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管县"体制改革对地方政府管理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省管县”改革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系统工程。因此,地方政府在推行“省管县”过程中,只有转变政府职能,适当调整行政区划,完善监督约束机制,推广电子政务建设,才能保证“省管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     

省管县可行性研究

“省管县”是近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的热点与焦点.所谓“省管县”体制是指,省市县行政管理关系由目前的“省—市—县”三级体制转变为“省—县”二级体制,由省对县直接进行管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的日益稳定,加速了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尤其是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经济的发展及各项制度的完善为“省管县”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及实施空间.     

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研究

为有效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在积极探索如何完善我国的省以下财政体制。目前全阑已经有22个省、直辖市试点“省管县”,受到政策扶持的县（市）的经济发展明显加快,“省管县”在很多地区被证明是发展县域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现实路径。     

财政省管县推进阻力、适应性及制度创新——以浙江省为例

省管县财政体制深化和推进是大势所趋。在中央的支持和鼓励下,各地的财政省管县改革如火如荼,不少以前没有省管县经验的省份开始试水财政省管县体制。但是在试水省管县之前和在省管县实施过程中,关于省管县的推进阻力及其适应性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本文从地方政府利益角度探讨省管县的阻力来源,并着眼于县级经济发展来探讨省管县的适应性。     

城乡关系变迁与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基于中国传统与转型社会的考量

从历史上看,城乡关系与地方行政体制尤其是县制改革有紧密关联.传统“郡县制”体制下城乡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近代随着城乡的突变式分离,地方行政体制亦频繁变动.改革开放后,旨在缩小城乡差距的市管县体制在现实中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为打破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不少地方试行了省管县的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目前,省管县已成为统筹城乡的重要改革方向.而要搞好省管县的改革,必须平衡和规范市、县公共权力的行使边界,合理界定其权责界限.同时,省管县改革要做大做实县作为一级独立政权所必需的政治、行政、财政等各项权能,赋予其相应的治理资源特别是行政权力资源.     

"强县扩权"改革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为充分发挥县(市)政府在本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避免地级市对县域经济的不合理干预,鉴于“匀质型”地区“市管县”功能已经失效以及行政组织扁平化的改革要求,有必要改革目前的“市管县”体制,实行“强县扩权”,即赋予经济发展状况较好、行政管理水平较高的县(市)更多的行政管理权限,并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变“市管县”为“省管县”。从江苏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省、市、县三级政府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强县扩权”适逢其时。     

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动因、障碍及对策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作为全国最早进行试点的省份,江苏省市管县体制改革释放了地方经济体的巨大活力.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市管县体制弊端日益凸显,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江苏省也开始摆脱市管县体制带来的路径依赖,探索实行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以适应江苏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完善的要求.因此,研究最早实行市管县的江苏省推行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动因、障碍及对策,对于当前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省管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     

强县扩权与省管县的制度权衡

实施"强县扩权"是对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改革,给予县域更多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潜能的释放,为省管县体制的实现创造条件;从强县扩权向省管县体制过渡是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和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现实选择.     

省管县改革视角下的区域管理体制创新研究——以辽宁省为个案

省管县改革将带来区域管理体制的重大调整,选择何种方式来进行区域协调和区域管理,对省直管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效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基于行政区经济、复合行政等理论基础,从行政区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考虑,阐述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并以辽宁省为例,希望借助于推行省管县改革,探讨如何通过地方政府间合作机制方面的重新构建,加强区域内部县市间的经济合作,最终建构起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的区域行政区划体制,以"省管县"改革推动辽宁省三大区域发展.     

省内财政分权与“新机制”对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差距的影响——基于浙江省普通小学数据的分析

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的实施,义务教育多元化筹资问题逐步转移到各级政府财政关系如何组合才能最好地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上来.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义务教育作为典型的地方公共物品由地方政府提供效果更好,但实证研究对此仍然缺乏一致的结论.究竟是正在全国推广的“省管县”所代表的分权体制,还是“新机制”的省级统筹体现的集权趋势更有利于实现公共教育服务的均衡化？在基于浙江省2005-2009年小学校级数据和区县数据分析后,发现:分衩明显的“省管县”财政体制并不能有效缩小城乡义务教育经费的差距,而集权取向的“新机制”能有效促进城乡教育均衡.虽然浙江省小学公用经费的保障比例不高,但城乡差异不大,说明县级政府在近年来向农村倾斜经费,且主要用于保障学校运转,人员经费存在一定的城乡差距,差距来源于非财政性的经费.此外,城乡小学公用经费的差距因为“新机制”关于公用经费的规定得到了显著改善,公用经费定额标准的建立促进了教育均衡.因此,应适度提高省级政府的财政统筹分配权,科学制定公用经费标准,动态调整保障水平,逐步抬高底线.     

