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活动:人类自由的前提及其悖论

科技活动是人类获得自由的前提。科技活动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 ,是一种解放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问题 ,只有靠继续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在现代社会 ,先验的道德是没有的 ,想要用道德教育来消除科技异化是对文明的极度反动。     

禁囤抑价: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为抑制快速飞涨的四川米价,1940年7月之后,在四川省政府不断加强粮食管控的同时,蒋介石亲自主导了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行动。但是,此时川省囤米的主体已由商人扩展到社会多个群体,各阶层民众怀着不同目的参与囤米,全面禁绝囤积遂成为一道难题。蒋介石一方面将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矛头直指各县潜在大囤户,下令对其进行调查,以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另一方面又对涉嫌囤积的官员加以持续调查和严厉训诫,并于12月处决了背景相对单纯的成都市前市长杨全宇,以此暂时平息民愤。不过,蒋介石关于大田主和积谷户的普查行动,因地主抵制、县府拖延等原因而进展缓慢;严查川省涉嫌囤积官员之举,亦因央地关系微妙而演变成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中的顿挫,缘自国民党政权应对危机时在反应速度、治理水平和控制能力上的不足。而禁囤抑价的成效甚微,导致朝野均不太认可蒋介石的努力,转而呼吁通过改革经济体制瓦解囤积居奇的基础。此后国民政府实施的田赋征实政策,正与此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各地米粮的囤积。因此,并不能全部以时人对蒋介石的批评来衡量其查禁囤积的意义。     

抗日与“剿共”:蒋介石的两难选择——以1933年的热河危机为中心

1933年的热河危机是考验蒋介石抗日与"剿共"战略选择的重大事件。热河危机初期,抗日优先于"剿共";热河沦陷时,抗日与"剿共"两难;热河沦陷后,中国军队进行了长城抗战,同时第四次"剿共"失利,蒋不得不同意与日本签订《塘沽停战协定》。蒋介石两难选择的原因一是自身尚未树立权威,难以号令全国;二是共产党的"左"倾主张与实力快速发展;三是国联不能有效制裁日本与切实援助中国。此后,蒋介石通过第五次"剿共",个人权威逐步树立,军令政令逐步统一。在民族危机不断深重的环境中,抗日成为蒋停止"剿共"与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     

"寻父"与"弑父":虹影小说的悖论式书写及其意义

虹影的小说中有大量的父女关系的书写,在这些父女关系的书写中主要包含了两种悖论性的基本元素:"寻父"与"弑父",两者相互纠结,矛盾重重.小说的主人公(以女儿为主)由于"无父"的身世创伤以及由此带来的现实和精神的困境,迫切期待"父亲"将她们带离这种"无能为力"的"泥淖之地".于是,"寻父"成为她们生活的动力与目的所在.但是,"寻父"的无望,成为弑父欲望的另一书写形式,伴随着弑父而来的是无尽的忏悔和依恋.虹影的这种悖论式的书写,与其创伤性的童年经验密不可分.     

"寻父"与"弑父":虹影小说的悖论式书写及其意义

虹影的小说中有大量的父女关系的书写,在这些父女关系的书写中主要包含了两种悖论性的基本元素:寻父与弑父,两者相互纠结,矛盾重重。小说的主人公(以女儿为主)由于无父的身世创伤以及由此带来的现实和精神的困境,迫切期待父亲将她们带离这种无能为力的泥淖之地。于是,寻父成为她们生活的动力与目的所在。但是,寻父的无望,成为弑父欲望的另一书写形式,伴随着弑父而来的是无尽的忏悔和依恋。虹影的这种悖论式的书写,与其创伤性的童年经验密不可分。     

解析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移居之谜——西安事变纵横考之十

兵谏扣蒋后,出于对杨虎城部队的不大放心,中共中央两次致电提醒和督促张学良应将蒋氏牢靠掌握在自己手中,此乃张学良坚请蒋氏移居的真正原因。为此,张采用了多种方法,却均遭蒋氏坚拒。随之,张以伪装悔祸和假意答允尽快送蒋回京的办法,达到了让蒋移居的目的。蒋态度由硬到软的转变,亦以同意移居为开端。蒋氏的态度转变和张学良为引导事变走向而施展的骗蒋移居小谋略,都应视为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因素之一。     

