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过程中的宗族--对赣、皖10个村治理状况的一项综合分析

按西方主流理论,宗族作为“原始组织”,将为“人工创立的社会组织”所取代,但在近20年来我国农村宗族却出现了复兴的新情况。本根据对10个村治理状况的深度观察,从日常生活、村庄、行政村和村际关系等层面分析了宗族对村治的实际影响。指出,宗族在村治过程中发挥着双重性的功能,一方面,提供了较好的服务与帮助,填补了若干管理真空,避免了更严重的失范和无序,而且,强族组织与宗族集体意识成了抗拒行政权力不法侵害与剥夺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宗族往往以狭隘的本族利益为归依,奉行着恃强欺弱的逻辑,并倡导男尊女卑,崇尚迷信。因此,不应简单地对宗族给以全面否定和肯定的结论。要构建农村治理的新秩序,虽然无法舍弃宗族,但是应当寻求新的资源和新的机制。     

清代徽州宗族社会的组织控制

在清代,徽州宗族借助自身的文化权力获得了乡村社会组织控制的权力.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的制订和宣讲,对族人的约束,以及对违规者的教化与惩罚等,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维持了徽州乡村社会的稳定、有序与和谐.     

清代徽州宗族社会的道德控制

在清代,徽州宗族借助自身的文化权力获得了乡村社会道德控制的权力。宗族立足于儒家文化和程朱理学大传统的道德根基,对民众的道德小传统不断加以引导和清理,通过教化的、权化的道德,孝化与神化糅合的道德以及对道德越轨者的惩罚,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农村调解机制的社会基础考量

对农村调解机制的社会基础进行考量,需要结构化的理解村庄社会现象,包括村庄权力结构、内生秩序、村庄文化及其与村庄外其它政治力量之间的关联和互动,以从总体把握农村调解机制的研究路经。     

土家族农村地区宗族文化变迁与村寨治理

土家族宗族文化曾是旧社会村寨社会秩序的基础。人民公社时期,这种宗族文化受到压制,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萌。现时复萌的这种宗族文化对土家村寨社会的权力运作、经济发展、社区生活具有一定积极影响,是一种可资利用的乡村社会治理资源。     

调适和融通:国家权力与客家宗族系统之间的二重变奏--以明代中叶崇义为例

江西崇义是客民的典型聚区,客家宗族系统较为活跃,而代表国家权力的官府在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明代中叶,王守仁镇压畲民起义后,整合地方建置,推行乡治计划,使国家权力得以伸展.在这个调适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客家宗族系统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取得了融通.     

土家族农村地区宗族文化变迁与村寨治理

土家族宗族文化曾是旧社会村寨社会秩序的基础。人民公社时期，这种宗族文化受到压制，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萌。现时复萌的这种宗族文化对土家村寨社会的权力运作、经济发展、社区生活具有一定积极影响，是一种可资利用的乡村社会治理资源。     

我国村委会选举暴力事件产生原因及对策研究

村委会选举是我国实现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途径,也是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村民对农村资源的关注、农村社会动员的扩大、内部差距的拉大和宗族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干扰。这些变化导致了村委会选举暴力事件的急剧增加,使之成为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威胁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发展农村经济和建立村民权利司法救济系统等,保障农村地区稳定,促进农村的健康发展。     

调适和融通：国家权力与客家宗族系统之间的二重变奏－以明代中叶崇义为例

江西崇义是客民的典型聚区，客家宗族系统较为活跃，而代表国家权力的官府在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明代中叶，王守仁镇压畲民起义后，整合地方建置，推行乡治计划，使国家权力得以伸展。在这个调适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客家宗族系统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取得了融通。     

村委会选举活动中各方政治心理倾向分析——以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例

村委会选举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但与村委会选举制度相关的行动者不仅包括村民,还包括基层政府和候选人。各方对村委会选举持有复杂多样的心理,包括支持、畏难、担心、无奈、功利、冷漠、实现自我价值以及追逐权力等。分析各方的心理有助于全面认识村委会选举的现状,有助于完善村委会选举制度。     

论文化传承的地方激励与劝诫机制——以明清时期的陕西商洛为例

文化传承除过官方机制和民间机制外。还有其它机制。它还包括由政府、民间组织、个人等社会成员主导的激励机制和劝诫机制,如仕途导向的科举、教化引导的旌表、荐举以及乡约民规。它和非公权力结构一起,很好的表现了权力的末梢状态,并且连结起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百姓、宗族与宗族成员、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乃至情感,使权力发生的对象落到了实处。     

从村民委员会到村民代表会议——试论村民自治的制度再设计

当前村民自治的主流形式是以村委会为载体,体现了中国行政主导型的官僚体制在农村的延伸。这种体制由于缺乏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而带来种种问题,改进之道在于效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民选的村民代表会议作为村庄权力机构的地位。     

