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的论的角度看方言著作的翻译策略——以张爱玲译吴语代表作《海上花列传》为例

由于方言的特殊性和翻译的本质使然,方言著作的翻译一直是翻译界尚待解决的难题。目前对于方言翻译的策略,主要分为三类:标准语翻译,通俗译法和方言对译。方言对译的局限性前人已有论证。该文选取吴语代表作《海上花列传》的英译为底本,以目的论为理论背景,指出张爱玲在翻译《海上花列传》时,常常在标准语翻译和通俗译法中合理选择,两种翻译策略相得益彰,对中国方言作品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语内翻译视野下的文言今译

文言今译作为古籍整理工作的一个方面,已存在近百年了,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社会上有很多翻译古文的书籍。可是对文言今译进行的理论研究却是远远落后于实践。近些年来,文言今译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增多,也有个别专著发表,可是这些研究大多要么是从古代汉语的角度阐释具体问题,要么就是借鉴外文翻译理论的成果来研究文言今译,而且大多很零散不能称之为系统理论。根据雅客布逊的说法,翻译有三种类型：语内翻译、语际翻译与语符翻译等,作为语内翻译的文言今译是有着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的,本文在前人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用语内翻译的视野对文言今译进行基本理论的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论张爱玲《海上花》对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中女性形象的再创作

张爱玲将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翻译成国语版与英文版,使《海上花列传》越过方言障碍,传播到全国及海外.由于两人在性别、经历、思想、情感上的差异,张爱玲对《海上花列传》进行了事实上的再创作.她的女性主义思想给《海上花列传》中的女性形象增加了一些陌生的色彩.     

再论《海上花列传》的风格及语言

在《海上花列传》的研究中，写实笔法和方言特点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但通常将其放入风格和语言两个范畴中分别进行讨论，较少对两者的内发性和关联性作探讨。本文从《海上奇书》杂志刊行背景介入，认为《海上花列传》产生于“书册经营”与报纸传播的矛盾与转化之中；它特有的表达方式并非是风格史与“方言文学”两个不同的问题，而是在个体阅读与“公共空间”之外．构建了一个新的“区域空间”。     

略论彝文古籍翻译中的今译问题

今译是彝文古籍整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彝文古籍翻译的重要形式,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开展彝文古籍今译,是普及彝语文、研究彝学和丰富彝文古籍翻译体例,推动彝学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彝文古籍今译应遵循"信、达、雅"的基本原则和最高标准,应注重底本、译本内容的完整性和对原文的忠实性,准确理解和表达原文风格,注重原文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点,力求避免错译、乱译、死译等现象发生。     

《三国志》今注今译的诤臣——《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评介

《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全面搜集相关研究资料,框架合理,重点突出,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微观探索,对已有《三国志》各家今注今译进行了大规模的匡正。以此为基础,作者对古籍今注今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思考,并提出了颇有创意的新见解。     

语用预设视角下《海上花列传》英译本翻译策略探究

语用预设作为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在传递信息和言语理解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意义。语用预设在翻译活动中的借鉴价值尤为宝贵。本文以清末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为例,归纳分析了英译本中涉及语用预设的翻译策略,探讨了将语用预设与翻译理论与实践交叉研究的意义。以期为翻译方法的研究打开一个新的视野。     

《海上花列传》的叙事艺术——与《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的比较

试图以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理论为参照,以《金瓶梅》、《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这些第一流的明清章回小说作为参考比较的对象,从叙事学角度探析《海上花列传》叙事艺术的特殊性。《海上花列传》对叙事结构的选择,显性层面上是对《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优秀古典小说叙事艺术的继承。隐性层面上,则反映出作者对海上花国这一主题的世界观层次的理解。     

略论古籍今译

本文将古籍今译提到理论上进行分析,认为古籍今译既有可能性又有局限性,与其他整理方式相比,它又有特殊性。同时,对今译原则“信、达、雅”之间的关系作了辨证的分析。此外,分析了意译和直译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并指出运用这两种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吴语方言在当代小说文本中的重新架构

《海上花列传》与《繁花》一同划归为通俗吴语方言文学视阈下的写作,在选材与叙事风貌上我们足以洞见二者间的极大类同.韩邦庆有意以吴语对抗京语,目的是提升吴语文学的地位;而金宇澄既要运用母语方言进行文学思维写作,又要拿捏沪语在已普及的国语之上出现的分寸尺度,二者就呈现面貌与读者接受度而言必定存迥.本文拟通过《海上花列传》与《...     