司法腐败的法官因素及其控制

司法腐败与法官自身素质有一定的联系。诱发司法腐败的法官因素主要在于法官专业素质低、道德品质差以及现代司法理念缺乏。产生这些因素的原因包括法官准入制度存在缺陷，法官教育培训制度存在问题，法官的职业保障制度存在弊端。因此，应严格法官选任条件，规范法官选任程序，加强法官教育培训，健全法官职业保障机制。     

腐败与反腐败的定量决策

腐败决策包括无风险条件下的决策与风险条件下的决策。在无风险条件下,腐败必然大规模发生,而在风险条件下,执权者决定腐败与否取决于他对腐败纯收益的评估。对于政府反腐败的决策,是在对腐败者构成风险的条件下减少甚至制止腐败的决策,决定其效果显著与否的关键环节是监督,而监督的有效性则取决于监督机制的有效性与监督成本的提高程度。     

“镀金时代”美国政治腐败及反腐败的论述

"镀金时代"是美国政治腐败最严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腐败集中表现于联邦政府和城市腐败这两点上。当时腐败之所以如此严重与这一时期国会与总统之间权利失衡,工业化、城市化导致寻租空间增大以及公民政治意识的淡薄息息相关。为解决政治腐败问题,联邦政府实行了文官制度改革;州和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以民制权,改革了选举制度,实行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     

村干部腐败现象及其根治思路

村干部腐败是农村社会的毒瘤,在一些地方频频发生,有思想认识上误区、教育缺失、监管缺位、制度形同虚设、民主流于形式等原因。根治村干部腐败,要选贤任能,严把村干部入口关;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监督和管理;坚持公开、民主,多管齐下堵塞管理漏洞;加大对村干部违法乱纪行为的查处力度;关心爱护村干部,解除村干部的后顾之忧。     

腐败探源与反腐败的信心

人类社会存在腐败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腐败产生的根源有两个，一是私有制的自私性、贪婪性、掠夺性，二是人类自身存在的弱点，即人的欲望膨胀具有自发性。消除腐败必需从消除这两个根源着手。只要我们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特别是注意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面对腐败行为，由呼唤苍天、呼唤圣人、呼唤“青天”转向制度建设，就一定能不断夺取反腐败斗争的胜利，直到最终从整体上消除腐败。     

论司法腐败的道德成因及治理

从道德的角度看,司法腐败的原因有：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司法人员所处的职业道德环境不够理想;部分司法人员的道德素质偏低。要治理腐败,就要建立制度、规范、德性三维一体的司法腐败道德治理模式。其内容包括：加强制度设计;开展司法伦理规范建设;促进司法人员德性养成。     

东欧剧变与腐败的教训

东欧剧变的发生 ,是各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其中东欧各国政党自身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 ,尤其是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从内部腐蚀了党的肌体。这些党掌权的四十多年中 ,由于对执政党作风建设问题认识不足 ,在执行反对腐化制度时往往出现很大的偏差 ,致使官僚主义、个人迷信、以权谋私等现象在党内滋生蔓延 ,又不能及时纠正和解决。因而在东欧政局发生剧烈动荡的日子里 ,这些问题就被反对派利用 ,成为向党进攻的炮弹 ,大选中下台就成为必然的了     

论腐败产生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是产生腐败的根源，落后的生产力是导致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腐败严重的根本因素，而社会制度的因素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程度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起到重要影响作用。对于腐败的治理，我们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依靠民主，依靠人民，依靠教育，依靠法律、制度。     

民族自决的两难困境及其解决

民族自决理论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话题,尽管目前诸多中外学者从历史学、法学以及国际关系三大角度对民族自决给予不同的阐释,但是民族自决依然存在两难的困境.因此,对民族自决的概念做出相应的准确界定、分析民族自决对正义的理想追求和对秩序的现实追求相互冲突的两难原因、并在上述基础上探讨摆脱民族自决两难困境的经验模式,将有助于多民族国家消除民族分离主义威胁、构建多民族和睦相处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