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与土地革命

川陕苏区始终重视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成分问题,并作为政权建设和改造的基本方向。川陕苏区还通过调整党与苏维埃的关系,加强党对苏维埃的正确领导。川陕苏区的土地革命,继承了鄂豫皖苏区的成功经验,及时吸收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精神,政策相对成熟。反富农斗争成为川陕苏区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的有力武器。     

论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同志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科学地分析了苏区经济状况,巧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弓法,结合苏区斗争的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适合苏区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以及行之有效的经济方针和经济政策,第一次科学地总结了在敌军包围和战争条件下的苏区经济建设的教训和经验,阐明了苏区经济建设的理论,它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体系的正规化建设

川陕苏区继承鄂豫皖苏区财政工作的成功经验,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主要来源的财政建设方向,通过促进农业生产和恢复商业贸易丰裕财源。川陕苏区粮食工作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坚决依靠贫雇农和中农,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直接服务于革命战争。川陕苏区通过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税收制度和银行制度的的建设,构建起正规化的财政体系。     

从“毫不妥协”到“有条件让步妥协”——中央苏区工商阶层政治动员考察

工商阶层“亦敌亦友”的特殊身份,使其成为中央苏区政治动员对象之一。由于中共对工商阶层特性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加上各地苏区在具体斗争中的思维惯性,工商阶层政治动员呈现从“毫不妥协”到“有条件让步妥协”并将斗争贯穿始终的曲折发展过程。在经历思想认识转变、具体政策调整和实际动员变化的过程中,中共逐步学会了利用现有工商资源为苏维埃政权服务,这加强了战争条件下的经济工作,改善了工农生活,充分展示了中央苏区工商阶层政治动员的实践特色。     

中央苏区体育精神文化研究

包括体育文艺和体育文学等在内的体育精神文化是中央苏区体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适应于苏区体育的群众性,因而具有强烈的大众性特征。苏区丰富的体育精神文化的出现,既有赖于中央苏区领导者和体育工作组织者们的高度重视,也得益于苏区广大群众的参与和创造,对推动苏区体育运动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     

论西北革命大本营形成的客观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建了两个革命大本营：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西北革命大本营(即陕甘宁边区)的形成，具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一系列的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合力作用”的最终结果。章根据以陕北为中心的西北地区一带的社会矛盾状况、革命发展形势、发展经济的自然条件以及地理条件等方面的情况分析，论述西北革命大本营形成的客观条件。     

苏区精神研究视阈下的中央苏区精神

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系列革命精神形态中,中央苏区精神与苏区精神是种属关系。中央苏区精神是苏区精神的核心内容,它在层次上与其他苏区培育形成的革命精神是平等的。在苏区精神的研究中,尤其要深入开展中央苏区精神的研究,以尽快改变中央苏区精神研究与中央苏区历史地位不相称的状况。     

民间互助·合作运动·革命策略:中央苏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再研究

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开端,中央苏区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改造并利用中国传统社会广泛存在着的约定成俗的民间互助行为、创新并发展马列主义合作理论的结果,是作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动员与经济动员策略而在苏区发展起来的。就苏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与革命战争、经济建设、资源动员的关系而言,苏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成功地利用了赣南闽西地区乡村既有的民间互助习惯与行为,有效地动员起中央苏区民众投身农业生产与商品流通,充分调动了苏区民众参与革命、支持革命的积极性,有效集约地动员了苏区颇为紧缺的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     

从“打土豪”到“分田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财政经济

湘鄂西苏区的土地革命和经济工作,始终注意克服"打土豪"办财政的粗放模式,追求正规化和科学化的行政方向。在以"分田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中,湘鄂西苏区通过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科学处理富农问题,尽力防止反富农斗争扩大化和波及中农的错误倾向。尽管在财政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因战争环境险恶和建政时间短促而存在诸多不足,但是湘鄂西苏区初步建立起统筹统支的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的基本制度,以及正规化和科学化的税收制度,特别是湘鄂西苏区始终强调通过经济建设丰裕财政的建设方向,并不断科学总结金融工作中的偏差,努力建设银行信用体系。     

“立三路线”与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

"立三路线"之前,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基本上遵循了"六大"确立的阶级路线。"立三路线"在鄂豫皖苏区贯彻后,主要表现为反富农和创办集体农场,但遭到地方苏维埃不同程度的抵制而沦为"口号",背后隐现的是新式地方精英的"地方主义"观念。"立三路线"的纠正,在鄂豫皖苏区表现为土地革命的进一步"左"倾和反富农政策落到实处,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地方主义"最终被清除。     

困境与抉择:中央苏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初探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的视角出发,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确立了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探索与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后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制定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论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苏联解体是２０世纪国际政治的重在事件,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其原因在致有如下为１．长期推行僵化的经济体制,国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２．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民主和法制不健全;３．苏共建设上存在严重问题,４．国内的民族矛盾;５．“８．１９”事件;６．戈尔巴夫的个人因素。社会主义国家应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１．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２．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４．坚定     

和平、战争与斯大林时期苏共公信力的提升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之前,苏联对外政策遵循两种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加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往,既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又维护了世界和平。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党和政府鼓舞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主导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对外政策忠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维护了欧亚人民民主国家的利益,为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做出了新的贡献。苏联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正确立场,使苏维埃政权经历了伟大卫国战争的严峻考验,苏共公信力也因此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实现路径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群众工作,发展民主政治、推动根据地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促进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积累了宝贵的执政经验。     

论全面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共的政策

全面抗战初期，基于维护其远东安全、避免东西两面被夹击的国家利益的需要，苏联在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上，一方面从道义和舆论上大力支持中共，另一方面，却拒绝在军事物质上援助中共，而且，片面地要求中共“团结”、“服从”国民党，甚至要求中共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以保持中国抗日的力量。     

关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政策调整的思考——兼论对赫鲁晓夫的评价

赫鲁晓夫在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做出了一系列政策调整,这包括他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对外战略上的“三和路线”等。这些政策调整产生了重要的后果,无论是对当时整个世界局势、中苏关系还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使赫鲁晓夫也成为一位富有争议性的人物。如何看待这些政策调整直接关系到对赫鲁晓夫本人的历史评价。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农业税收政策述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战争环境的客观实际出发,对根据地的农业税政策进行了创制、修订和调整,使中央苏区的农业税政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即税负政策的阶级性原则、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和贯彻农民纳税的自愿性原则.最后形成了以农业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对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试论苏共二十大对中共八大的深刻影响

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都是很重要的大会,他们不仅在各自党内和国内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两次大会之间也存在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苏共二十大对中共八大的深刻影响上。这种影响又体现在多个方面,即思想解放、指导思想的转变、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的确定、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对国际局势的认识、民主法制建设、民族政策的制定、反对个人崇拜,以及中央委员会的规模等方面。     

从苏俄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变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俄面对内忧外患的处境，采取了积极的对华外交政策。苏俄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由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使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成为加强苏俄同孙中山联盟的决定环节。经过多方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建立，然而由于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实情不了解，过分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因而注定了国共合作破裂的结局。通过分析苏俄对华政策的转变，有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国共合作。     

从苏维埃革命到苏维埃运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战略的演变

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运动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先后实践的两个革命模式,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从苏维埃革命到苏维埃运动的战略转变,中国苏区有了大发展。苏维埃运动战略没有放弃以城市为中心,中央苏区的进攻路线导致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