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乡绅阶层的社会地位及作用探析

乡绅一词在宋代即已出现,经过长久的历史沉淀和发展最终于明朝中后期乡绅作为一个阶层而长期存在于我国的传统社会当中。乡绅阶层是封建的小农经济与我国科举制度紧密联系而产生的一个特殊阶层,这一特殊阶层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的长期存在又有着其特殊的地位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官民中介——明清的乡绅及其社会生活

唐宋以来，由于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士族势力的彻底衰落，社会呈现出日渐平民化的趋势，普通的平民百姓，只要通过读书，在科举考试中获取一定的功名，就可以厕身官僚阶层，成为统治阶级中一员。不过，随着科举考试的进一步扩展和制度化，通过科举考试拥有一定功名的人(即为绅士)越来越多，但官员的数量却基本没有怎么增加，这就必然产生一个日益庞大的获有功名，却没有担任官职的人组成的社会集团。这些具有一定功名，尚未能做官或曾经为官后因各种原因离职并在乡里居住的人，就是我们所谓的乡绅。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社会秩序控制

从功能论的角度看,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至明清,对宗族内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功能有着日益强化的趋势。其中,对内部社会秩序进行积极的控制与调适即是这一时期徽州宗族作为社会自治主体和社会管理者角色扮演的重要体现。徽州宗族通过教化、调解、惩罚等方式,实现了对其内部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持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持续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     

清代江西的乡绅与县域社会建设——以万载县为例

万载县是江西西部的山区小县,清初毁于战乱.在战乱之后经过三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大族和乡绅们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县级政权借助乡绅的力量逐步开展了县域社会建设,同时,乡绅们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县域社会建设.从清代万载县县域社会建设的历史可知,乡绅在清代的县域社会建设中有着重要作用.     

宗族控制与明清徽州的村落格局

对于明清时期的徽州村落来说,虽然它们的选址、布局和空间组织很多时候并不是出于审美考虑,但在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所共同营造的整体氛围中,其审美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徽州人浓重的风水观念以及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的文化习性,意外地成就了园林化的徽州村落这一审美的副产品。在徽州村落的空间格局背后,潜藏着的是无处不在的宗族制度与宗法观念的影响。     

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族通过征收赋税、培养宗族子弟入仕、创办义田和义学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宗族管理、维护宗族内部团结的作用。同时徽州宗族还对国家的政策和儒家伦理规范积极宣传,在宗族中进行宣讲和教化,按照国家政策管理徽州宗族社会,保持了徽州地区基层社会的长期稳定,这与国家希望地方基层社会保持稳定进而保证封建统治能够长期延续的目的有相契合之处,体现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与国家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     

关于国家、地方、民众相互关系的理论与研究概述

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社会史的研究日益重视,关于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已成为热点。国外学在对西方本土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系有关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式,其中一部分为国内学所借鉴。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众多学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是对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和研究状况的概述。     

清代科举宾兴对基层地方社会的影响

随着清代科举宾兴在各地的普遍设立,这种专门为科举考生而设立的教育公益基金对基层地方社会的影响也日益深入。一方面,人们日益将捐设宾兴的行为媲关于宋代范仲淹捐建宗族义庄的义举,并进而认为其施惠范围较之宗族义庄更为广泛,故而也便更为难能可贵。有些家族甚至将原本用于宗族祭祀的族产捐为科举宾兴的资产。另一方面,地方士绅推举代表、值年轮管宾兴资产的管理方式逐步取代清代中前期的官府、儒学教官对科举宾兴资产的直接控制,也为清代基层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实践场所。     

体育的社会问题及其社会控制

体育的社会问题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如果不适时解决,它会严重损害体育运动的发展。本文对体育的社会问题进行了阐述,并运用社会控制理论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进行了探讨。     

