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归汉得国除国年辨

《史记》未予张骞立传,而于《大宛列传》中第述始末,另于《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及《李将军列传》中,兼载相关行迹。《汉书》钞录《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史事,编辍而为《张骞李广利列传》。《史记》载述张骞行止之各传,对博望侯归汉之年及得国失国之年,互有参差,而《汉书》对此闹如。读《史记》难免存惑,现试考辨。     

《史记·伯夷列传》经传形态研究

"传"体是在汉代经学潮流背景下兴盛的一种为阐释儒家经典而出现的文本,即经传。传统观念认为,司马迁《史记》是史传体裁的创立者。《伯夷列传》作为《史记》列传的第一篇,因为体例和写作方法迥异于《史记》其他列传,被视为《史记》列传之"变体"。然而通过对汉代经传向史传发展过程的基本梳理,及对《伯夷列传》文本进行细致研究,可以发现《伯夷列传》并非是后出列传的"变体",而是在经学背景下较多保留了经传的形态。并通过《伯夷列传》的经传形态,初步探视《史记》列传的文体特征深受经传影响的迹象。     

《史记·屈原列传》的史料来源与文本问题的文章学考察

《史记·屈原列传》史料来源复杂,不同部分性质迥异且文本功能有别。本传中长期困扰楚辞学者的文本问题,之所以从纯文献学角度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因为混同了不同史料的性质与功能所致。明清学者将此传与《伯夷列传》、《老子韩非列传》称之为“传之变体”,正是着眼于此类传记极强的议论抒情性,实际上它们相当于人物的“精神传”;若从文章学角度来分析“变体”,体现的是司马迁独特的“插叙”、“遥接”艺术。《屈原列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史,文中投射进去了司马迁自己的影子,评估此传在屈原研究中的文献价值,不能忽视它在《史记》中体例、寓意、文法诸方面的特殊性。从本传“太史公曰”乃至《史记》其他篇目传赞的顿挫规律中,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启示。     

《史记·货殖列传》体例平议

《史记·货殖列传》的体例问题是一个老而未决的问题,自明代至今,它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对其谈说、研究的言论、论文不断,但大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其实对《史记·货殖列传》体例的分析判断,应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作者司马迁自己怎么说的,二是看本传具体写了什么和怎么写的,三是看《货殖列传》与《史记》中其他人物传记写法是否类似.从这三个方面对《史记·货殖列传》考察、分析、判断,《史记·货殖列传》的体例应属人物列传.     

司马迁、班固货殖论之分野及其历史价值——兼说《货殖列传》非司马迁原题

本文对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货殖传》作了比较分析,指出把班固的《货殖传》说成是“剽窃”司马迁的《货殖列传》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认为司马迁是以人与物质生活的关系作为考察社会经济现象的出发点,而从历史的、现实的关系中寻找“通古今之变”的归缩。班固是以“贵谊而贱利”作为出发点和归缩。《货殖列传》是一篇经济名著。《货殖传》是一篇“安贫乐道”的教材。作者认为,班《传》符合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需要;但如果循着史迁的理论走去,中国古代经济史将不是长期停滞的历史。本文还列举大量史料说明《史记·货殖列传》并非司马迁原题。“货殖”一词是班固强加给《史记》的。     

曲笔见意 发愤抒情——读《管晏列传》

明人王维桢读《史记》有言;太史公之文:或一传而数事,或从中变,或自旁入,意列笔随,思余语止”,让人“竟不得其要领”。本人以为,《史记》之文诚实有之,非反复研读,则难领会其旨意。本文就《管晏列传》谈点肤浅的看法。 《管晏列传》是春秋时期,齐国两位相距百余年的政治家管仲与晏婴二人的合传。《史记》列传内,二人合传的不少,而命意各不相同。如苑睢、蔡泽合传,以其早年困厄后成其功名;屈原贾谊合传,以其宏才命世而不得善终;窦婴、田蚣合传,以其同为国戚而权势消涨相纠等等。《管晏列传》较之上述诸篇,命意有所不同。若以同为政治家而合传,则失本     

谈谈二十四史的来龙去脉

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有些课文选自史书的人物传记。如《鸿门宴》节选自《史记》的《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节选自《史记》的同名之作,《张衡传》选自《后汉书》,《伶官传序》选自《新五代史》。这些人物传记均属于正史中的纪传体篇章,即人们所称之为二十四史的纪传体篇章。     

《苏武传》中的几处译文考析

《苏武传》是人教版必修四第四单元中的一篇重要课文，该单元学习的重点是古代人物传记，分别选取了《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汉书》中的《苏武传》及《后汉书》中的《张衡传》。其中《苏武传》是整个单元中篇幅最长、文言现象和人物关系相对复杂的一篇课文。可就是这样一篇重要的课文，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却发现教材在注释此文的时候有多...     

