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孙吴旧地士人入洛原因考察——以二陆为中心

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针对江南孙吴旧地士人群体,采取了经济上保留、政治上排斥的做法,使得江南士人群体普遍对西晋政权持观望态度。然而,出于保留家族声望及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孙吴旧地士人群体于太康末年前后掀起入洛的高潮。这一行为出现的前提是江南士人群体对儒学的自我反思,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南北方不同士人群体及其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元刊《事林广记》中的元朝“火德”说

至顺、后至元本《事林广记》云"今大元皇帝亦以火德而王天下",即元朝的德运是"火德",实际上元朝从未有议定本朝德运之举,蒙古统治者对中原王朝"五德终始"政治理论毫无兴趣。《事林广记》中的元朝"火德"说出于刊刻地建阳一带书坊、士人的编造,编造的心态是其历史记忆中对金朝的敌视,五行中"火克金"而金朝又为元朝前身大蒙古国所灭,因此元朝被书商、士人认定属"火德"。     

清代中叶江南下层士人的社会文化交往圈——以《吴门表隐》作者顾震涛为例

通过考证清代苏州顾震涛所作<吴门表隐>一书内602名题诗作序者的一些基本情况,了解江南下层士人顾震涛的社会文化交往情况,以此为个案,分析清代中叶江南下层士人社会文化交往圈的特点.对顾震涛等江南下层士人而言,文化交往是主要的人际交往方式,而这种文化交往是融合血缘、地缘、业缘和趣缘等关系形成的综合型的社会交往方式,稳定性和文化性强.     

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士人群体分化的背景透视

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导致了江南政治秩序的失范、士人经济社会地位的失落以及传统科举取士制的中断和仕途升迁的狭窄，引发了江南士人群体的迅速分化。     

元朝市舶制度论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通过海路对外贸易的最繁荣的朝代之一。为了加强海路对外贸易的管理,元朝统治者承袭宋朝旧制,制定并完善了包括市舶原则、市舶抽税、市舶刑罚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市舶管理制度。这套制度与元朝国内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深入研究元朝的市舶管理制度对探讨元朝经济发展的规律具有一定意义。一九七九年王冠倬同志撰文《元朝市舶制度简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元朝的市舶管理制度。该文虽不无独到之处,但仍感言犹未尽,且有些观点未敢苟同,故撰此文,以求教正。     

论元代与江南有关的出镇宗王及江淮镇戍格局问题

宗王出镇是蒙古分封制与中原传统制度相结合而推出的中央集权军事制度.元代宗王的出镇区仅到江北两淮,没有江南,应该注意的因素包括：江南是皇帝直辖区;帝王对蒙古贵族既利用又防范在政治、军事控御体制上的表现;江南经济和军事地理的特殊性;江南不设出镇宗王和江淮分割对元朝统治的利与弊.     

宋荦与康熙朝中晚期的江南政策

康熙二十三年,三藩之乱甫定,康熙帝便致力于用怀柔之策控制江南士人,实现帝国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在此背景下,宋荦任江苏巡抚长达十余年,深得帝眷。宋荦为河南雪苑社“后六子”之一,雪苑诸人同江南复社文人一向往来频密。宋荦借助雪苑社侯方域、贾开宗等的江南人际网络,早年便在江南文人圈中积累了丰厚人脉。其任江苏巡抚期间,凭借早年积淀下的江南人脉,发挥自身工于诗文、淹通掌故、精通鉴藏的才华,笼络交好士人和同僚,和他们一起参与了江苏精英文化的重建,催促了当地文坛群体性的活跃,并最终为清廷意识形态大一统的计划所收编。作为清廷江南政策的执行者,宋荦的江南施政是康熙朝中晚期江南政策的缩影。中介于中央和地方之间,中介于士人和清廷之间,正是宋荦在康熙中晚期江南政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地位。     

晚明江南士人群体休闲观的当代阐释

晚明江南,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与此同时,朝廷党争激烈,政治黑暗。士人们刻意选择退处山林,隐世逃名,形成了普遍的休闲风气。在此背景下,江南士人据其休闲实践及其对休闲现象的体认与观察,提出了诸如天人合一、闲能有为、雅俗分途、主静修身以及三教互渗等的休闲观,与西方古今哲人的休闲思想十分契合。因此,晚明时代无疑是中国古代休闲的自觉时代,也是本土休闲思想高度发展的时期之一。江南士人休闲观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影响对今日中国休闲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构意义和参考价值。     

