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棱镜中的《春秋》一瞥

《春秋》不过是孔子编写的东周时期一段历史大事记,有什么值得这么神秘地“一瞥”呢?因为《春秋》本身有莫测之涵容。如范宁在《春秋谷梁传》中说:“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岂不神秘么?正因为《春秋》如此高     

《反面春秋》大事记

儒门六经之一的《春秋经》,是孔夫子在礼崩乐坏、世衰道微之时代为“拨乱世,反诸正”而修订的一部至为“深切著明”的经典.《春秋左传序》曰:“《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此言其为“鲁史”.《孟子·滕文公》引夫子语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如此看“鲁史”亦是“孔传”.《公羊》曰:“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谷梁传序》云:“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来应.”由此观,《春秋》乃是一部传中华之心的“麟经”.     

“金陵十二钗”与“孔门十二哲”

曹雪芹将其“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千古未有之奇书”《红楼梦》(总名)“题曰《金陵十二钗》”,十二钗在书中地位之重要显而易见.然而十二钗之角色意义,却并非那样简单、易懂.除在野史小说层面代表“金陵十二女子”(“十二冠首女子”)外,从明清兴亡史之角度看,“绛洞花主”——十二钗之“王”是汉家天子,十二钗则是明末清初满汉诸大臣;自“反面《春秋》”方向观,“宝天王”是周天子(“天王”乃周天子专称),十二钗则是春秋十二公.若《春秋》还可视为“亘古第一人”孔夫子的“自传”(《孟子·滕文公》载夫子语:“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红楼梦》——“拟《春秋》”之传主、“千古第一奇人”贾宝玉便是孔夫子,从而金陵十二叙之喻指对象亦将随之而转换.通常认为金铁十二人之出处与宋人沈立《海棠百韵》有关,至此则可寻出取义之因:“金钗人十二,珠履客三千”的“背面”正是“贤哲人十二,弟子众三千”;在回回“有本”,无一字无“出处”,无一人无“来历”之《红楼梦》书中,“金陵十二钗”恰与“孔门十二哲”相对应.     

“古文体教学小札”补记

《古文体教学小札》刊发之后(见《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3.5),许多同行和同学纷纷来函,又提出了一些饶有趣昧且忽视不得的问题,为此补记如下: 一、几种名同实异的古文体 传《曹刿论战》、《殽之战》都选自于《左传》,《史记》中又列有“列传”一目,这两种“传”是名同实异的两种文体。《左传》之“传”,是左丘明对《春秋》所作的解释。注释。汉王充《论衡·正说》:“圣人作其经,贤人作其传。”刘勰《文心雕龙·电传》:“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援于后。”如果再解释“传”,则称为“笺”。而人物传之传,乃史学体裁之一,用于记载人物事迹。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字书云:‘传者,传也;纪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记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如教材中的《张衡传》等。     

楚辞的来源

“楚辞”之名最早出现在《史记》中。《史记·酷吏列传》云: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朱买臣是汉武帝时人,可见,武帝时“楚辞”已成为一种可与《春秋》相提并论的学问了。到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以及汉人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等人有关“楚辞体”的作品,再加上他自己的《九叹》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至此,“楚辞”便不仅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也是一部诗歌集的名字了。后来,东汉     

“奏议”文体辨

奏议,作为一种文体,是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统称。包括奏、议、表、疏、策(对策)等。奏又名奏章,是向皇帝奏事的本章。刘勰《文心雕龙》说:“奏以按劾。”是说向皇帝揭发他人的罪过,请求予以制裁。不过,奏事的文章     

王闿运春秋学的整体思维意向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并形成了他治《春秋》的整体思维意向。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榖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阎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袭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释《文心雕龙》“体要”

“体要”是《文心雕龙》的重要范畴,它在《文心雕龙》中主要有两个基本含义：文辞上表现雅正精约、大体大要。但由于古代思维方式与文体的限制,刘勰在实际行文中对基本含义的使用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与侧重。以“体要”术语出现的篇目有《征圣》《诠赋》《奏启》《风骨》《序志》五篇。在文体论部分,“体要”以其他术语的形式不同程度上贯穿了“大体大要”这一内涵,并在文章内容与体貌、文类与体貌两方面划分了层次。“体要”也体现出刘勰“文之枢纽”中的“折中”观念,各篇“体要”拥有不同的“文之枢纽”体系的内在属性。     

论章学诚的史传文体观

“六经皆史”说是章学诚站在学术史的立场通过对传统史传文体的批判而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命题,它不限于对史传文体做客观的分析,而是重在探究撰史的作意,强调专家之学。他所提出的记注和撰述传史理念,是对刘知几言事分立、相兼观点的深化;而“《书》亡而后《春秋》作”的命题具体勾勒了先秦两汉史传丈体发展演变的轨迹。     

清末的学前教育机构——蒙养院

公元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公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这一章程把学前教育第一次正式列入学制系统,即在初等教育系统中设蒙养院,招收3—7岁的儿童入学,并制定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这标志着我国学前教育机构在官方的学制体系中被固定下来.《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蒙养院教育的宗旨为:“保育教导儿童,专在发育其身体,渐启其心知,使之远于浅薄之恶风,习于善良之轨范”.保育教导的主要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保育教导儿童的方法强调要注意儿童身心的能力,“在就儿童最易通晓之事情,最所喜好之事物,渐次启发涵养之,与初等小学之授     