读史地图的光辉典范——简评《史记列传图志》

由张崇文、张慎亮编著的《史记列传图志》一书,已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读后颇觉新颖,收益匪浅。《史记列传图志》一书别开生面,独辟蹊径,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让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该书以图为主,以志为辅的形式,把《史记》七十列传的人物、事件、经济活动、文化     

列传·外传·自传·别传

列传:指一般著名人物的传记,为汉朝司马迁着《史记》时首创。如《史记》中的《扁鹊仓公列传》等。外传:凡人物为正史所不载,或正史已有记载而别为作传,其事迹与正史颇不相同甚至涉及稳私者,称外传。如《汉武外传》、《飞燕外传》等。自传:指叙述自己生平事迹的传记。如司马迂《太史公自序》,王充     

《史记·天官书》“宫”、“官”考辨

清人钱大昕以为,《史记·天官书》中的＂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北宫＂五＂宫＂字皆作＂官＂字。钱氏之说与司马迁对全天恒星分布区域的划分及传世文献不符,《天官书》之＂宫＂字不误。     

《史记·酷吏列传·杜周传》《汉书·杜周传》异辨

周是汉武帝时代政治舞台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司马迁、班固为这样的政治人物立传,却各具匠心。《史记·酷吏列传·杜周传》与《汉书·杜周传》相比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别:一是形制有别,二传皆为纪传体,但形制稍有差别,司马迁将杜周与其他酷吏合为一传,而班固并没有把杜周列入《酷吏传》,却另为《杜周传》。二是取材有别,司马迁单取杜周事迹,连缀为传,而班固却附记杜周子嗣,资料丰赡。三是立意之别,司马迁主要着眼于个体之"士"与大历史观,认为杜周是依赖于汉代酷吏制度而存在的,班固则着眼于宗族发展和西汉历史,认为杜周是武帝时代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是杜陵杜氏家族的崛起者。     

论司马迁对先秦诸子心灵世界的申纾——以《史记·孔子世家》为中心

在《史记·孔子世家》等传记作品的描述中,先秦诸子虽然秉性不同、理想殊途,但因"道"之不行而孤独悲怆,又因孤独悲怆而愤书立言,是他们共通的心路历程。这种内心世界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文化心理的表征。《孔子世家》等作品不仅是在为先秦诸子立传,也是在为中华民族写心,具有文学史和心灵史的双重价值。     

胡适：现代传记文学的开风气者

在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胡适是一位现代传记文学的开风气者。他最早提出“传记文学”的名词,比较中西传记的差异,指出传记文学的起源、人格教育作用。他提倡写自传,传记可以“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些观点具有现代传记文学理论上的开创意义。他同时创作了《李超传》、《四十自述》、《丁文江的传记》等传记,虽以史学价值为主,但他尝试用文学笔法写现代传记,勇于实践,值得后人借鉴。     

《史记》取材与纪传体的形成

纪传体是将人物事迹与时间结合而成的文学有机体,用来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纪传体体例是由司马迁首创,但却不是凭空而来,很大程度与司马迁所据的材料——尤其是战国文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试论《史记》人物传记对《水浒传》叙事的影响

本文从《史记》人物传记的历史叙事为中国叙事文学提供了叙事元模式这个理念出发,探讨了《史记》在叙事时序、叙事速度上对《水浒传》的影响,并认为《水浒传》继承和发展了《史记》人物传记中的单传、合传及附传三种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结构。     

《史记·孔子世家》辨惑

学者对《史记·孔子世家》一文存在不少争议,要之有二：一是体例上,司马迁著孔子之传是挂靠“列传”还是入籍“世家”？二在内容上,太史公述孔子言行是尤多“妄言”还是别有“诗心”？孔子言行是否尤多妄言虚语。对于前者,古代学者有一个误解,即认为“世家体”在司马迁时代已是一种述史定例。司马迁实际上是因孔子“追修经述”以“拨乱反正”白于伟大历史实践才将其列人世家的。对于后者,古代学者只知其一,未明其二。太史公实际上是有意运用不实史料以揭示孔子一生“不用”的悲剧,以表达自己的悲孔惜圣之心。     

试析项羽复杂的性格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最精彩的人物传记之一,司马迁以其前所未有的才力与千钧笔力,生动地塑造了项羽这一充满传奇色彩、有着复杂性格、具有高贵人格的悲剧英雄形象。项羽二十四岁起兵,三十一岁败亡,八年征战,骤起骤灭,是性格决定了命运。作为失败了的英雄,千百年来,却被反复吟唱,深切怀念,赢得了人们无限的敬仰,是他顶天立地高贵的人格使然。     

论《史记》中的“对句”

所谓“对句”,是指一组以相对的形成对比或并列的的句子,以复线的方式来看待事件,加强表达的艺术效果,增强渲染氛围的力量。对句在《史记》中数量巨大,在各种传体中大量存在,为《史记》增色不少。本文从人物刻画、叙事写状、表情达意、谋篇布局四个方面分析“对句”在《史记》中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