组合竞选:一次草根民主的实践——安徽省T村“组合竞选”对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启示

始于1987年终于2008年的组合竞选,对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具有很多启示。从组合竞选的实践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面临诸如传统文化压制公民精神成长、纵向权力结构固化与横向自组织发育不良等困境。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实现的途径包括:尊重差异性,构建和谐的村庄关系;理性对待传统文化,推动公民精神的培养;扶持乡村自主互助组织,延伸社会横向的权力网络,培养农民的民主习惯。     

明代黔中官和龙氏宗族发展历程探析

本文以龙氏所遗明代文书,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以详实的材料对明代黔中宗族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国家权力的渗入,以及明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以夷制夷"策略,导致黔中少数民族地区长期的不稳定,民族矛盾与冲突不断,严重制约了各宗族族群的发展;同时也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各个宗族只能在一个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下艰难地生存。     

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一个导论

自清末新政开始,中央政府启动了“国家政权建设”,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与运作逻辑开始改变,当代乡村治理得以发生。不管是晚清的“地方自治”,还是民国时期的“新县制”,均没有完成对基层社会的整合,而是出现了所谓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任务直到人民公社时期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才真正得以完成,村庄的制度型权力也得以确立。分田到户以后,国家的体制性权力从农村部分退出,国家与村庄的关系重新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推行农民本位的改革,村组的制度型权力逐步弱化,策略型权力张扬,导致了一系列的治理性危机。由此,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就是村庄制度型权力与策略型权力的双重变奏。     

村民自治条件下赢利型村庄经纪的再生与进化

杜赞奇教授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了国家经纪理论,以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对村庄社会中的乡村基层政治体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研究。在建国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在村庄社会内的一步步强化,村庄经纪走向了消亡。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逐步建立起来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广大农村社会中的确立,在国家权力逐步退出淡化的背景下,以村"两委"组织及其成员为代表的处于国家权力与村庄社会之间的中介组织及力量呈现出了明显的赢利型村庄经纪特征。相对于传统定义中的赢利型村庄经纪,再生于当前村庄社会中的赢利型村庄经纪除了具备赢利型村庄经纪典型的逐利性特征以外,还出现了诸多适应当前村庄社会环境,尤其是村民自治制度的新变化。     

略论晚清的宗族

一、宗族存留与族权的扩张晚清的宗族大体上保持了清代前期以来的形态,祠堂、族谱、族田、旅长以及族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功能体系,而构成这一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各有其不可代替的功能。祠堂作为宗族的标志因拥有祖先神位而具有强大号召力;族谱作为血缘纽带将一姓族人联系在祠堂周围;族田通过经济实力支撑着宗族实体的存在;而族长则通过族规维护着宗族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就是这样一种宗族的内在结构,保障了宗族成员的生产、生活、安全等方面的生活需求,同时弥补了国家、社会在教育、经济、赡养和治安等方而的职能缺陷,使宗族组织…     

我国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完善路径

为达到高校与社会互动、教与学的互长、自然与人文共融的和谐状态,必须适时进行大学治理结构的调整。本文从大学治理结构的外部与内部两个角度总结出导致现实困境的三对主要关系:大学自主权力与政府管理权力的失衡、大学内部信息与社会信息环境的联系甚疏、大学学术权力与大学行政权力界限不清。提出了从优化高校自主办学、推动行政转向,加强校企合作、合理配置资源,倡导学术自由、多方民主治理等方面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策略。     

村落的二重化权力空间与权力的空间控制技术:陕西毛村?…

本尝试运用空间分析视角,理解当前农村社会村落中的权力关系和在其中发生的村委会行销性质。本认为,当前行政村体现出二重性的权力空间性质。这为各种在选举中运用空间控制技术提供了舞台,并对村委会选举的性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村委会选举孙仅是国家推动的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也是乡村的各种权力互动和发生变异中的重要事件。     

社会转型与观念嬗变：乡村振兴的实践基础与现实困境——滇南良心寨村的田野叙事与阐释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市场化和国家扶贫开发共同作用下使传统村庄居住环境、人际关系、生产和生活方式等逐渐向现代化转型,形成村庄经济社会新格局,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当村庄经济市场化、生计多样化、价值理性化、社会个体化以及群体利益分化等多重因素所形塑的理性化人际关系构成村庄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动力因素时,由于内部贫富差距凸显、道德观念轮替和社会认知偏差而导致村庄社会价值观念嬗变,在村庄传统伦理观念尚未远离而现代道德观念尚未完全确立之际,价值倾向和群体利益分化引发的人际关系紧张等秩序问题也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和村庄争论的焦点,构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