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与“修正主义”

林彪、“四人帮”在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为了镇压群众,拉大旗作虎皮,大搞现代迷信。他们把敢于理论联系实际,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对革命领袖的某些提法、结论提出不同看法的人统统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轻则批判,重则关进监狱,实行专政,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肆虐,这些年来,人们对“修正主义”的帽子深怀恐惧,以至到了谈“修正”,就有谈虎色变的恐怖感觉。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人们很自然地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马列主义要不     

驳“对着干”——“对立统一规律”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四人帮”的反动哲学做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痛斥他们“形而上学猖厥”。“四人帮”的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然而,他们又总是打着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旗号,招摇过市。辽宁的那个死党伙同迟群之流在“朝农现场会”的闹剧中,大叫大嚷:“我们的经验归结为一点”,就是“对着干,唱对台戏”。这个“对着干”的“经验”从教育领域推广到一切领域。一时间“对着干”的口号震山响,“对着干”的“经验”纷纷出笼。为了给这个“对着干”贴马列主义的标签,“四人帮”的御用工具秦怀     

“对着干”是“四人帮”的捣乱哲学

“四人帮”在演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中,曾声嘶力竭的狂叫要“同十七年对着干”,“同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同资产阶级对着干”等。其实,他们所说的“对着干”,就是要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要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着干”。“对着干”是“四人帮”妄图改朝换代而发出的反革命宣言。它既是“四人帮”为其篡党夺权制造的理论根据,又是他们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的行动口号,是“四人帮”的捣乱哲学。它流毒全国,危害极大,影响极坏,必须予以彻底批判。     

用铁的事实砸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推翻了“两个估计”,砸碎了“四人帮”强加在千百万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我们心情欢畅,精神振奋,干劲倍增,深深感到教育事业获得了大解放。我们决心把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化作动力,为教育革命的大干快上贡献所有力量。“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和他们后来抛出的那条“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     

斥“四人帮”对教师队伍的反动“估计”

正当我们党反对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同他们盘踞在教育战线的党羽,极力封锁、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极力对抗周总理的指示,居心叵测地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斗争形势炮制了“两个估计”,成为我们党反对“四人帮”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两个估计”中,对教师队伍的“估计”,是套在广大人民教师身上的一副精神枷锁,是“四人帮”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动世界观最丑恶的表演,纪录了这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仇恨党、仇恨人民、仇恨社会主义达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四人帮”胡说:“原有教师队伍”的大     

瞧，咱这“四人帮”

“文革”时期,有个“四人帮”,我们909班也有个“四人帮”呢!     

“四人帮”反党集团“批儒评法”的险恶用心

王张江姚“四人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利用他们窃取的一部分领导权力，把持了党的宣传工具，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利用历史进行反党活动，是“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伙混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不学无术，对历史一窍不通，忽然都变成了有“历史癖”的“理论家”倒处侈谈历史。在他们授意和指使下，“梁效”、“罗思鼎”、“康立”等等名目不一的“作者”，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历史评论”文章。一时间，在“四人帮”把持的报纸刊物上，毒草丛生，黑话不绝。人们对“四人帮”恣意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     

批判“四人帮”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愤怒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四人帮”篡党夺权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除了其反动立场之外,还有其世界观的根源。我们必须从哲学的高度,认真剖析“四人帮”的世界观,才能将“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批深批透。     

揭开所谓“北京永乐中学事件”的真相

我们学校就是那个被叛徒江青打成“国民党台湾”,并被“夺权改革”的北京永乐中学。叛徒江青的黑批示整整压了我们两年多,直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才算有了出头之日。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又揭露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我们永乐中学在政治上、精神上才真正得到了解放。江青的黑批示,由“四人帮”黑干将迟群发了所谓《教育革命简报》,流毒全国。今天,我们不但要诉说我校一千四百多名师生对“四人帮”的仇恨,更要揭发批判“四人帮”毁灭教育,坑害一代新人的滔天罪行。     

炮制“两个估计”意在“改朝换代”

正当揭批“四人帮”第三个战役打响的时候,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阴谋。消息传来,我校师生员工人心大快、精神振奋,特别是当我们听到长期被“四人帮”封锁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夏季指示时,不由心潮翻滚,更加怀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更加热爱英明领袖华主席,更加切齿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关于十七年的估价问题,毛主席曾经明确指出: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毛主席的指示完全正确。可是,     

斥“四人帮”的所谓“鲁迅研究”