伟大的航海家郑和

中国古代著名的回族航海家郑和(一三七一年——一四三五年),本姓马,出生于元末明初兵马干戈动乱的时代。那时元朝虽已被推翻,但马和的出生地云南仍在元朝所封梁王的统治之下,马和的父母为了祈求全家和睦安宁,乃取名马和,别名三保。“永乐二年正月初一,御书郑字,赐以为姓,乃名郑和”。“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     

民族文化认同与蒙元历史发展

元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蒙古崛起于北方草原,建立元朝,结束中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完成大一统的重建。在这一过程中,蒙元统治者继承和发展了中华多民族文化,特别是在中原士人的推动下,借鉴吸收历代皇朝的统治经验,建立起蒙汉二元的政治体制。元朝统一格局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发展。在蒙元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民族文化认同始终是一条发展的主线,对历史发展趋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元忽必烈朝对安南的征伐

公元1271年。忽必烈正式建立大元王朝。他积极采用儒家文化治理本国领地,但仍旧保留着蒙古民族崇尚武力。征服四方的雄心。元朝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对安南就发动了三次战争,另外还有三次战争由于各种原因而搁浅。本文就两国之间的战争的原因,经过,结局以及影响来做一些探讨。     

从张生形象的塑造看元代文人心态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塑造的张生形象,无疑带有元代“书会才人”的成色,他或苦闷抑郁、或放浪形骸、或玩世不恭、或渴望爱情功名,都是特殊历史时期元代文人共有的心态,文章试图从张生形象着眼,挖掘元代文人的心态。     

略论《窦娥冤》的悲剧美

关汉卿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戏剧家,他笔下的窦娥是一个很丰满的形象。作家通过窦娥的不幸遭遇,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深刻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元朝社会的黑暗。本文拟从真实美、道德美、悲壮美、完整美四个角度分析《窦娥冤》的美学价值。     

元杂剧的题材来源分类研究

元杂剧作为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其题材来源极为复杂。从目前存在完整的剧目中可知,它的取材有着明显的倾向性,这与元代的社会、时代、文化及文人的心态密切相关。元杂剧本事来源于各个朝代,其数量和题材类型也有其特点,究其原因正是元代的某一特征与历史上某朝恰有相似之处。     

浅析元朝统治的主要特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鲜明特色的朝代,其统治具有鲜明的蒙汉二元性特征。在统治政策的制定上,既有有对蒙古传统的继承,又有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也有新的发展及演变。本文从元朝的政权机构及制度建设、民族政策、边疆治理等几方面简要地对元朝的统治进行分析。     

一半是空中传恨--论张炎艳情词的新变

宋亡前张炎唱的是爱情欢歌，宋亡后吟的是充满沧桑之慨与禾黍之悲的苦情离绪，词作情调的变化依稀可见词人那难以与人言说的深悲巨痛，于是，张炎的艳情词为传统情词注入了新的因素，赋予了情词新的面貌。     

金代前期重臣乌林答赞谟探赜

乌要答赞谟是不入《金史》列传并且很少见载于《金史》的一个金代前期的重要人物,他是金朝出使辽及北宋的最重要使节。他在出命名中折冲樽俎,为金灭辽和北宋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的结局却很不幸,这也是金朝残酪的宫廷政治斗争的一个见证。     

王翰的诗与元明之际的社会变迁

王翰是活动于元末明初的一位少数民族诗人,他的诗描写了他在元明易代时的失落、痛苦以及不与新王朝合作的隐逸之情和心理感受,他的诗,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少数民族诗人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心灵路程。     

浅析元朝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之原因

终元一代,元朝蒙古上层对藏传佛教崇信有加,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讲,元朝蒙古上层一方面利用藏传佛教来达到怀柔吐蕃和统治本国民众之目的,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自身对终极关怀的极其重视。从客观上讲,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如西藏佛教领袖、西夏佛教、蒙藏文化的相似以及生物基因等方面的影响。不论从主客观,还是从内外因讲,元朝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都是多方面的、多因素的。     

论元代情理相生浑然天成的诗学理想——以《全元文》为讨论对象

元代诗论研究过去多以传世的元代各种诗话、诗谱为研究对象,且不说这些书有一部分是伪书,其理论价值也不高。我们以新出版的《全元文》为研究对象,认为元代诗论厚古而不薄今,师古而不泥古,注重性情,同时又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推崇清新自然的诗风,追求恢弘深远的意境,真率自然而又典雅含蓄的语言。元代诗人转益多师,诗歌理论实是外宗唐,内崇宋,在学习唐宋的基础上求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