论关联-顺应模式下的文学方言英译

以关联-顺应模式为理论框架,阐释了中国文学中方言的广泛运用及其重要性,探究了当前文学方言翻译的现状和困境,运用例证法,分析大卫.霍克斯《石头记》中文学方言的英译,寻求文学方言英译切实可行的翻译途径。     

兼顾中西方语言与文化差异的古文骈句英译研究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到汉代的骈体赋,再到明清八股,都大量地使用了骈句的形式。骈句讲求对仗,重视骈对与音韵的和谐,凸显出我国古典文学的艺术魅力。在中国古典文学对外译介的过程中,骈句的英译既要保留东方古典文化的特色,又要以西方语言的形式体现出我国古典诗文中的语言韵味。因而兼顾中西方语言与文化差异的骈句英译,在整个翻译理论及其实践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探讨骈句的形成、发展以及对我国古典文学的影响,结合中外学者的理论实践,从结构、修辞和意象三个方面研究骈句的英译,强调协调中西方文化差异,平衡语言转换过程中的语义流失非常必要。     

徜徉在语言的三度空间———论张爱玲译《海上花》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其独特的创作成就赢得了人们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她在翻译方面的突出贡献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从雅各布森所定义的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两个层面来论析张爱玲对《海上花》的翻译, 可以管窥徜徉在语言三度空间的张爱玲不同寻常的翻译才华。     

中国翻译美学史概略

对中国翻译学而言,美学模式可以说是翻译学的重要模式之一,原因是美学模式能最充分地反映汉语的本质特点和中华文化的本质特点。中国的翻译美学源于中国的传统哲学和美学,从原始社会至各个朝代推陈出新,其踪迹遍布《周易》、《老子》、《庄子》等经典。严复、傅雷、钱钟书的翻译学理论也无一不是在借鉴传统哲学美学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     

论汉英描述功能句的翻译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功能相同,意义相似＂,即＂形式———意义对＂和＂形式———功能对＂。从翻译的认知———功能视角,研究汉语描述功能句的基本结构,总结描述功能句在汉译英过程中的翻译方法,为翻译研究开拓出语言学视角的新路。     

从"目的论"角度看辜鸿铭之英译《论语》

译者在翻译中国古籍特别是四书五经时大都采用直译加变通补偿的手法,但辜鸿铭却采用了几乎完全归化的翻译策略、高度意译的翻译方法将《论语》译介到西方,而且他的译本深受当时西方读者喜爱,影响深远。本文试从“目的论”的角度来分析辜鸿铭的这一翻译行为,并指出他给我们现代古籍译者带来的启示。     

中国翻译理论回顾与展望

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和形成基本上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古代翻译理论、近代翻译理论、现代翻译理论、当代翻译理论。本文对中国翻译理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观点进行总结,展望了解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发展方向。     

温故而知新:中国古典教育精神的奠基

孔子“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一语针对师者而言,孔子以此为师道立万世之法。自温故而言,“故”源自“六艺”为主的贵族教育,孔子将其开拓为以六经为核心的儒家教育体系,涵盖了古代经典、语文与历史的世界,形成了中国古典教育的基本内容;“温”体现出中国古典教育涵泳自得的方法与注重生命体验的情感特点。自知新而言,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以“自礼归仁”的思想转型为核心,将周代贵族文化转化为面向普通大众的文教体系。他们通过经典新诠、语文新解、古史新义等方式,开启了中国古典教育的创造性路径。“温故而知新”是中国古典教育的奠基,塑造了古典教育凝聚传统、开启新知、深入生命的基本精神,具有重要的现代启示。     

中国译论——与西方译论的融合并创新

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不断涌入我国,广泛地为我国译学界译介、移植和引用。广大国内翻译研究者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提出或创建自己的翻译主张,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翻译学建设的根本问题。其核心就是中国的传统译论如何与西学翻译理论在融合中不断创新以贡献于人类文明。     

近代翻译对中国现代观念的塑造

中国近代翻译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总体上是沿着科学技术翻译、社会科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的线索而发展。这一阶段纷繁的翻译活动书写了中国现代性源起的轨迹,引发了中国现代性中地球模式、民族协同观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制度转型、道德规范与价值体系重构、人权观念革新、中国旧文学思想颠覆与新文学形式生成以及现代白话文建立等中国现代性的核心元素和特征。翻译的这一历史渐进性书写,发生在中西古今的交叉坐标体系上,经由全球现代化趋势和中国特定文化本根性共同作用而完成,塑造了中国的现代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