十余年来,“四人帮”伴随着他们以文化大革命的“左派”起家,逐步爬上高位,加紧反党篡权的反革命活动,直到最后复灭,对于鲁迅,一直死死抱住不放。“纪念”、“宣传”、“学习”、“研究”;讲话、文章,连篇累牍,著书立说,洋洋大观。一伙职业的反革命,却和毛主席高度评价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此这般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岂非怪事一桩吗?其实怪事不怪,这正是“四人帮”反党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认真加以剖析,揭露真相,将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驳“儒法斗争史研究”中的“考证”

一“四人帮”及其附和者曾经说,从古代到现代,中国始终有着儒法斗争,中国史也就是儒法斗争史。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贯串古今的儒法斗争。儒法斗争被“四人帮”及其附和者大大地夸张和绝对化了。“四人帮”炮制“儒法斗争史”,是为了实现其政治阴谋。以上三点是人所共知的,不再作详细论证了。我们所要揭示的是:“四人帮”及其附和者如何炮制出“儒法斗争史”来的。     

愤怒声讨“梁效”大搞“影射史学”的滔天罪行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疯狂地全面地篡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他们从借口“批林批孔”搞所谓“批党内大儒”,到后来提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就是他们反对毛主席的这一伟大理论的集中表现。为了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梁效”在“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一伙的直接操纵下,大搞影射史学。“梁效”的影射史学,是“四人帮”推行和宣扬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折不扣的古为帮用的反革命史学。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假借批林批孔,另搞一套,采取种种阴谋手段,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一九七四年“一·二五”大会上,     

“四人帮”批判“写眞实”的批判

“四人帮”对“写真实”深恶痛绝,把它列在“黑八论”之首,真是成了罪魁祸首了!他们给“写其实”戴上了一大串吓人的帽子,罗织了种种罪名,给人造成一种条件反射,一提起“写真实”就立刻想到它头上的一大串帽子。写其实有罪,说假话受赏,黑白顛倒是非淆!然而对于“四人帮”的这套吓人战术,不可等闲视之,不可低估其造成的影响。今天,很有必要看一看这一串帽子是否符合实际,剖析一下“四人帮”为什么这样害怕“写真实”,想想革命文艺怎样才能使政治性和真实性统一起来。     

从“还我青春”说开去

粉碎“四人帮”之后,觉醒的青年们,曾经痛心疾首地喊出“还我青春”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是对林彪、“四人帮”误人青春的一种强烈控诉,也是对已经虚度的青春的一种深切惋惜。青春时期,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是人生最宝贵的阶段,也是最短暂的阶段,稍纵即逝。本来就宝贵而易逝的青春,偏偏又叫林彪、“四人帮”制     

从“三突出”看“四人帮”文艺路线的极右实质

利用文艺反党,是“四人帮”的一大发明。长期以来,“四人帮”凭借手中窃取的权力,不但炮制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作品,而且拼凑了一整套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这套反动理论的核心,就是所谓“三突出”。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为武器,彻底揭批“三突出”,有助于我们认清“四人帮”文艺路线的极右实质,把被他们颠倒了的东西纠正过来,使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地向前发展。     

横扫“文盲论” 建设无盲省——批判“四人帮”鼓吹“文盲论”的反动罪行

在最近召开的全省扫盲业余教育工作会上,参加会议的代表,以满腔怒火,同仇敌忾地对“四人帮”鼓吹的“文盲论”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批判。鼓吹“文言论”意在搞复辟贺正南(益阳地区教育局副局长): 罪恶滔天的“四人帮”,抛出了一个反动透顶的“文盲论”,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林彪,即使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只要不出修正主义,全国都成文盲,也不要紧。”“四人帮”这一反动谬论,是他们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又一铁证。     

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王亚卓事件”的反革命罪行

我和王文尧、恩亚立是原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的三名知识青年。一九七四年一月,因为我们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提出了不同意见,被“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一伙污蔑为“反革命复辟势力”,炮制了骇人听闻的“王亚卓事件”。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我们和教育战线的广大师生一起共同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打击迫害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罪行,心情十分激动。     

割除毒瘤,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的“两个估计”

“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曾狂叫:“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了”。于是,“四人帮”反党集团,首先从教育战线上打开缺口,于一九七一年炮制出所谓“两个估计”的黑货,把这作为一根大棒,用以镇压广大革命教师,并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以实现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之一,就是     

“专政”不等于“镇压”

把对敌人的镇压或制裁称之为对他们实行“专政”,这已是人们的习惯用语了。但是,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全面专政”等反动谬论时,人们就发现把对敌人的镇压职能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是错误的。可惜当时只是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把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镇压的谬论,并没有直接指出对敌人专政这一提法本身有什么问题。直到现在,我们党的一些重要文件和报刊宣传中还经常在“镇压”、“压迫”的意义上使用“专政”这一概念,在“专政”和“镇压”之间划了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