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朱熹《诗》学传承关系考论

在《诗经》阐释史上,对毛诗序传进行系统全面清理与批驳的,首倡者郑樵,响应者朱熹;弃《序》说《诗》,以己意为之序,在解《诗》实践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毛诗序传的影响的首推郑樵,继以朱熹;对《诗经》作声歌还原说解和将郑卫之诗多视为男女淫诗的同样是郑樵前呼,朱熹后应;郑樵作《诗传》《诗辨妄》,朱熹作《诗集传》《诗序辨说》。郑樵《诗》学的创新观点经朱子发扬光大,开拓了《诗经》宋学的崭新疆域。     

从《汉书》称《诗》论定《毛诗序》基本完成于《史记》之前——兼答张启成先生的商榷

通过对《汉志》所载"《毛诗》二十九卷"和"《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的重新解读,并结合清人的意见,认为所谓"故训传"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故训"恰恰是今所谓"毛传"的内容;而"传"恰恰是今所谓.毛序"的内容,并梳理了西汉《毛诗》的传本情况.在《史记》广泛流传之前,《毛诗序》已经存在并流传.结合经学史,论证《左传》、《古文尚书》在汉初巴经成书并流传;《古文尚书》并非只有孔安国一个系统.卫宏不可能作《毛诗序》.卫宏在东汉中前期古文经学兴盛时期,对流传已久的《毛诗序》有可能做了"润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将"毛诗故训传"中"传"的内容,定名为《毛诗序》.后世所谓卫宏"作《毛诗序》"的说法,盖由此而来.     

上博《诗论》与《毛诗序》的研究

上博《诗论》发布和研究,推动了《毛诗序》研究。文章认为,《诗论》发现对深化《毛诗序》研究具有启发性。通过考察四个《毛诗》的关键性版本,再结合文献中相关记载,确实透露出了《毛诗序》作者、作期的信息:首先,《毛诗故训传》本为一体之作,《毛诗故训传》本来就包含有《序》和《传》两部分;其次,今所见最早单疏本《毛诗正义》,对考察了解汉代《毛诗》版本样式,提供了重要实物参考;第三,《毛诗正义》发布后,推动了《毛诗》传播,必须重视李善所代表的唐初普遍认可的关于《毛诗序》《毛传》作者的意见。另外,文章还澄清《毛诗序》研究中的认识问题。     

从《静女》看《诗经》研究范式的差异

本文通过比较《毛诗故训传》、《诗集传》和《毛诗传笺通释》对《诗经·邶风·静女》首章的诠释,对比性地探讨《诗经》研究范式的差异,并进一步解释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析《诗集传》与《毛诗序》的异与同

提要《诗集传》是对《毛诗序》的反动,然而,它们对《诗经》的解释却有许多相同之处。本文侧重分析了《诗集传》和《毛诗序》相同的方面,并进而阐述了我们对《毛诗序》所应持的态度。     

由“笙诗”看《毛诗序》完成时间

郑玄认为＂笙诗＂亡于战国及秦之世,实际是为了解释《毛诗序》＂有其义而亡其辞＂所作的一种推测。＂笙诗＂本非《诗经》所有,前人从＂有声无辞＂、编什、篇题重复、＂笙诗＂《序》等方面都作了论述。而从汉代四家《诗》来源看,四家《诗》皆得自＂讽诵＂,三家《诗》却无＂笙诗＂。《诗经》在秦焚书前传播广泛,却没有征引六＂笙诗＂之辞的资料。＂笙诗＂加入《诗经》应在刘歆《七略》成书之后,即哀帝建平元年之后。元始五年,王莽征通知《毛诗》等典籍的异能之士,以民间学术校正学官学术,加入＂笙诗＂的《毛诗》进入官学系统,为人们接受。《毛诗》学者入＂笙诗＂于《诗经》,除受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启发外,也与人们把经书看作＂应时而作＂、可以损益的观念有关。从《汉书.儒林传》＂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一语来看,入＂笙诗＂于《诗经》的学者很可能就是徐敖。故《毛诗序》最后完成应该在建平元年至元始五年期间。     

