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56年毛泽东农村阶级划分标准略述

毛泽东农村阶级划分标准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四个时期：(1)1925-1930年是以土地占有数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为标准的多元时期；(2)1931-1947年12月是以剥削关系(劳动与否)为标准时期；(3)1947年12月-1952年底以经济地位为标准时期；(4)1953-1956年底以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为标准的多元回复时期。     

一致或偏离:阶级理论与基层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以江西石城为例

本文选择了宗族较发达的江西石城为个案,以乡、村两级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基层土改中的阶级划分标准、土改理由与中共的阶级理论之间关系。至于阶级划分标准,中共强调的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及其使用关系;土改一般是以乡或村为单位,乡、村的土地分配状况地区差异较大,基层的阶级划分标准与中共的或一致或偏离。总体而言,基层遵循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只是一些"无地主或富农"的村庄出现了"拔高"阶级成份现象。面对"偏离"时,往往是"客观性现实"服从"表述性现实",出现了划分标准的政治化、主观化。至于土改理由,中共认为是"两极分化严重";而在基层,"有(大)地主"、"无地主"状况均可能存在。如江西石城"土地分散",中共要面对无"阶级敌人"可斗的尴尬,但却有大量公产的存在。基于中共关于公产的阶级剥削性的理论解释,基层土改将大量公产纳入到"地主、富农"统计。这不仅修正了基层乡村"无地主"的结论,而且使革命顺利进行。     

论阶级划分对于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建设的意义——基于邢台市的分析

通过邢台市的阶级划分进程,运用福柯的社会学理论来分析中共政权的建设是如何开展和运作的,阐释民众在阶级划分中思想变化。即通过空间划分、时间进程、权力网络层次、检查等形式把党的政策贯彻到民众中,使民众由不理解到自觉拥护,从而达到我党政权建设的目标。     

农民和农民工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我国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对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时期我国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出现了新的形势。以解决农民工为切入点,对社会各阶层进行有效整合,使社会和谐、稳定向前发展,是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措施。     

阶级、性别与民族关系交融的多重身份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妇女的阶级分析

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干妇女运动的决议>对中国妇女的阶级划分可知,无产阶级妇女是凝聚阶级、民族与性别多重关系的概念;阶级分析是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进行革命动员的方法,是制定妇女解放方针政策的依据;无产阶级妇女的概念对当时中国妇女主体身份的建构具有一定意义.     

选举操纵的技术与实践——以选区划分为例

选区划分的出发点是选举公平,但政治家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常常会操纵选区划分,使选区划分偏离公平的轨道.选举不公平划分的技术可分为四种理想类型:(1)集聚对手的选票;(2)分散对手的选票;(3)区别对待现任者;(4)对复数选区的选择性使用.这些技术类型在选举政治历史上的广泛运用,让人们看到民主政治光环背后阴暗的一面.     

基层“清党”:阶级与非阶级的对抗——基于以江西赣南为中心的分析

"清党"与"反共"为一体向为学界所共识,以赣南为中心的个案分析中却发现县乡基层"清党"除了国共之间的阶级对立外,更多的是非阶级的国家与地方以及地方权力网络之间的争夺。这种各方围绕地方资源的纷争早在清末地方自治时就已激化,在民国时持续发酵,基层"清党"某种程度上是这一现象的历史延续。     

中小学教师社会地位状况调查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等研究方法,以山西省中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对山西省中小学教师社会经济地位的整体状况和内部差异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表明:中小学教师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在逐步提高,但仍存在一定的内部分化现象,教师对目前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满意度不高。主要表现为:教师对教育系统内部政治权利内容规定的满意度不高,权利意识比较淡薄;教师政治参与程度较低,参与内容和方式比较单一;不同职务教师的政治参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专任教师政治参与程度偏低;教师工资基本能够按时发放,但总体经济收入水平低于期望值;教师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大,不同类型教师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现象;教师对有关教师专业权利的规定比较认同,但不能全部拥有和实现;教师对自身专业水平的满意度不高,专业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     

社会阶级与家庭教养之探究——以两个家庭个案为例

过去许多研究显示,家庭中的经济、文化与社会资本对学生的学业成就以及人格特质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是家长究竟是透过何种机制将此项优势传递给子女,至今仍存在许多争论,特别是家庭生活的阶级差异应该使用哪些指标加以呈现,部分研究关注的焦点似乎颇为狭隘.据此,本研究试图透过质性研究的方式来了解社会阶级与家庭教养的关系,针对家长的教养行为与态度进行更为整全的描述,以探究不同社会阶级的家庭如何分配资源,进而影响子女在学校的成就与表现.本研究主要选取两个不同社会阶级的家庭个案进行探究,以参与观寨及深度访谈的方式为之,透过为期八个月左右的实证资料搜集,分析归纳出以下四个主要结论:(1)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投入影响不同社会阶级学童家庭教养的情况;(2)中产阶级家庭倾向于协作培养模式,劳动阶级家庭则为自由成长模式;(3)家庭伦理观念与性别因素亦为影响家庭教养方式的重要来源;(4)中产阶级学童因拥有的资源丰厚,在学业上容易取得较佳表现;劳动阶级学童则因家庭与学校生活的区隔,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马克思阶级概念阐释根基的转换与误读——对阶级概念纯粹政治化理解的流行观点批判

