演讲完毕之后,苏童死活不愿意念他的稿子。他说:我太愚蠢了,我怎么会说我热爱文学才走上文学道路!我应该也跟你们一样,瞎编一个。     

寒凝大地发春华——评秦兆阳的长篇小说《大地》

秦兆阳是人们熟知的老作家。他曾以在理论上和创作上卓著的成就蜚声文坛,而长篇小说《大地》的出版,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文学声誉。 早在1935年至1937年间,秦兆阳就开始创作,他曾写过不少抒发人们抗战激情的诗歌(其中还有长篇抒情诗和叙事诗),发表在武汉的报刊上,但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1938     

沈从文:寂寞而美好的人文世界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量极丰,影响较大的作家,是海外许多评论家认定的“第一流现代文学作家”,①同时,也是极少被文学史书提及,至多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重要作家。产生如此巨大反差的原因很多,诸如历史的、政治的、文学思潮等等原因,但更与作家本人的创作态度有关。早在1940年,沈从文就曾说过:“一时之间有无读者是件小事,……我却希望好好写三十年,到二十世纪末还有读者。”如今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作家的作品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沉寂后,终于开始渐渐地走到了读者中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喜爱。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令人回味,颇具反思价值的一个文学现象。     

用生命创作的“安静”作家陈忠实

4月29日,写出中国当代文学名著《白鹿原》的作家陈忠实因病去世.人们以各种方式哀悼这样一个用生命创作的人. 陈忠实是一位纯粹的作家,他一生都在为文学服务.为创作《白鹿原》,他从省作协大院搬到乡下独居.他说:“我在创作时必须把自己关在屋里,笔下的人物仿佛都在我的周围活动.要是屋子里进来一个人,那些人物都吓跑了,我也就写不出一个字了.”     

制约与提升:创作与接受的二律背反

阐释学、接受美学的创立,驱逐了作者、作品的文学主体地位,建构了以读者为中心的理论体系,读者理论的开拓昭示了传统创作理论一种新的指导思想和发展契机。读者是文学的归宿和最终决定因素,文学创作与接受即为作者与读者的视野融合。现实读者的审美要求通过隐含读者诱导作家创作,规范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并转化为内在构成,潜化为艺术思维和艺术传达,因此,读者的期待视野就制约了一定的创作水平;而读者又必须在与作品的同化与顺应过程中获具一定审美视野,读者期待视野的提升必然受制于作家一定的创作水准,因此导致创作与接受的二律背反。明确创作的这种二难处境对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推动文艺创作具有深远意义。     

郁达夫文学思想探讨

在文学本体论上,郁达夫是一个“唯真唯美”说的倡导者。他的文学观念的最基本内涵是情绪表现论,认为是不可遏制的情感“逼迫”作家写作,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他认为,文学具有宣泄情绪、净化情绪,能为读者作者寻觅知音、为读者提供审美享受的作用,但他否认文学的社会功用。     

赋颂之宗 作者之师——略论曹植在建安赋风转变中的地位

在赋体文学的发展史上,建安时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以“铺张扬厉”、“体物写志”为主要特色的汉大赋发展到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辞赋创作开始由宫廷走向广阔的社会,注重对作家主观情思的抒发,打破了汉大赋千篇一律,互相雷同的创作模式,显示出作家鲜明独特的个性风格,语言上由汉大赋的深涩凝重转向建安辞赋的明朗刚健、华美自然。这些转变为赋体文学的繁荣发展拓展了宽广的道路。     

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文学大师

金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走进千千万万读者的心田。有人说:“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可见金庸武侠小说的魅力,只能用魔力和神力来形容。金庸在文学史上创造了许多奇迹:在20世纪中国作家排行榜上,有几位文学博士把他列在第四位,他是第一个使武侠小说创作脱离俗套与窠臼的文学大师;他第一次树立了文人办报的新形象,是当代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一介书生,南下香港,白手起家,名动天下。“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这是金庸的自我写照。金庸急流勇退金庸说他初写武侠小说,一为交差,二则是因为好玩。1972年,《明报》刊完《鹿鼎记》后他宣布封笔。时年他才48岁,正值写作的“青春”,对金庸突然止住如江河     

雅俗共赏的追求——“布老虎现象”探析

“布老虎丛书”,因采用了民间布老虎形象作为丛书的标志而得名,是近年来由安波舜策划,春风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一套丛书,分小说、散文两个系列。这套丛书在出版界、图书界及众多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在文坛上形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布老虎现象”——一批由严肃文学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了能够代表当今时代水准的畅销书。在社会生活趋于多元化,文化呈现出众多的选择性,整个社会对文学的热情有所减退,严肃文学失去往日的轰动效应之后,“布老虎丛书”能形成这样一种声势和冲击波,能拥有相当一部分文化人、龄层次不同的读者,就弥足可贵了。 一 首先,我以为,该丛书的策划者安波舜是颇有识见的。由他策划出版的“大陆女作家爱情系列丛书”,曾让人们注目并感念这位策划者,因其作品中女性作家对人类爱情心理丰富而深刻的描写及弥漫全篇的感人至深的情绪力量极大地震撼了读者。“布老虎丛书”的策划出版同样表现了策划者的识见,看出这是他在对文学与读者的联系进行了很好的估价和思考之后作出的抉择。 策划者安波舜说过:“策划‘布老虎丛书’之初,就认定文学必须尊重传统,写故事。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学,首先要有人读,传统的写故事手法无疑是读者所喜闻乐见的有效形式。”参与“布老虎丛书”创作的小说家叶兆     

现实主义的良好开端──柳青早期短篇小说论略

作为一位以现实主义为最高追求的作家,柳青在创作的起步阶段就明显地显示出重视生活、关注人生的特点。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构成了柳青早期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特色。这些作品虽然明显存在着思想上、艺术上的不足,但仍然能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研究柳青早期的短篇小说创作,对于全面认识和评价柳青的创作,对于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轨迹,都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