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严打":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统一

"严打"是根据治安态势而提出的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在社会治安整治中,既要坚持刑事政策的指导作用,又要坚持依法办事.刑事政策指明了"严打"的范围,而该范围都是刑法明文规定属于犯罪的."严打"要符合"罪之法定"、"刑罚之法定"与"刑事责任之法定".依法"严打"是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执行"严打",必须坚持刑法三大基本原则,树立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能够并存发生作用的理念.     

我国刑事政策的回顾与反思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法治要求,我国分别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中,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总的来说,我国刑事政策的应然走向是刑事政策的法治化、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和增强刑事政策的科学性.     

宽严相济：立足于有效性与法治国之间的刑事政策

正确理解宽严相济刑事司法基本政策,对刑事法治的发展和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严打”政策相比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执行主体、对象和手段方面都发生了转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发点是有效率、有效益地防止犯罪;目标是实现法治国原则;得以实现的具体原则是比例原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以人权保障为政策界限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表现为刑事政策的法制化和刑事法的刑事政策化。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在长期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发展完善的,这一政策强调对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立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认真研究和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纠正严打刑事政策的弊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执行,获得刑罚效果的最大化.     

浅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

刑事政策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政策,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指导,体现着一段时期内国家对刑事犯罪的态度和策略。建国以后,我国的刑事政策经历了一个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到"严打",再到"宽严相济"的过程。理论界对于刑事政策的研究也逐渐从政治视角向理性主义和科学的角度转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成为刑事法治的发展中的重要一步。本文拟从现实角度出发,探索如何科学贯彻和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问题。     

论在法的自展中实现法治

作为能动性的主体,法是人类相互作用的"潜在的、活的法律",其必然要追求自身精神理念的实现与自我展开,也就是法律意志的自我实现。法自我实现的内在驱动力来自于社会公认的核心价值与各种社会主体之间内在的张力衡平。因此,社会主体的多元、平等、竞争、对抗、平衡是法自展的现实表现。法在自生自发过程中,不断克服恶的倾向,趋向于良法构建。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追求与现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高度统一构成社会主义法自我展开的精神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性决定了以其为灵魂的法的"至上性"。社会主义法将要在自展中促进中国法治。     

论刑事诉讼法的刑事政策化

刑事诉讼法的刑事政策化,是指在实践层面上,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受到刑事政策的指导,刑事诉讼法的司法实践也受到刑事政策的调节;反映到学术上,则意味着刑事诉讼法不只是适用刑事实体法的程序性规范,它同时承载了一个国家和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价值追求.这种现象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多有体现.为防止刑事政策替代法律,架空法治,有必要实现刑事政策的法治化.     

疫情防控刑事政策的机能研究

刑事政策理念自提出以来,已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理论内涵发展。从最初费尔巴哈的以法律威吓为中心到李斯特的以犯罪防止为目的,再到如今以应对化解社会风险为目的,刑事政策化解社会风险的价值逐步彰显。我国也在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当前的刑事政策制度,尤其是在当前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刑事政策的灵活性和解决问题的价值性是实用且必要的。在厘清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关系的基础上,对疫情防控中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互动机能、刑事政策的风险防控机能以及刑事政策的法益界定机能进行分析,以更好地理解刑事政策内涵和功能导向价值属性,使刑事政策在不同层面实现应有价值。     

从"严打"看刑事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严打"是一定时期刑事政策的需要.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严打"在理论与实践上越来越表现出与刑法等法学基本理念的冲突.我国应当尽早出台更为科学的刑事政策.     

宪政视野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基于对“严打”斗争的反思，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提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现代宪政国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决策和执行都必须符合民主、法治和人权等宪政理念的要求。只有在宪政的制约之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才能达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有效性，而又不至于逾越刑事权力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