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促进公民参与决策的“有限性”——以“2014年假日安排”为例

任何一种媒体都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途径,网络媒体因其空间无限性及显著的交互性,被赋予更多想象。以2014年我国节假日安排的决策过程为例,就网络媒体对我国公民参与决策的影响进行分析,提出＂四个有限性＂观点,有助于人们客观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及其所需机制。缺乏沟通与反馈机制的网络政治参与活动,使得任何一种新技术沦为投票的机器,其＂有限性＂更为突出。     

试论微博对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意义

公民的话语权是社会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公共决策的一种重要形式和途径,也是推动公众自身权利实现的重要力量。网友对新交规中关于闯黄灯重罚的热议,到公安部宣布闯黄灯教育为主暂不处罚,微博这个平台展现出了强大的力量。我国传统媒体及新型媒体都应以满足公民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和表达需求为发展目标,使公民在媒体中有更多的声音和话语权。     

给公民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

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增强社会活力的一个关键要素。公民参与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扩大公民参与程度,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     

公民“政策参与”亟待提升层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渐趋多元,进步明显。但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机会仍有待拓宽,层级也有待提高"中国民众的‘政策参与’认知水平远高于实际参与水平,低水平的实际参与对政策参与客观状况总分起了重要的‘拉低’作用。"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合作发布的政治参与蓝皮书暨2012年《中国政治参与报告》如此评价当前民众"政策参与"的实际状况。     

信息技术时代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有利于推进社会民主政治 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参与是一种广泛的参与,包括公共的文化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等.传统的投票、竞选、结社、集会、游行、宣传等,是公民参与的常用方式.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一些新的公民参与形式如网络论坛、政府网站、官员博客,手机短信等,正日益成为公民参与的有效途径.     

“爆吧”集体行动中公民参与表达的实现及其规制——以“69圣战”事件为例

大规模、有组织的“爆吧”集体行动不仅会破坏网络正常秩序,对他人造成心理或精神上的伤害,有时甚至还会通过人肉搜索等方式影响现实生活.在“69圣战”“爆吧”这一媒体奇观中,网民爆发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原因有很多,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其带来的问题则不容忽视.从保持社会信息正常流动与维护公民自由表达权的平衡应对来看,有必要对“爆吧”集体行动中的公民参与表达进行规制,既捍卫公民参与和表达的自由,又厘清其边界,扬长避短,以实现其良性发展.具体来说,即要用公众利益原则来规制网民群体极化现象的产生,用社会信息正常流动来规制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和用核心价值体系来规制公众参与和表达的异化.     

微博用户公民参与的发展与延伸

微博作为一种社会化媒体,凭借其信息简短、传播迅速、交互性强、操作便捷、用户规模庞大等优势,已经成为了传播公共事件,引起公众讨论和参与,甚至影响政府决策和行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广义的参与概念,不仅增大了它的范围包括公共形式的接触,甚至延伸至公众所有的特权,因而以微博等网络交流平台的政治参与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不同于国外集中于选举的讨论,中国的微博用户的公众参与政治参与范围得到了极大的延伸。     

互联网使用、网络社会交往与网络政治参与——以沿海发达城市网民为例

互联网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正日益提升,本文从政治参与的角度切入,通过分析沿海发达城市网民的调查数据,描绘了沿海发达城市网民的网络政治参与现状,并探寻了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两个主要因素:工具层面/心理层面的瓦联网使用和网络社会交往.研究结果表明:一,网民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比较低;二,上网时间、网络政治信息接触、社会列络规模、网络社区归属感、开放的人际讨论模式均对网络政治参与有着积极影响.这说明公民的政治冷漠在网络中也得到了体现,但随着公众对互联网应用和互联网社会交往的熟稔和认同,网络政治参与的现实重要性将凸显.     

互联网使用和公民参与:地域和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其中的普遍性

本文通过分析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集中探讨了互联网使用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其中,公民参与包括获取时政知识、参与意见表达、参加社群组织及其活动,以及在地方选举中投票这四个维度.本文显示,互联网使用和公民参与各自都有地域和地方之间的差异,而这差异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市化程度和居民教育水平等相关;在这种差异或不均等的场景中,互联网使用对公民参与有全国普遍的正向影响.同时影响公民参与的还有(1)社会—经济条件因素, (2)心理卷入和信心因素,以及(3)传统媒体使用因素.本文所勾勒的一个总体图像是,互联网使用和公民参与两者都是各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个人的物质和心理资源掌握程度的体现.     

