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人档案到公共档案——以“卢玮銮教授所藏香港文学档案”为例

从教育工作和文学工作两方面简述卢玮銮与香港文学的关系,并且,以“卢玮銮教授所藏香港文学档案”为例,探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图书馆系统进行电子化计划时,将私人档案转化为公共档案所面对的挑战及其解决方案.     

从“野鸡大学”学生到出版大家

他可真像旧上海的学徒 不熟悉的人会以为沈昌文是沈从文的什么人,其实两者并无干系。因在文化出版界执役多年,沈昌文被尊称为“沈公”。连王蒙也说,沈公是八九十年代文化界的一个角色。     

从“破茧”“作茧”到“化蝶”的蜕变——记上海文广的三次改革

本文以在中国广电改革与发展史上极具样本意义的上海广电的三次改革为例,分析对比上海文广三次改革的背景、动作与难点。从2001年“大文广”、2009年“大总台”到2014年“新文广”,上海文广的改革路径清晰地呈现出中国广电改革发展的轨迹：每一轮改革都是一次“破茧成蝶”,也是一次新的“作茧自缚”,留待下一轮改革“脱蛹破茧”,是一种渐进性、螺旋式的推进。     

“另类”的亲历者——从圣约翰到光华大学

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徐以骅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孤桐馆诗文,蔡达著,"江海文库"第五辑,非卖品,2008口那时国内对于帝国主义抗争的事件,层见叠出,蔡观明曾做了一篇《救亡大计》的文章,在《商报》上发表,文中有两要点,其中一点是"建设之抵抗",是针对不从实际充实力量,而只喊口号的毛病说的,后来有人把此文载在次年的《国民快览》里面。现在看起来,无建设的抵抗,结果如此,可以证明他的论旨不误了。     

从“张志新”到“陈白露”——我在改革开放初年的几部沪剧

相关链接：马莉莉,1949年生于上海。国家一级演员,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1961年进杨浦区戏曲学馆沪剧班,毕业后入爱华沪剧团,后转入上海沪剧团（今上海沪剧院）担任主要演员,曾先后荣获上海戏剧表演艺术白玉兰主角奖、中国戏剧节优秀演员奖、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金唱片奖”等奖项,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并被文化部任命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沪剧）代表性传承人。曾任上海沪剧院副院长、市文联委员、市政协委员,现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为“报人”正名——从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的词义探讨

本文从当代语境入手,归纳了“报人”作为一种职业称谓的使用情况,并论证了“报人”的本质含义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办报活动的密切关系：维新派的办报人物是“报人”的发源。本文还对“报人”的内在含义做了总结。     

“遗声时到世间来”——一位航运业者的自述

<正>【整理者言】1992年1月上旬,父亲因病入住香港圣保罗医院,住院期间我曾陪过数夜,我清楚地记得他在昏睡中用常州乡音断断续续地说:"王朝的兵……王朝……的兵。"这些话令人惊而诧异。不过仔细地回想,生于1911年1月1日的他,一生亲历社会激荡,对过往念念不忘。而在人生旅途上,他并不都只是一个看客,始终与第二故乡——上海有着丝丝扣扣的粘连。以下的若干片断,均取自于父亲的自传、自述和谈话等。我借唐朝诗人胡曾《咏史诗》中一句作题目,以示纪念。     

香港小说百年出版历程——从“文化帝国主义”到“家国意识”

香港小说百年出版史,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小说出版曾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有效手段,但文化殖民很难抹去香港的中国文化记忆;左翼文学在香港的小说出版和创作,对香港小说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牵引作用;新时期的香港小说出版出现了商业化、通俗化、本地化特色;回归前后,香港小说出版的"家国意识"增强,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出版趋势。     

从“造梦”主题到收视奇迹——探析媒介话语里的三代“灰姑娘”

韩剧引进中国已20余年,其塑造的女性形象深入人心,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星梦奇缘》的李涟漪、2000年《蓝色生死恋》的崔恩熙,还是2013年《来自星星的你》的千颂伊等,塑造出一个个真实生动全面立体的韩国女性艺术形象,满足公众对女性艺术形象想象的热情,让公众在肯定和欣赏这些女性形象的同时也让女性朋友对其形象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之成为生活中女性形象应有的形象,甚至是亚洲女性形象的代表。本文以韩剧中的三代"灰姑娘"形象为例,梳理"灰姑娘"式女性形象的演变历程,分析韩剧传播时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和情感指向,并由此透析其丰富的文化镜像意义及影响力。     

关于“还富于民”财政政策的构建——从“国富民穷”到“还富于民”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蛋糕逐步做大。怎样切蛋糕和分蛋糕关系到我国公民的幸福指数及共同富裕理想之实现,是解决社会不公的根源所在。目前,财政收入大幅增加,GDP分配不公,存在明显“国富民穷”现状。“国进民退”现象的存在和人民一直期待的“藏富于民”没有得以实现的现实呼吁着“还富于民”,但“还富于民”面临着诸多困境,本文在对还富于民的途径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富民的新的路径选择,即着力于构建“还富于民”的财政政策。     

