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创新科技政策“效用—响应”测度分类研究

创新模式、政策特性、政策工具,历史演化和涉及领域是创新科技政策的传统分类方法,没有关注政策在多领域不同层面的影响作用,不利于企业明确政策利弊和对政策进行响应决策。从宏观政策效用和微观企业响应出发,提出"效应—响应"分类思路,依据政策的强制程度、作用力度、持续效力、财政励度、影响层度以及资源供给强度、响应收益周期和企业响应态度,将集群创新科技政策分为:紧迫性政策、权威性政策、指导性政策、阶段性政策和长期性政策,并以中关村为案例,选用2007—2011年政策数据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和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政策感知与决策偏好对创新政策响应行为的影响

为了探究政策感知与决策偏好对企业响应创新政策行为的影响,以北京市337家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应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政策实用性感知和企业家决策偏好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响应创新政策行为,企业家决策偏好在政策实用性感知和企业响应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2)政策易用性感知对企业响应创新政策行为不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政策实用性感知和企业家决策偏好的完全双重中介作用产生间接影响。政策实用性感知在政策易用性和企业家决策偏好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政策实用性感知的中介效应大于企业家决策偏好和政策实用性感知与企业家决策偏好的双重中介效应。     

科技创新政策落实的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基于109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以政策扩散理论为基础构建科技创新政策落实机制分析框架,形成科技创新政策落实因素组态模型,选取109家典型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科技创新政策落实的影响因素及路径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科技创新政策的落实呈现多因素协同、多路径并存的特点。科技创新政策落实的路径一是强认知的科技创新政策供给推动型,分为弱环境、强认知和强响应、强认知两种;路径二是创新能力和创新协同环境驱动型,分为有利条件下和不利条件下两种。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探索了科技创新政策落实的影响因素和路径选择,揭开了科技创新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的“黑箱”,对于提高科技创新政策实施效果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供需偏移测评模型构建及实证——基于广度与深度扩展的政策量化研究

基于微观层面创新创业政策实施实际与预期差异分析,运用区位理论、相似性理论,拓展政策偏移深度与广度内涵,构建政策供需偏移测评机制与模型。以角度离差表征偏移广度、以相对距离表征偏移深度构建政策偏移指数,并以偏移指数与偏移环境的二维向量测度政策供需偏移度,进一步借鉴皮尔逊相关性检验思想提出政策供需偏移程度判别准则,辅以数理实证该模型满足政策供需实际偏移的相关特性。在此基础上对政策文本进行梳理与量化分析,提出包括资金、人才、研发、服务、生产制造、新产品及技术引进与扩散在内的创新创业二级政策要素体系并实证。研究指出政策供需偏移测评模型可有效进行政策要素深度量化与对比剖析,助于从顶层设计视角提升政策调节精准度。实证显示,整体上北京市各类科技企业在创新创业中的政策需求大于供给,且具有极强的技术与新产品市场政策扶持需求,尤其小微、民营、合资及外企对各要素类创新创业政策的供需差异较大,而已有资金、研发及人才类政策较好匹配各类科技企业的政策需求。综合实际,衍生发展模式、科技工业园区模式及集群式发展模式成为北京市科技企业加强新产品市场拓展、技术引进与知识扩散的可行路径;借助企业上云,共建各类资源交互平台,对于提升政策信息共享、辅导与监管水平具有深远意义。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促进了何种创新?

本文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区分为“补贴型”与“非补贴型”政策两类,并将新能源车企创新偏好区分为“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选取2010—2018年期间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的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分析了两类产业政策对于新能源车企两类创新偏好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以及新能源车企的政治关联在其中可能存在的调节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补贴型”政策对于新能源车企创新偏好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后降的趋势,并且更容易引发企业的“策略性”创新偏好;“非补贴型”政策对于新能源车企创新偏好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步增强趋势,并且对于“实质性”创新偏好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政治关联在“补贴型”政策对新能源车企“策略性”创新偏好的影响中存在着正向调节作用,在“非补贴型”政策对新能源车企“实质性”创新偏好的影响中存在着负向调节作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要更好地促进新能源车企的“实质性”创新,就必须改变目前“补贴型”政策“一刀切”的行政化安排模式,要进一步丰富“非补贴型”政策的内容,并加大“非补贴型”政策实施力度,同时要把握好企业政治关联在产业政策促进高水平创新中的调节性作用。本文丰富了“非补贴型”政策与企业创...     

