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其体源出于《国风》”论

首见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从梁至近代，历代文论多从三个方面论“其体源出于《国风》”，即词婉意微，温柔敦厚；平淡自然，气敛神藏；古诗浑圆，元气所结。     

以《文选》“公宴诗”为例看其演变轨迹

萧统的《文选》中,"公宴类"诗歌是其诗歌分类中重要的一类,共选有十四首,其他类也有公宴之作,《文选》之外更有大量优秀的公宴诗未被收录。公宴诗发源于先秦,兴于魏晋南北朝,《文选》中所选录的公宴诗作具有典型性。本篇文章试图通过分析所录的各个阶段的作品,探寻其发展轨迹和演化历程。     

苏轼“舟中读《文选》”考论

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六月十一日,苏轼"舟中读《文选》"。由苏轼论及《文选》的文献似可得知,元丰年间苏轼才开始正式阅读《文选》,而且这个《文选》应该是五臣注本,之前苏轼或当见到过国子监李善注本,但他并没有进行深入的阅读。他对《文选》的评论仅是点滴的、武断的,正反映出他没有深入学习《文选》的事实。     

论尤刻本《文选》的集大成性质及其成因

《文选》尤刻本是以全帙形式留存至今的最早的李注《文选》版本,在《文选》版本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依据近年问世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在详细比勘其中李注和尤本中的李注异同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尤刻本李注不仅正文、注文以及注音部分吸纳了五臣注,而且也汲取了唐代其他众多注家的内容。尤刻本李善注《文选》,实际上是唐代以来在李善注原本的基础上,又采纳诸家注本之长的集大成之书,其间搀杂了唐、宋两代漫长的岁月里学者们校勘《文选》李注的成果。这一性质的成因在于李注本在李善生前已经有多种不同的钞本和宋代官学多次组织学者加以校勘,采纳当时存世的各家注本,加上自己的意见,多有改动和充实。     

笙磬同音 宗旨如一－略论《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

《文心雕龙》书名是刘勰文学观点的集中体现，它强调的是精妙的艺术构思与精美的文学语言的有机结合,而《文选》的选文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则是萧统文学观点的典型反映，其“沉思”之想与“文心”之思，“翰藻”之文与“雕龙”之采，名异而实同，都体现了他们注重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文学观点。《文心》所论文体34种，《文选》39种，两书基本相同的文体选目近20种，其渊源有自，一目有然。     

论李柏天人观的基本内涵及其意义

天人观是李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李柏继承儒家传统《易》学思想,提出了天人不离、事天静一之说;另一方面,又吸收心学与张载关学,以尽心知性知天为进路,提出天心人心不二、天地仁民爱物等观点。展示了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李柏对个体精神安顿的追求,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梁山酒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积极意义

《水浒传》创造了独特的梁山酒文化,具有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和非同寻常的积极价值:酒具有无穷魅力,令人迷醉神往;酒能激发英雄潜能,是梁山好汉超凡力量的源泉;酒有着广泛用途,能助英雄成就事业。梁山酒文化排斥庸俗与色情,反对造假欺骗行为,对于当下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警示教育意义。     

《文选》“设论”类的赋体特征

《文选》“设论”类共选录了三篇作品,从文体归属来看,应当归属于赋体文学.具体而言,“设论”类形式上的“设问而答”、题材上的“士不遇”、体物“铺采摘文”和写志“识时知命”均为赋体文学特征,故《文选》“设论”类可视为赋的再分文体.     

“辽海”地名渊源考

近年来,地域文化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巴蜀""齐鲁""燕赵""吴越""荆楚""岭南""关中"等代表各自地域的文化符号相继应运而生。关于东北这一地域的文化命名虽然有过讨论,但始终没有达成统一,如"关东文化""东北文化""白山黑水文化""辽海文化""辽东文化"等。尤其是"辽海"文化中"辽海"一词究竟起源于何时,尚有待进一步的探索。经考证"辽海"一词的渊源并非是学术界已成定论的源于《魏书》的观点,而是源于《后汉书》或《三国志注》二书。此外,在辽宁省义县奉国寺内有金代明昌年间宋人张绍所撰写的碑文中发现了"辽海"的字样,这是第一手资料。     

“逆运算”的内涵解析及其表现标准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明确提出：“减（除）法是加（乘）法的逆运算”,为何不提“加（乘）法是减（除）法的逆运算”或者“加减、乘除互为逆运算”呢？对逆运算、互为逆运算有三种解释：映射视角、函数视角以及单位元视角,不同视角的解释会带来不同答案。小学阶段在具体情境中可以说“加减、乘除互为逆运算”,不应拘泥于映射视角的解释,并以“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为例提出了它的表现标准。     

试论萧统之“时义”