"隔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关性"是对马克思阶级概念重新续写的关键所在。后世对马克思阶级概念的续写主要奠基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跃迁、后形而上学政治哲学的转型、话语政治的兴起以及现实社会主义困境等基础之上。任何试图重新理解阶级或者有意误读阶级概念的观点必须要直面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真实关联,领悟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的政治性内涵。认为阶级划分的依据是"权力的垄断"或者"超越"阶级概念都是对马克思阶级概念的误读,这可能逼迫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倒退至"坏的政治哲学"领地。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国化的经典阐释——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视角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构成、性质及其革命态度并采取不同对策,以团结真正的朋友去打击共同的敌人,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问题,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保证了革命的最终胜利,这是用革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国化的经典阐释。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的阶级理论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阶级(层)之间的关系,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对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和中国梦的实现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阶级动员与认同聚合:党在乡村社会的一种政策动员模式——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有效的政治整合及政治管理的过程中,领导人民创造了"阶级动员—认同聚合"的政策动员模式,这一模式对于迅速而有效地推行党的农村政策发挥了重要功能。     

土地改革中“群众路线”的实践与调适——以华北根据地为中心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中共面临着双重任务：分配土地和发动群众。战争的外部环境使后一种任务尤其重要。在群众路线的实践中,中共强调了其放手、撑腰,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一面,使群众在经济上翻身的同时得以政治上翻心。在实践中,这一导向使土改蒙上了暴力色彩。中共最终通过复查、纠偏以及贯彻全面的群众路线得以将土改从一定程度上拉回正轨。群众路线在践行中的偏向几乎不可避免,但其所引发的群体心理及其不良后果,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阶级标准”与卫国战争后苏联文学道德批评——以日丹诺夫为例

日丹诺夫是20世纪中叶的苏联意识形态领导人之一。1946年,在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主持下,联共(布)中央通过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问题的决议》。同年,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作了关于这一决议的同题报告,成为卫国战争后苏联文学道德批评的典型文本。《决议》和日丹诺夫《报告》表明了苏联文学以"阶级"确立道德批评标准的必然性。     

探究词类划分标准的相对性--以动词为例

本文通过动词与名词、形容词的区别以及从动词本身具有的特点的正反两面对动词的语法特点全面阐述动词划分标准的相对性,使读者对动词是如何从众多词类区分出来有一个详细的了解,以此来丰富和完善词类方面的研究。     

交通方式划分的非集计模型——以蚌埠为例

为研究影响城市交通结构的主要因素,建立出行者属性与个体出行方式选择的合理关系模型.所有的出行者相关属性数据均由统计资料获得,方式选择数据由蚌埠市居民出行调查的数据获得.应用非集计模型来建立个人属性、家庭属性和出行属性与方式选择间的函数关系.建模结果表明：居民出行交通方式选择与个人属性、家庭属性和出行属性之间有较稳定的关系,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甚微.非集计模型所推算的交通方式结构较为精确,可用于交通方式结构的预测.此外,所建模型亦能识别方式分担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而实现交通方式结构优化.     

课堂教学应当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以林则徐、琦善的阶级属性分析为例

有些老师认为,历史人物首先是某个派别中的人物,一定会做出该派别应该做也只能这么做的事情,因而也惯于给历史人物“戴帽子”“贴标签”。这样确实省却了老师的不少历史阐释的麻烦,不管是哪个历史人物,只要将之装入既定的派别、阶级属性“筐子”,那么他们的一切行为似乎都顺理成章了。然而,用派别、阶级属性取代丰富多彩的人物个性,不仅使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趋于概念化、脸谱化,教学陷于僵化,还远离了历史教育教学的本意。下面以鸦片战争中的两个典型人物为例分析之。     

农民成为我国最大弱势群体的成因思考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转型,多年来在二元社会结构中诸多体制束缚下的广大农民,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上逐渐成为目前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本文主要在成因上作一点粗浅的探析.     

辛亥安徽光复：类型划分与重点考察——以淮上军为讨论中心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安徽独立光复迟缓。安徽最早爆发的寿州淮上军的光复独立,其社会动员、革命发动、势力拓展进程等都带有安徽辛亥革命由城乡光复再促进中心城市独立光复的鲜明特点。由此出发,考察安徽辛亥革命的类型划分和淮上军起义可进一步丰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阶级论”与“人性论”的文学史构建——以唐瞍《现代文学史》和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为例

以唐搜主编的《现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两本在其各自时代有典型代表性的文学史为例,通过一种互文的阅读来考察“阶级论”与“人性论”的文学史构建,探讨近半个世纪以来“作为一门学科”的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得与失,并借此试图反思当下文学批评流行的某些观念与方法。从文学史范型看,前者是一种实践的理论,是革命实践的文学史表征;后者则是一种理论的实践,是人性论的文学史写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