科技金融政策、资金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潜在狄利克雷分布模型

尝试从企业网络特征视角研究科技金融政策如何进一步释放科技金融效能,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运用LDA聚类算法将我国2011—2020年国家层面科技金融政策划分为宏观导向类、资金支持类、平台建设类和专利保护类,同时运用同期我国创业板上市企业相关数据,深入挖掘各类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及资金网络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4类科技金融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且资金网络中心度增强了宏观导向类、资金支持类和专利保护类这3类科技金融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基于研究结果,从政策、网络与企业角度出发,提出维持绩优政策供给力度、扩大资金网络规模、把握网络核心地位等对策建议。     

中国创新政策演变过程及周期性规律

从创新政策概念和内涵出发,分析了中国创新政策的研究概况,并以此为基础,从政策分析视角,通过构建政策生命周期模型,研究了中国创新政策演变的过程、模式及周期性规律。结果表明,中国创新政策的问题、目标、内容和特征呈现动态演化机制;创新政策模式演变体现了全社会对科技创新范式的更迭;中国的创新政策经历了科技管理的市场化改革阶段、自主创新战略及其实施阶段、科技创新治理现代化阶段3个主要发展阶段,并呈现出快速及时、自发调整、修正完善的演变过程,从而快速实现生命周期循环更新的独特模式;中国的创新政策演变呈现出重大创新政策的连续性、政策生命周期呈缩短趋势和政策层级差异性等特征。     

创新行为系统中政府与企业的演化博弈及稳态分析

对创新行为系统中的政府和企业构建了一个非对称的2×2演化博弈模型,并用复制动态演化调整过程来分析此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及其参数条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了企业创新,企业创新带来的积极效应促使政府进一步完善激励创新政策,博弈的稳态均衡策略是政府从政策上激励企业创新,企业为追求最大利润而进行创新.从而在理论上证实了政府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性.     

创新科技政策及其三阶段周期研究

创新科技政策(ITP)是政府为了影响或者控制企业技术创新资源和知识利用及转化的速度、效率、规模,而采用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强调政策决策者应关注创新技术的动态演化和变革。通过对创新政策、产业政策和ITP的比较,探讨了ITP的特点和意义,进一步对创新科技政策三阶段周期进行归纳,总结了各阶段政策目标和支持措施。结合以色列ITP实施案例得出启示,ITP为区域创新政策刺激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知识经济时代的美国州级政府科技政策评述

美国各州政府近10年来普遍采纳知识经济的理念,大力支持研究型大学与产业界一道创造高新技术.以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纳米科学与工程学院(CNSE)为例,分析了政府、产业界巨资支持的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的社会网络,还剖析了州级政府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各种利益博弈过程,以及州级科技政策改善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     

科技金融政策能提升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吗?——来自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将“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冲击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分析了该试点政策影响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内在机理,并基于2009-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运用渐进DID模型评估了该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该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科技企业研发投入,且这一政策效应具有持续性。此外,政策的研发投入效应在不同生命周期、不同所有制以及不同规模的企业间存在差异。机制检验表明,该试点政策通过财政补贴效应、信贷支持效应和机构投资集聚效应对科技企业研发投入产生影响,其中信贷支持效应贡献度最高,机构投资集聚效应贡献度次之,财政补贴效应的贡献度最低。拓展分析发现,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科技企业的创新产出,并提高了科技企业的创新质量。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研发投入效应提供了政策启示。     

江西省科技政策实施现状及分析——基于27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

以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江西省2006-2014年间围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的各类科技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同时收集企业创新过程中对科技政策的诉求与建议,并采用AHP模型对企业政策需求进行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企业对科技政策需求的重点已不再是政策措施本身,而是了解政策与落实政策。最后就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现行科技政策体系提出相关建议。     