近代云南团练与基层社会控制变迁

清中后期,团练势力开始崛起,这种源于保甲的基层社会控制组织,在保卫基层、消弭基层社会动荡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该文以团练为切入点,考察了晚清云南团练组织的兴起、发展、向"团保合一"的演变及其最后的角色转变。通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考察,揭示了晚清时期云南基层社会控制的演变历程,以及由此引发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     

明清徽州的绅商——兼谈明清绅商和近代绅商之不同

徽州绅商早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这是商、绅合流的产物。徽商通过捐纳或捐输等途径转变为绅商,并由此在地方获得权威和民众认可,而近代的绅商,往往借助商会等组织提升自己的权威。徽州绅商推动了明清徽州士绅社会的建构,特殊的绅商身份也有助于商业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但是,这一特殊的身份又强化了徽商的封建性,从而阻碍了徽商向近代的转型。     

兴学、决讼、赈灾:清代皖中绅士与地方社会

绅士阶层在清代地方城乡社会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是一个游离于官民之间的社会集团。清代皖中绅士在兴学、决讼、赈灾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清代徽州宗族社会的组织控制

在清代,徽州宗族借助自身的文化权力获得了乡村社会组织控制的权力.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的制订和宣讲,对族人的约束,以及对违规者的教化与惩罚等,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维持了徽州乡村社会的稳定、有序与和谐.     

清末广东潮嘉地区官绅关系与地方社会（1901-1911年）--基于匪患问题的探讨

清末广东潮嘉地区匪患问题十分猖獗,官绅对此问题上既有合作的理由,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总的来说,官绅关系因匪患因素而变得不和谐,双方的矛盾也因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而变得不可调和,彼此之间存在一种博弈的状态,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在地方社会运作机制上获得更多的利益。加之大量新式武器在城市和乡村泛滥,使整个潮嘉地区陷入了武力化的境地。匪患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有利环境得到滋生和发展。     

本业和职责：清代陕西士绅与地方文化教育

居于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将传播儒家文化、培养人才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不仅在义学、书院、文庙、会馆的兴建过程中,或捐助资金,或负责办理,或为寒士捐助生活费和学费,而且亲自投身到地方社会的教育活动之中,为清代陕西的人才培养和文化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清代徽州宗族社会的道德控制

在清代,徽州宗族借助自身的文化权力获得了乡村社会道德控制的权力。宗族立足于儒家文化和程朱理学大传统的道德根基,对民众的道德小传统不断加以引导和清理,通过教化的、权化的道德,孝化与神化糅合的道德以及对道德越轨者的惩罚,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革新抑或守旧:辛亥革命前后的苏北地方士绅

晚近以来,苏北在整个国家区域地理中逐渐处于被边缘的地位。辛亥革命前后,苏北士绅策划"光复"、响应起义、参与地方秩序重建的努力,为苏北各地的独立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资源。苏北士绅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出的守旧与革新是中国近代士绅心路历程与人生抉择的缩影。     

论清代云南士绅与云南社会的关系

士绅作为地方精英是拥有领导地位及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在国家政治事务和地方事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但是清代云南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也是很多社会责任的承担者。清代云南士绅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共活动,对云南的地方认同和地方利益的维护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和国家认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清代云南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徽州方言与《乡音》韵书

原徽州6县存在6种相互不能通用的方言,形成原因是古代北方多次移民带来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北方方言与徽州土著的方言相互渗透、掺和的结果。而"双语现象"与《乡音》韵书是使多种方言得以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几十种《乡音》韵书手抄本的面世,为徽州方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     

地方士绅和晚清民国时期农村教育的发展

国家权力的下沉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背景,在有限的国家能力的制约下,地方社会的支持和介入对于农村教育的发展尤为重要,传统的地方士绅群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一方面国家以地方士绅及相关的机构为中介连接起国家和地方社会,双方在相互合作中推进农村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双轨政治”的僵化,官、绅、民之间关系的异化导致了农村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冲突,并极大地制约了这一时期农村教育的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