萧统《文选序》是研究《文选》选文标准的重要依据,但学界多集中于对“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对其中“文之时义远矣哉”一句大多未加关注,而此句在整个序言中既上承,又下启,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文之时义”中“时义”一词的理解,对于确定《文选》的选文标准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文选序》全文,考索文、时义、清英,“时义”当指文章美好教化功能之意.再结合萧统本人的文学观及当时重华采,尚巧似,追求骈俪、声律和文采之美的文学风尚和审美追求,“文之时义”在内涵上可兼指形式上追求艺术之美、内容上注重教化之功     

江淹的文学批评观及对《诗品》的影响

南朝作家江淹以善于拟古而称，其《杂体诗三十首》包含着独特的学批评见解。诗前小序体现了他“通方广恕、好远兼爱”的学批评要旨。三十首拟古诗以其特有的诗人序列显示了五言诗从汉代至晋宋的演变过程。江淹的学批评观对后世的学批评作特别是《诗品》有着深刻的影响。     

《昭明文选》与“选学”的兴起

结合《文选序》及相关文献,探讨《昭明文选》包含的文学观念及文体分类思想,进而梳理《文选》成学的文献依据,兼具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等多方面价值。     

论江淹的拟古诗

魏晋以来，拟古成风。江淹的拟古诗数量颇多，质量亦高，《效阮公诗》１５首和《杂体诗》３０首是其代表。前者拟阮籍《咏怀诗》，不仅在形式上逼真原作，更隐微曲折地讽谏刘景素，深得阮氏原作旨趣遥深之意。后者摹拟汉至刘宋名家名作，以拟作来显示前代诗家各自艺术特点；《序》更反映出江淹文学批评的态度和眼光，这对研究这些时期的文学思潮、审美时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萧统

萧统应该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因为他编纂了《文选》,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选学”。《文选》不仅是李白、杜甫、陆游幼年识字就要读的启蒙读物,也是人生的入门书,是子子孙孙都要学下去的重要典籍。不仅影响唐诗、宋诗和历代人的思想,还影响汉字文化圈和周边文化;世界编纂史上亦无第二个可以媲美的例子。而作为《文选》指导思想的萧统的文学观和诗学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发展进化论;(二)是文学价值论;(三)是文学审美特征论;(四)是“典”、“丽”兼容的中和美。萧统所有的文学观念,都是植根于儒家的诗学观和时代变迁、审美变化的交汇点上的。     

“《文选》烂,秀才半”谚语产生和流行的时代考论

"《文选》烂,秀才半"是我国科举史上比较著名的一句谚语,但对其产生和流行的具体时代则众说不一。笔者从科举考试中秀才科的变迁和《文选》在科举中的地位变化两方面进行考察,认为这句谚语产生的年代应在隋唐之际,且在唐宋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南宋新的作文风尚引导潮流之后才逐渐为新的科举谚语所取代。     

《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

《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都对文体加以分类，特别重视诗和赋两种文体。但它们是两部性质不同的书，对文学分类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文心雕龙》作为一部理论著作，重在研究和阐述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而《昭明文选》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重点在选出各类文体中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前者偏重于从文学理论方面去研究文体的类别，而后者则偏重于从文学创作角度区别不同文体。前者以理论为标准，不论作品好坏，只要有理论上的意义，就需要提出来讨论；后者以创作为标准，选出优秀作品，有些文类没有好作品，则可以不选。     

论“度”的存在形态及其客观意义

本文认为，应当从各个层面和不同的角度去分析考察事物在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不同形态的度，认真研究并揭示其客观性意义，可用于指导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度”有“实现的质的度”、“质变的度”、“质量统一”的度、“正向的质变——发展的度”、“质态演进的螺旋式的度”、“发展过程中的波浪式的度”。     

《文选》李善注之“释义”问题

对李善<文选注>是否"释事而忘义",研究者长期争论不休,成为对李善注最大的争论焦点.其症结主要是双方皆以偏概全,对李善注的释义没有进行全面的鞑?李善注释义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数量较少,缺乏自觉性.对李善注释义的数量统计和分析证明:无论是批评李善注"释事而忘义"还是赞美李善注"事义兼释",均是不准确的;李善注是释事为主、释义为辅.     

“真”与“美”的博弈——王俭《褚渊碑文》撰写策略与《文选》选意论析

为逝者撰写碑文、墓志之类文章,是文士常需面临的日常工作。这类工作背后的社会人情压力,要求文章撰写时要以褒赞为主。萧统编纂《文选》,常根据其皇家立场与便利文士仿习的角度灵活选取佳作,但在“碑文”一类中,所录王俭《褚渊碑文》实属异类,因为该文称颂的对象是背叛故主的政治投机者。透过这一看似吊诡的现象,正可窥知《文选》对文章之“美”的看重：王俭在撰写碑文时,已经使用高明的策略为褚渊洗刷罪名;萧统对此文特加青睐,则意在突显文章之“美”具有超越事实之“真”的独特魅力,也为文士的碑文撰写提供了切实有效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