朱熹《诗集传》校勘札记六则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和宋代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两部重要的著作。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称《毛诗正义》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诗集传》为《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洪湛侯《诗经学史》认为《毛诗正义》集汉魏《诗》学之大成,《诗集传》是“诗经宋学”集大成的权成之作：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毛诗序》合理解说的重新审读

《毛诗序》对《诗经》中某些篇目的解释有合理的成分,这是《毛诗序》千百年来得以流传的的原因之一。一般认为朱熹《诗集传》是反《毛诗序》的,但有些地方却对《毛诗序》有所遵从,这说明《毛诗序》的解说有其合理之处。从文化典故来看,《毛诗序》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甚巨,也说明《毛诗序》存有其合理内核。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之生态世界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之状况颇具时代特色,大致表现为:其一、《诗经》学著作大多亡佚,存世者甚少。今存者仅有孔颖达《毛诗正义》、陆德明《毛诗音义》、成伯瑜《毛诗指说》、贾岛《二南密旨》等四部。其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诗经》主旨、音义、典章与词汇的阐释,这与唐代科举需用《诗经》著作有密切关系。其三、《诗经》学著作中,既有对《毛诗传笺》内容的承传,又有对其解说的否定,另创新说,体现了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与时代特色。其四、《诗经》研究者中,不少人本身既是学者,又是老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直接传授给学生,薪火相传,文脉赓续,自然形成优良的诗学传统。其五、以孔颖达为首主撰的《毛诗正义》是《诗经》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诗经》所开创的现实精神与比兴艺术优良文学传统,直接滋养了唐诗"丰神情韵"的思想与艺术精神。     

从《汉书·艺文志》称《诗》,看《诗》在西汉的传本

《汉书·艺文志》对《三家诗》和《毛诗》均有著录.通过对《三家诗》著录的考察,认为“故”和“传”分别为汉人不同的解《诗》经文的方式.又联系汉代人和清代人对“故”和“传”的解释,认为“故(故训)”是对《诗》经文属于文辞方面的解释;而“传”则是对《诗》经文属于内容方面的解释.就《毛诗》系统说,今所谓《毛传》,恰恰是汉人讲的《毛诗》的“故(故训)”;今所谓《毛序》,恰恰是汉人讲的《毛诗》的“传”.以此出发,揭示出西汉《诗》(特别是《毛诗》)传本的状况,并对纷争不休的《毛诗序》形成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视角.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之生态世界

唐代《诗经》文本研究之状况颇具时代特色,大致表现为：其一、《诗经》学著作大多亡佚,存世者甚少。其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诗经》主旨、音义、典章与词汇的阐释,这与唐代科举需用《诗经》著作有密切关系。其三、《诗经》学著作中,既有对《毛诗传笺》内容的承传,又有对其解说的否定,另创新说,体现了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与时代特色。其四、《诗经》研究者中,不少人本身既是学者,又是教师,薪火相传,自然形成优良的诗学传统。其五、以孔颖达为首主撰的《毛诗正义》,具有里程碑式的《诗经》学意义。     

孔子的“言诗”与《毛诗序》的释诗

《论语》中载有孔子与弟子子夏关于《诗经》的对话,称赞子夏"可与言诗"。所谓"言诗",历来理解为对《诗经》义的讨论,从而把子夏言诗作为他通晓《诗经》之本义并写作《毛诗序》的证据。其实,孔子的"言诗"是"赋诗言志"的意思,它在春秋时代是从属于礼乐仪式的说话方法,与后来直接讲解《诗经》的《毛诗序》没有关系。孔子对于《诗经》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赋诗"而展开的,而并没有阐释《诗经》之本义。战国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由礼乐仪式转为经典,才产生了企图诸首解释《诗经》的《毛诗序》。但因为释《诗经》者仍未脱离上古以礼乐为治的时代所形成的隐喻思维模式,仍然用发微索隐的方式去理解《诗经》,故使《诗经》的本义长期被掩埋。     