从“仆”到“臣”——玄肃代时期宦官群体角色的转型

在玄肃代三朝中央权力结构嬗变的背景之下,作为权力群体之一,宦官角色发生了微妙而关键的变化,本文则聚焦于此。在京城长安的社会空间中,宦官势力得以崛起并作为群体日益显赫,一方面有其内在原因,为宦官自身的权力追逐;另一方面,则在于其他权力群体之间的冲突与妥协所引起的结构变化,提供了外在的机会。而此期间,佛教既是宦官展现自身实力的方式,也成为巩固并加强群体势力的手段,两者之间得以互相支持,对中晚唐的政治社会局面影响深远。     

从疯狂到毁灭 ——“中国第一大款警察”的歧路人生

今年54岁的林福久曾任辽宁省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处长，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局长，内保分局局长。与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副市长马向东相比，他也许根本算不上是个位高权重的人物。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处级干部，却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他竟然倚仗权势，疯狂攫取了5000多万元的巨额财产。其涉案金额之大，手段之卑劣，     

从“童子军”到将军——宜章籍名将杨绍良

杨绍良,1919年2月出生于湖南郴州市宜章县玉溪镇五都岭村.九岁时,成为井岗山时期的儿童队长,后来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5军副军长.1928年初,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湘南起义爆发.4月,宜章县三千余名英雄儿女,随朱德部转移到革命圣地井岗山,与毛泽东部会师.其中,有杨绍良与他的父亲杨子达、继母黄友梅、大哥杨湖良、二哥杨广良、三哥杨和良、伯父杨子定、杨子运、叔父杨子通、两位伯母、一位婶母及大姐杨早燕、堂兄杨楚良、杨善良、杨多良等,全家16人一同上井岗山参加革命斗争.     

从卖花女到工人干部——我的1939~1955

<正>我是一个祖籍扬州的上海人,1933年10月15日,农历八月十六,生于上海浏河路上的一间小屋里。22年后,我和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成了家。回望一生,这段岁月早已久远,斯人也早已离去,但记忆却每每深刻。时不时,那白兰花的香气,袜厂机器的声响和好婆、老阿爹的模样还会浮现。那社会动荡巨变的22年,也是我悲欣交集的前半生。一切还得从我的家世讲起。     

浅议主持人从“自我”到“非我”的转变

随着我国受众素养的逐步提高,受众对于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要求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主持人的“自我”与“非我”在节目中的作用直接影响一档节目的好坏。一档好的广播电视节目不仅在内容上要有好的创意、构思、结构,而且有一位合适的、优秀的节目主持人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不难发现,近年来,一些收视（听）率高的广播电视节目之所以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是与主持人的魅力和能力分不开的。     

从“西湖边的一棵树”到“我想爸爸妈妈”

《我好想爸爸妈妈》这组照片荷赛获奖之后,网上有同行表示对这组照片＂看不懂＂,也有人觉得这是＂摆拍＂的。我觉得,有质疑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当时我纯粹是想给孩子拍张照片留个纪念。之所以选择用了教室背后那些已经用了十多年的玩具做背景,或许是因为,这个画面与我自己童年记忆中的场景比较像吧,尤其是那个木马。虽然是些冷冰冰的铁艺玩具,却存储了孩子们的童年岁月。     

从“花木兰”式的囚笼到对“房子”的寻找——略论海派电影中女性身份的呈现

中国女性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海派女性电影经历了从黄蜀芹到彭小莲的演变,本文通过对黄蜀芹和彭小莲的作品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出女性身份归属如何完成了由"破"到"立"的重建。     

从“要我传播”到“我要传播”——地市报如何做好突发事件报道

突发事件公众关注度高,是媒体吸引受众、赢得新闻竞争的主要着力点。如果媒体不能为公众提供相关的信息,就会丧失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丧失了信息发布的主动权。因此,作为主流媒体,必须牢牢     

从概念到运作——“三网融合”研究述评

关于电信、广电和互联网的研究很多.文章从概念分歧、政策解读、市场分析和前景预测4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评论,指出概念分歧反映了融合方式和内容的差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三网融合的推进起到关键性作用;必须为三网融合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公平竞争,打破垄断;三网融合将发展成多网融合,下一代互联网更能满足多网融合的普遍接入要求.     

“骂我是他们的权利”——争议狂人茅于轼

"讨厌我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贪官污吏,一种就是不明白的人。我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却以为我在损害他们的利益。"面对外界的批驳,茅于轼说,骂人也是一种权利与自由,尽管粗暴,但需要尊重。因为一些不俗言论,茅于轼总是处于争议之中。崇尚绝对市场主义的他认为,现在的社会太浮躁,理性思维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