西方公民参与研究中的“新政治观”

十年前,西方学者将大多注意力投放在政治冷漠(disengagement;civicapathy)这个议题上,尤其年轻人(youth)被视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群体。但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革新以及媒介平台发展的日新月异,人们表达意见的渠道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也随之增长。在新的媒体环境下,西方的大多学者开始重新诠释和思考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participation)一词,本文对近几年西方公民参与研究的主要文献进行分析梳理,具体从参与主体、参与对象以及参与行动三个方面来解读公民参与的新政治观。     

服务型政府理念下的公民媒体参与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公民参与始终是国家政治系统运行和政治民主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这种参与和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仅限于通过一定形式的选举活动来实现,学者大多都将关注点定位在自由选举制度这一代议制民主中最关键的制度安排上,而选举之后公民影响公共政策的参与行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实际上,无论就民主价值的实现和公民权利的行使而言,还是从政策及政策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上说,公民政策参与都是必要的和意义深远的.与此同时,公共政策过程和公民参与行为都是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下运行,纷繁复杂.其中近几年公民通过媒体影响我国公众政策的制定,已经成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亮点,其意义不仅体现了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而且彰显了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对言论权利的享有.     

公众参与决策的历史渊源——以古希腊公众参与城邦政治为视角

公众参与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们关切自身利益的一种自然要求,因此公众参与原则是我们在进行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笔者从古希腊关于公民参与城邦政治的相关制度与论述出发,考察了公众参与的历史正当性,为当今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传媒研究视角下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路径与现状

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探究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现状,首先厘清和明确研究对象"公民政治参与"的具体内涵,继而总结相关文献及论述,在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历程"两段式"划分的基础上,从传媒研究的视角提出了主动型和互动型的政治参与模式和历史阶段,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现阶段状况进行总结,提出并分析当下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城市电视台节目创新 “电视问政”促进公民政治参与——以武汉台《兑现承诺,优化环境“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为例

武汉台所播出的2011"电视问政"节目给官民搭建了一个直接对话的平台,围绕城市治理问题,以直播形式现场考问官员,体现了官民之间的互动性。"电视问政"在权威性、公信力、舆论先导以及多媒体互动等方面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在突出"公民性"、有序性以及契合"善治"理念方面都极大地显现出民众的参与性。"电视问政"让公权力在阳光下实现透明化运作,使公众的权益得到切实充分的保护,这其中体现了政府较高的民主政治觉悟,促进了公民政治参与,使政府、媒体和公民三方得到良好的互动。     

媒体对公民参与垃圾分类进程行为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广州作为国内较早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在政府推行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媒体对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值得探究。本文以社会责任理论为视角,采用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等方法,分析媒体如何影响广州公民参与垃圾分类这一社会管理活动。研究发现,媒体在推进公民及时获取信息方面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新旧媒体融合层次较低,并未深入到引发思考、激发讨论、推动行动等更具有建设性作用的层面。为此,笔者建议全媒体时代媒体应当创新交互形式,做民意与政府的碰撞场;记者亦当增强对公共事件的敏感度,尝试引导公众公开议政讨论;同时,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传播措施等。     

“公民参与”在舆论引导中的价值分析——以潜江市创建公共资源交易市民监督员制度为例

“民有所呼,我必有应”是一种执政理念,更是一种理性、务实的舆论引导方式。全媒体时代,公民表达对社会事务的关切和渠道更加多元化,同时也给政府革新旧有执政理念和改进群众工作方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主动回应舆论关切,创新公民参与政府事务管理和监督方式,能起到引导舆论、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双赢效果。本文以潜江市在湖北省首创公共资源交易市民监督员制度为例,从政务公开、回应舆论、把握民意代表选聘、公民深度参与、丰富社会监督渠道和手段等方面进行探析。     

波士顿：“大隧道”的公众参与之路

公众参与通常包括三个要素：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以及通过独立审查程序保证公平的权利。[编者按]     

信息技术时代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有利于推进社会民主政治 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参与是一种广泛的参与,包括公共的文化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等。传统的投票、竞选、结社、集会、游行、宣传等,是公民参与的常用方式。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一些新的公民参与形式如网络论坛、政府网站、官员博客、手机短信等,正日益成为公民参与的有效途径。     

从传播学视角看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以法定节假日改革争论为例

本文以黄金周改革为案例,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解析公民参与.以公民参与的互动传播模式为基础,本文评价了黄金周改革公共决策机构保障公民知情权的进步,分析了不同的表达渠道的民意呈现迥异的原因,并展望了公民参与持续进行的前景.     

组织化的青年网络政治参与——以“帝吧出征”事件为例

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传统政治参与在网络世界的一种延伸,是新的社会环境下青年群体表达政治意愿、政治主张,维护政治利益,实施政治行为的重要平台。网络政治参与对于青年表达政治诉求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帝吧出征"作为近来一起典型的组织化的网络政治参与事件,透露出我国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新特征: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并存;社群组织的统筹动员作用明显;内容形式的娱乐化;在文化输出中实现政治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