世界教育改革趋势对台湾技职教育发展的影响

世界教育改革的重点主要体现在"去集中化"的政府改革,以"教育券"发放取代直接对学校补助的财务改革,以如何提高教师专业品质及教学成效为主轴的师资改革,以培育学生终身学习能力为焦点的课程改革,注重社会公平的平等性改革等方面.受其影响,台湾技职教育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试办综合高中,推动高中职社区化,采取招生管道多元化,实施课程统整,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进行高等技职学校改制等.     

大学组织变革成本分析

大学组织变革成本是大学组织因发起变革、组织变革、确保变革顺利进行以及巩固变革成果所发生的价值总和,其属性表现为:它是客观存在的成本、以间接成本为主、基本属于交易成本性质、是一种不断追加的边际成本、具有与收益的动态对称性、与正常的学校管理成本相融、是一种自然变革进程中的成本。大学组织变革成本影响着变革动机的形成、变革方式的选择、变革过程的推进和变革绩效的评价。大学组织变革之所以有成本发生是因为大学组织变革过程的生产性,变革主体的经济理性,变革资产的专用性,变革信息的不完全性,变革路径的依赖性和变革权力结构的失衡性。在具体大学组织变革实践中,为追求变革成本最小化,必须采取一些相应的控制策略。     

中国:加入WTO与改革的新阶段

中国加入WTO，开放进入新阶段，改革也进入新阶段。开放倒逼改革是改革新阶段的突出特点。在开放的倒逼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国有垄断部门及服务业的改革进程、以行政审批为重点的政府改革大大加快。政府改革成为改革新阶段的重点之一。加入WTO，政府下一步的改革面临四大转变：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从优先经济目标向优先社会目标转变；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从行政控制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结构性改革成为改革新阶段的主要难点。加入WTO，结构性改革面临五大任务：经济体制改革同经济政策的关系；产权制度改革同收入分配政策的关系；稳健的金融体制改革同货币政策的关系；城市与农村经济改革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民族性与现代性：民族地区课程改革的误区解析

当前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民族地区学校基础教育在培养本民族成员现代意识上已经走进了以下误区：混淆了课程改革与教材改革、混淆了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以及混淆了课程改革与教育改革的关系。民族地区必须正视以上误区,才能进一步落实与推进课程改革。     

论我国检察合法化改革的实现

合法化是检察改革应当遵循的最基本准则,是指检察机关实施的改革措施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真正意义的检察改革在内容上必定具有不法性,因而检察改革的合法化主要针对改革的程序而言。我国检察合法化改革面临较大的困境,即不法性的检察改革层出不穷,不法的检察改革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必须对其进行规制。实现检察合法化改革首要的是应有调整检察改革专门性的法律,保障检察改革有法可依,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进而实现改革的法律化运作。     

新课程教学评价视界下高考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探究

新课程教学评价向高考制度改革提出了适应性变革要求,综合考察新课程教学评价的具体变革思路,我们以为,高考制度应以“发展”作为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并应在改革过程中遵循本土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等具体改革原则,从具体的“人”的因素出发提出改革思路,完善改革进程,最终实现改革成效。     

国际视野下学校变革的未来向度

当前"未来效能"成为世界第三波学校变革的特征。如何基于未来规划、立足未来实践、面向未来思维,是一个不断考量国家教育变革能力的过程。当前世界各国推出的学校教育改革新举措,反映了出当前国际学校变革的未来发展趋向:变革立意具有战略高度;变革进程呈现渐进承接;变革途径凸显整体建构。     

教育改革成功的基础

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审视,教育改革的成功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促进所有学生的发展,这是教育改革道德正当性的来源;二是对积极支持并参与教育改革者予以合理的利益回报,这是教育改革社会合法性的前提;三是采取民主的推进方式,这是教育改革过程有效性的保证。     

教育改革的公共理性：“深水区”之后的省思

“深水区”概念的提出,标示着教育改革事业进入了充满不确定性与风险增加的后改革时代,危机意识凸显了改革本身的焦虑。面对流动性的风险与挑战,教育改革需要更加坚实的理性基础与公共视野。事实上,追求理性的公共运用是现代公共生活的核心理念。教育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公共问题,它不是单向度理性形态的产物,而是众多公共人的共识,是公共理性的体现。公共理性把公众参与、民主程序与风险控制作为教育改革的理性基点,把扩展改革主体、优化顶层设计与明晰改革责任作为教育改革的实践路径。由此,公共理性成为抵御教育改革风险与提升改革质量的根本保障。     

基于作业的大学组织变革成本核算

大学组织变革成本核算影响着大学组织变革的动机形成、路径选择、过程推进、管理质量和绩效评价。作业成本法是以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为基本内核的一种成本计量方法。作业成本法的优势与大学组织变革成本的特殊性,决定了作业成本法对大学组织变革成本核算的适用性。根据作业成本法,可将大学组织变革成本分解为直接资源成本和间接资源成本。前者为变革过程中直接消耗的材料成本,可以直接追溯到成本对象加以计量;后者为变革作业成本,具体通过认知成本、发动成本、设计成本、实施成本、完善成本五个作业成本池进行归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