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史略》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贡献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史略》一书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贡献：一、《史略》在著录文书、分类等方面有所创新,是一部成熟的史籍专科目录,为历史文献学做出了贡献;二、《史略》集宋以前史学批评之大成,展示了古代史学批评的总体水平;三、《史略》体现了作者的史学思想,从侧面透露了南宋史学发展的一些信息。     

浅析中国古代史书的惩劝功能

中国史学有一个传统,就是一种惩劝功能,它肇始于孔子作《春秋》而形成的"春秋笔法",其后史家对其因循损益,逐渐内化为史家的一种责任,即作史必要"惩恶扬善"。到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把它提高升华,惩劝宗旨变成了史学的一个原则性问题,对社会影响深远。中国史学的批评传统使作史者不断努力提高史籍的水准,这使得惩劝功能更加优化。     

中国古代编年史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的古代史学是因中国传统史学的传入而产生的,中国编年史对日本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在唐代,已有多种体裁的史籍传入日本,而日本选择了编年史作为其"国史"的编纂方式,公元720年修成的《日本书纪》在日本史学发展和政治文化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天皇朝廷、幕府、私家等不同的主体,都撰修了编年体史书。江户时代修成的《本朝通鉴》,是一部仿照《资治通鉴》的日本通史。《春秋》、《资治通鉴纲目》对日本的影响不止于史学领域,其中的"尊王"观念,成为推翻幕府、拥护明治天皇集权的舆论工具。考察中国编年史对日本的影响,对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春秋》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春秋》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在三方面：“立元正始”的正统观作为中国古代史家评判王朝政治的主要价值尺度;开中国史学编年体之先河;“春秋笔法”作了传统史学批评之范式。     

史学批评传统与中国史学的变革

关于史学批评的零散言论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两汉时期,司马迁评论《春秋》、班彪评论《史记》,奠定了史学批评传统的基础。魏晋隋唐时期,史学批评传统从具体的批评上升到了理论阐述的高度。至清代章学诚,史学批评传统实现了哲理化的提升。史学批评传统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史学批评是引领史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第二,史学批评是史学创新的前提;第三,史学批评在晚清民国的史学革命中扮演了急先锋和催化剂的角色。传统强调传承,批评则指向变革。史学批评传统是理性的反省,是理智的观察,是深沉的思考。历代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中获得了研究的灵感与动力、取得新的史学成就,中国史学也在史学批评传统的指引下不断地完善自我、走向繁荣。     

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治史传统的国家,同时也有着悠久的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产生过很多优秀的史学批评著作和较为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随着史学领域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审视、反思这些成果的优劣得失,成为历史研究繁荣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由此,史学批评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史学工作者在史学批评理论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尽管很多史学工作者呼吁加强史学批评研究,但史学批评仍然是史学研究领域的"新兵",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史学批评还远远没有达到反省批判自身、规范史学研究、推进史学发展的目的,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史学批评的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仍有巨大的讨论空间,为此,我们特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相关领域的学者就"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以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评介

白云教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是目前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专著。上编分析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基本形式、基本方法、基本对象、基本范畴、重要标尺、重要作用。下编探究了中国古代重要史家、史学家、史学批评家及《左传》、《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史学批评思想,上下编交相辉映,凸显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操控理论视阈下的《史记》两英译文本分析

作为“二十四史”之冠的《史记》,既为史学巨著,又为文学经典.《史记》的英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的两种《史记》选译本——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节译本和美国伯顿·华兹生的选译本,是《史记》在英语世界传播的重要转折点.本文从史籍英译研究现状出发,提出问题,以勒夫维尔的操纵理论为基点,对杨宪益及华兹生的英译版本进行比较分析,并找出差异原因.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开创之作——读白云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逐步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但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部自己的专史。2010年8月,白云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的出版,弥补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尚无专史的缺憾,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导师与论敌:论侯外庐眼中郭沫若的双重形象