朱熹《诗集传》成书过程考

朱熹的《诗集传》集古文、今文、汉学、宋学之大成,在《诗经》研究史上是继《毛诗郑笺》、《毛诗正义》之后的第三座里程碑。通过考证《诗集传》的成书过程,揭示朱熹对《诗集传》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独到的创新之处,在这个过程中对古老的文化经典《诗经》进行一次全面的领悟。     

论《诗经》要旨—《关雎》之道——立足《毛诗序》的解读

《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在整个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根据儒家诗论系统,结合《毛诗序》合理的理解和解读《诗经》中所蕴含的思想,从“人伦礼仪”、“天下之乱礼乐王道”及“天人阴阳谐和”三个逐渐深入的角度进行分析,有助于从现实层面阐释《诗经》的要旨一“《关雎》之道”的文化内涵,便于《诗经》以本来面目走向大众.     

东晋谢氏品《诗》论

东晋谢安叔侄在欢聚游乐之际,品鉴《毛诗》佳句,以表玄心、洞见、妙赏与深情,这是魏晋风流带给《诗经》阐释的一道亮丽风景,吸引着大批文人学士去探寻《诗经》佳句乃至佳章、佳篇以及深藏其中的艺术奥秘,推动了《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     

论傅斯年的《诗经》学思想

傅斯年关于《诗经》方面的论著主要有《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以及《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辩〉》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将《诗经》看作是先民之民间文学作品,这对于打破经学传统,从而推动《诗经》学研究的现代化无疑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在《诗经》产生年代的考定上提出了四条路径,使得《风》、《雅》、《颂》中各篇章的时代界定更加确当,从而推动了《诗经》产生年代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他看来,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对其中的《雅》、《颂》作过编辑和整理。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孔子和《诗经》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他对《诗》学的梳理,既重点突出,强调了《毛诗》和朱子《诗》学,又新见迭出,如对三家《诗》异同的论述、对《毛诗》来源的论述、对《毛诗》战胜三家《诗》原因的探讨、对朱子《诗集传》特色的归纳,都有异于常人之处。这些观点不仅充分展示了傅斯年研治《诗》学的成就,而且时近代《诗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瑞辰《诗经》学研究

马瑞辰是清代中期著名的治《诗》学者,所著《毛诗传笺通释》是《诗经》学研究中的重要著作。马氏家学渊源浓厚,治诗融合汉宋,是清代《诗经》学研究者中的佼佼者。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再评价

《诗经》的教化观点，从孔子时代开始，一直贯穿到汉代。《毛诗序》的解诗方式完全是乘承孔子而来的，和《孔子诗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由于时代的原因，《毛诗序》的美刺说对《诗经》有许多错误的理解。然而，无论《毛诗序》对诗义的解说是否正确。对整个中国思想史产生重要作用的都是它。首先，《毛诗序》是我国诗歌产生以来对诗歌的创作的第一次理论总结，强调了“情”对诗歌创作的作用。其次，《毛诗序》中的许多论点，都成为众多古代作家所熟知的典故。所以说，《毛诗序》是一份珍贵的学遗产，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     

《关雎》“后妃之德”新诠

“《关雎》,后妃之德也.”这是《毛诗序》对《关雎》一诗的评价,伴随着《毛诗序》作者与成书年代的学术公案,“后妃之德”一语也颇受争议.历代《诗经》研究者对于“后妃之德”的阐释,均与《关雎》一诗的文学解读相乖违.从文字学角度考证,“后妃”应释为“司配”,“后妃之德”应理解为“执行婚配过程中的准则与规范”.这就合理地诠释了《毛诗序》的说解,使传统经学阐释与现代文学解读达到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