江西省科技政策实施现状及分析

本文以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江西省2006-2014年间围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的各类科技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了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同时收集了企业创新过程中对科技政策的诉求与建议,并采用AHP模型对企业政策需求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企业对科技政策需求的重点已不再是政策措施本身,而是了解政策与落实政策。最后就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现行科技政策体系提出了相关建议。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的演化博弈分析

通过建立博弈方各制约因素的动态博弈模型,对复制动态方程及路径演化相图进行分析,系统研究风电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博弈过程,提出风电企业协同创新的策略集随制约因素变化而趋近不同稳定均衡点。风电企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博弈进程中选择不同的演化策略,虽然存在最优结果,但是考虑到现实性的资金、成本、机会主义行为影响,风电企业协同创新市场仍是二元结构。因此,应当协调各方利益,促使二者之间产生良性互动,达到协同创新资源最优配置。     

转型升级背景下科技型小微企业协同创新策略研究

目前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在此背景下,强调技术合作、促进小微企业协同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而将协同创新的研究视角扩展到小微企业领域,从利益主体角度出发研究科技型小微企业对协同创新的行为选择必然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运用静态博弈模型分析科技型小微企业采取"合作"和"背叛"策略的条件和动力机制,其次运用演化博弈模型阐释在重复博弈下小微企业选择的最优策略,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数据对理论模型构建的前提条件进行检验,最终提出有效促进科技型小微企业协同创新的政策建议。该研究有助于从微观角度理解转型升级背景下企业创新的行为选择,对于政府发展协同创新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从一般政策系统看科技政策系统完善化的方向

本文从对一般政策“产生—作用”过程的观察分析入手,提出了一般政策系统的概念模型。根据这一模型,政策过程被视为一种系统活动,这一活动包括政策源、政策集、政策支持网络和政策对象四个部分。政策的全部社会效果联系于这一政策系统的运行状况。在科技政策领域,文章借助该模型对我国科技政策产生、作用过程作了历史的回顾和现况描述,从对科技政策系统的单元分析入手,说明了科技政策系统完善化的方向并给出若干推论。     

区域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创新政策是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重要驱动力,已有文献中鲜有企业层面政策影响创新效率的研究。本文运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北京市创新政策对中关村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平均影响程度在0.31左右,其中政府项目和资金补助,以及创新人才资助和研发软硬件扶持都对企业创新的专利产出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税收优惠和资金补助,以及高端人才税收补贴都对企业创新产品收益取得了良好效果;特别是,政策资金补助的影响程度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此外,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企业创新效率的政策影响程度较高,而装备制造业较低且呈现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微小企业对区域创新政策的依赖程度高于大型企业,政策作用于中小企业创新效率的效果好于大型企业。     

会计政策选择的客观性和效率性分析

会计政策选择是客观的,贯穿于企业从计量、记录、报告等资金运动的全过程,但其实质是经济利益分配过程,即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本文首先分析了会计政策选择的客观性;其次从管理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和政府契约角度分析了会计政策选择的机会主义和效率性问题,同时为提高其效率性提出建议。     

科技创新政策对创新资源—绩效的跨层调节影响机制

科技创新政策是合理分配创新资源与提高创新绩效的重要保障。通过对省级政府工作报告进行量化打分,并结合统计年鉴数据,构建多层线性模型,探究了省级层面科技创新政策力度对地区创新资源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具体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科技创新政策中的政策目标将会影响地区创新资源投入,而政策工具主要影响创新资源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其中科技创新政策中的知识产权目标与外资引进目标对创新资源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需求政策工具对创新绩效具有跨层直接影响,供给政策工具对创新资源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跨层正向调节作用,而环境政策工具对创新资源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跨层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博弈理论的协同创新主体资源共享策略研究

协同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推动协同创新体系发展,强化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成为时代的主题.本文研究协同创新主体资源共享问题,明确协同创新资源共享的内涵;并建立监管部门、企业、高校和研究院所三者之间的博弈模型,对博弈模型的结果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