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1932年,侯外庐读到了郭沫若的这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逐渐在郭沫若的影响下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思考,但也提出了对郭沫若史学的批评意见。1941年,侯外庐写作《中国古典社会史论》、正式从经济学转向史学之时,不仅将郭沫若视为学习的对象,更是将之视为超越的对象。侯外庐一生把郭沫若既当成导师又当成论敌,这种符合辩证法的学术态度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学风,促进了其健康发展。     

齐思和研究综述

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史学家,齐思和在中国史、世界史、中西交通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领域均有建树,在中国史学学科化、科学化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其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是中国史学史、学术史上重要的研究课题。     

论中国史学史知识体系的更新——课程教学与学术研究的体验

中国史学史是系统的学科,其知识体系的更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向,也是学术研究和大学教学的要务。中国史学史的知识体系,首先应当明确其学科任务和研究内容,随之要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即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矛盾,而史学求真与撰史致用的矛盾就交织于其间。在上述主导线索的关照下,应当准确地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同时深化史学史个案问题的研讨,认真审视以往的历史结论,从而以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做好中国史学史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中国实证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实证主义史学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史学“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考证原则,另一方面也吸收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提倡的进化史观。尤其是它提倡把自然科学引入史学的观点促进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实证主义史学在史学发展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将《周易》引入中国史学史课堂教学研究

中国史学史课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重要课程,而《周易》与中国史学关系密切,尤其影响了中国传统史学家的思维方式。将《周易》引入课堂教学并与传统史学相结合,有助于学生明晰史家的思想,理解中国民族史学理论,提高文化自信,树立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感、责任感。     

清代史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原因

清代史学属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总结期,同时也是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重要阶段,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有利于加强对传统史学的认识。清代史学的发展状况主要从明清鼎革之际私人历史的撰述,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史馆制度的完善,历史考证学的兴起与繁荣,对古代史学理论的总结,逐步迈向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史学从思想和研究方法上也都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发生变化,史学发展的每个方面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也都呈现各自的特点。因此,分析清代史学的发展原因一定要在对各个方面的状况有了了解后进行。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手段对西方其它史学流派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在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影响最大、成就最显著,我们从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言论、著述和实际行动等方面来佐证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     

探索中国当代史学的位置和发展趋势——瞿林东著《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读后

瞿林东著《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一书探讨了一个事关历史学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史学在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该书梳理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认识,总结了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道路,阐述了21世纪中国历史学主流形态的发展趋势,以及如何体现中国当代史学的民族特征和世界特色等内容。它不仅对于了解中国当代史学具有参考价值,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史学理论的自我认识,是对当代史学理论建设的一大贡献,标志着中国当代史学理论已经具备了鲜明的自觉意识和深沉的入世品格。     

"新史学":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论晚清民初文明史学的理论构建之二

晚清民初的“新史学”的实质是文明史学。与传统史学不同,文明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进步现象,其范围是民史、国史;文明史学研究的任务是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其目的是激励人们创造历史、培育爱国热情;文明史学的性质是国民史学、民族史学。与西方文明史学相比,中国文明史学更多地承继了传统史学的鉴戒性质而忽视了文明史学的科学性。因此,文明史学没有能够完成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任务,“新史学”只能徘徊于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     

实事求是优良学风及其经受的严峻考验——再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遗产

正确地分析和总结新中国史学发展道路,关系到能否自觉地继承、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思想遗产,而且关系到认清当前史学的发展方向。有的研究者将建国后十七年的史学贬斥为"完全政治化"的史学,认为它毫无学术的独立性,这种看法与历史事实是大相径庭的。从总体看,"十七年"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成绩是主要的。造成评价如此分歧的症结所在,是能否正确把握"十七年"中两种学风的对立及其斗争的实质。"十七年"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学风,一种是实事求是、坚持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优良学风,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恶劣学风。"十七年"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恰恰是正直、严肃的学者大力发扬优良学风、坚决抵制教条主义恶劣学风而取得的。这是正确评价的关键,也是考察"十七年"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如果离开了这一正确的原则,就会只看到教条化横行,甚至将错误不加分析地归罪于提倡唯物史观,从而怀疑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