附：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名单

许慎《说文解字》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文选》李善注引蔡邕《独断》曰:“诸侯言曰教。”《太平御览》文部九引《春秋元命苞》曰:“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谓之教。教,效也,言上为而下效也。”《释名·释言语》曰:“教,效也,下所法效也。”《文心雕龙·诏策篇》也说:“教者,效也。出言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称教。昔郑弘之守南阳,条教为后所述,乃事绪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于理,乃治体乖也。若诸葛孔明之详约,庾稚恭之明断,并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文选》卷三十六有三种自上对下的文体,其中“教”收录了傅亮所作的两篇,…     

《庖丁解牛》献疑

每读《庖丁解牛》,总觉得第一段中“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不好理解:“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是由四个偏正短语构成的并列名词短语,它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如果说它充当句子的主语,那它的谓语又在哪里呢?而且,该句与下句“砉然向然,奏刀騞然”在意思上没有直接联系,中间也缺少衔接。     

《左传》与《春秋》比较

《春秋》本是先秦时期史书的通称,墨子说的“百国春秋”,即指当时各个诸侯国的国史。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意谓西周圣王采诗之事消失以后。象《诗经》之类的著作也就没有了;《诗经》之类的著作没了《春秋》之类的历史书籍就产生了。这些历史书籍所记的皆为齐桓公、晋文公等争霸。主事,所用的都是一般史书的笔法。我们这里所说的《春秋》,乃专指孔子编修的、自汉以来被历代认定为“六经”之一的“鲁之《春秋》”。孔子自己亦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他的意思是说,诸侯各国史书褒善贬恶的大义我都私下取来写进鲁国的《春秋》里了。     

关于唐代的“五覆奏”

袁英光、王界云两先生所撰《唐太宗传》在“宽刑简法,缓和社会矛盾”一章中引了唐太宗诏:“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加以解释说:“所谓五覆奏,即规定在执行死刑之日前一、二日须上报五次,至执刑之日又三次覆奏。”按这种解释,京城里的死囚在被处死刑前有关部门     

《毛诗序》与“美刺说”

“美刺”之称,溯其源当在先秦。据朱自清《诗言志辨》考证,本于《春秋》传家。公羊、谷梁解说经文时多用“褒贬”、“美恶”诸词。例如,《公羊传·隐公七年》:“《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谷梁传·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城邢。是向之师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齐侯之功也”。     

关公精神 春秋大义

在华夏子孙心目中创造形成的关公精神,是豪杰之资与圣贤之学的融合。豪杰之资是超凡的、绝伦的忠勇、仁勇、侠义、神武。所谓圣贤之学就是春秋之义。就是传统儒学中的“经世先王之志”的春秋之义。研究关公精神、关公文化,必须研究关公与《春秋》,研究关公所接受的“春秋”之义,研究关公如何以“春秋”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行动准则和信条。 作为历史人物,正史上并没有记载关公读《春秋》的事迹,历代官、民著述中也没有记下关公读《春秋》的感受、体会、诗文、笔记等;但在《三国演义》和民间的文艺作品、裨史资料、口头传说中,关公与“春秋”交融在一起,有深厚的内在联系。《三国演义》这部对中国人民影响深广的文艺作品,在关公形象的塑造上一个重要的创作意向,就是淡化了人民群众理想和信仰的关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而以浓     

关于《楚辞·国殇》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楚辞》西汉人刘向在天禄阁(汉朝国立图书馆)校书时,把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东方朔、荘忌、淮南小山、王褒的作品以及他自己写的《九叹》编辑成一部书,定名为《楚辞》。东汉人王逸为楚辞作注释,又加进他自己写的《九思》,成《楚辞章句》。宋人朱熹,作《楚辞集注》。“楚辞”这个名词,在刘向以前就有。汉武帝时人朱买臣,能“说春秋,言楚辞”。不过“楚辞”这一名称在当时并不成为这种文体的通称。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乃作怀沙之赋”。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屈原赋二十之篇”。可见西汉早期称     

古代文体论刍议

古文浩如烟海。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的文体也变得纷繁多样。如臣下写给君王的意见书,战国称“书”,秦代称“奏”,汉代变为“章”、“奏”、“表”、“议”四类,后来又有“疏”、“上疏”、“上书”、“奏疏”、“奏状”、“奏扎”、“札子”、“封事”等名目。有一些文体则相反,几种不同的文体同用一个名称。如同名为“赞”的,史传中的传赞和后来的画赞就不相同;同名为“序”的,写在书前的序和赠序也不一样。对于这些实同名异或名同实异的情况,前人说得好:“文体多名,难可拘     

春秋涉相古地名“袲”考辨

“《春秋》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编年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1]36“相”特指安徽省淮北市相山之阳的相城,即清代的“相乡”或“相城乡”。春秋涉相古地名有两处,比较明确的即“袲”,亦即今相山区渠沟镇渠沟村。《春秋》、“三传”及其“正义”“注疏”均有其记载和注解,先贤之争议,“史志”之陈述,“古图”之标注,亦使我们眼界大开。现综述而辨之,以求教于大家同仁。     

浅谈游记的演变

游记,在我国文苑中是一束璀璨夺目的鲜花,是记叙旅途见闻的一种散文。“记”,原是古代一种以记事为主的文体。明人陈懋仁在《文章缘起注》中写道。“记者,所以叙事识物,以备不忘,非专尚议论者也。”最初的“记”,始于《尚书》的《禹贡》、《顾命》。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断言:“《禹贡》、《顾命》,乃记之祖,而记之名则昉于《戴记》、《学记》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