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後

正完全沒有想到余英時先生會離開我們。他是本刊學術顧問,也是我們中國文化硏究所的學術評議委員和《中國文化硏究所學報》的編委。本期原想組織一組悼念文字,看到兩岸學人已有衆多文章發表,我本人寫於去年春天的《"訪學記情":與余英時先生的談講之樂》,也經友人重刊於鳳凰網等網刊。剛好余先生爲方聞的《中國藝術史全編》撰寫的序言,有幸由我們刊載,謹以此作爲對英時先生的感念和追思。金耀基先生是英時先生的老友,幾十年相濡以沫,同時也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學術顧問、     

梁啟超東莞講學考

梁啓超1893年初爲人師,在東莞講學,由於史料稀缺,以往言之簡略。筆者根據目前可見的記載,尤其是聽課學生留存的作業,細致考辨了此次冬學的講授内容及後續影響。除逐一確認講學時間、當地接應者、合教同人、授課地點、學生人數,更重點考察了一向被認作東莞講學時撰寫的《讀書分月課程》,實則脱胎於晚出的康有爲《桂學答問》,并通過對弟子課卷的分析,呈現了所授詞章之學、科舉之學以及新學的實績。     

《學術與傳統》自序

正余所治學,早年為古典文學和文學思想史,特別對《紅樓夢》與明清文學思潮用力較多。現當代文學和文學理論也曾涉獵,出版過幾種論著。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開始轉入學術史和思想史研究。引領我"出文入史"的是王國維、陳寅恪、錢鍾書三位學術大師。讀他們的書,如醉如痴,足以忘我,結果自己不想寫文章了。於是編纂了一套《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收晚清民國以還現代學者的著作四十四家、三十五卷、兩千多萬字,1997年出版,歷時七年時光。好處是使我有機會系統接觸現代學術的譜系,王、陳、錢之外的其他學者,也成了我熟悉的前輩老師。此處"老師"一詞,我     

邵循正先生遺事

我的父親邵循正字心恆,生於1909年,逝於1973年."文革"結束後,他的學生要我給他寫傳.我覺得我對父親的專業外行,沒有資格給他寫傳.我請他的學生寫傳,我儘可能地提供我所能得到的資料."文革"中,紅衛兵逼迫我父親交待,他寫過不少交代材料.其中一些是在家裏寫的,我都替他抄了底稿,這些底稿至今還在我手中.我根據底稿寫出《...     

解读吕思勉《自述》

呂思勉(1844-1957)字誠之,江蘇武進人。畢生從事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工作。我曾向呂翼仁借閱1952年呂思勉所寫的《三反及思想改造學習總 結》,改題《自述》,載入拙編《民國人物碑傳 集》。今擷取其中學術部分,并參考有關資料作注。這是一份特殊的學術檔案,讀者莫作尋常文字看。     

儒墨之間 子路之學索隱

儒墨兩家的學術淵源,一向在學術史上聚訟紛紜。本文從思維方式入手,在重新判釋墨學大義的基礎上,不僅剖析了墨學與子路一系儒學的精神聯繫,也對《論語·子路篇》的大旨作了蠡測。一般來説,子路的政事之學可以代表“舊法世傳之史”在春秋晚期的現實形態。對子路之儒這一學術史上早已失踪的學派重新勾稽索隱,無疑是超越漢宋儒學基本視野,以還原孔門經學知識體系與精神結構的必要前提。     

中國新文學的第一篇小說《大公子》——从陈衡哲的《一日》谈起

所謂“中國新文學第一篇小說”是指由中國人執筆,捨弃文言而使用白話寫出來的有人物、有情節、有結構,在時間上是最早的小說。 有人說,“中國新文學的第一個女作家是陳衡哲,她以白話文從事文學創作之早,整個‘五四’文壇,很少有人能相比。海外文學史家司馬長風曾寫道:‘中國現代第一個拿起筆來寫(白話)小說的作家是魯迅,第二個就是陳衡哲’。她寫的《一日》,     

宋學的内聖轉向與《四書》學身心工夫

北宋前期的宋學學者均以復興儒家内聖外王之道爲目標,但是,隨着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宋學主流對王安石的政治批判和學術懷疑進一步加深,他們逐漸更爲强調内聖的重要性和根本性宋儒反對走王安石從《五經》尋求富國强兵的外王路綫,轉向從《四書》在尋求内聖工夫。宋代士大夫的内聖追求推動了宋學思潮的轉向,與此同時也推動了《四書》學身心工夫論的建構和發展。宋儒的身心之學不僅僅是道德修身的德性學問,同樣也表達了個體存在的終極關懷。     

關於“倫理學總覽表”的説明

正我的"情本體"說法源起於1980年《孔子再評價》一文,(請參閱該文"仁的結構"部份),二十世紀90年代我將它展開爲"兩德論""情理結構(參閱《歷史本體論》《論語今讀》等)的倫理學論說,近年似頗有回響,但誤解更多。値此垂斃之年,或仍有責任不回避"還是那一套"的重複或譏諷,再作一點簡略的通俗說明,主要是解說那張"倫理學總覽表"(如下圖,始見於三聯版《回應桑德爾及其他》,略修訂後收入靑島版《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及三聯版《倫理學綱要續篇》)。因爲該表概括了我有關倫理學的基本想法。     

沁州出土薛收《文中子碣銘》刻石考元好問詩所述

《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三所錄薛收撰(592～624)《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銘》,是考察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584 ～617)生平事迹及其河汾之學與唐初貞觀之治之關係的關鍵性文獻.一九八九年,筆者撰寫《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第一章《河汾之學與貞觀之治》(此章十萬字)①時,根據《碣銘》所記載之內容與隋唐之際諸多原始文獻之記載互證無誤,已證明其信實可靠,但對其文獻來源則并不清楚.     

梁啓超與《節本明儒學案》

一 引言 梁啓超(1873-1929)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選編的《節本明儒學案》一書,可能因爲是"節本"之故,一向少被研究梁啓超生平和思想者所注意,也未受到研究《明儒學案》者所研究.但從書本的內容以及著作目的等處看,此書與梁氏同年所著的《德育鑒》一書,其實與他在逃亡國外時期的政治志業有着莫大關係,而《明儒學案》原書正是他致力於維新運動時的主要思想源泉.本文從《節本明儒學案》的著述背景及內容特色的研究,探論梁氏對清末中國政治前途的感想和主張,對同志的期待以及對中國文化的體會等事.     

朱熹《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比較研究 以經典詮釋中的儒佛之辨爲主題

就儒佛之辨而言,朱子與歐陽竟無可以作爲理學家闢佛與佛學家會通孔佛的兩個典範,代表完全不同的兩種立論旨趣。朱子視《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或道統聖學一脉相傳的經典依據,以衛道者的姿態判别異端與正統,以闢佛的方式吸收化解佛學義理;歐陽竟無視《中庸》爲系統性的孔學概論,特别選擇《中庸》而非《大學》作爲會通儒佛兩大思想傳統的橋梁,《中庸傳》的寫作反映出歐陽竟無晚年以佛解儒或援佛入儒的學術抱負。朱子通過對理氣概念的精微複雜的辨析最終完成了道學體系,使儒家的善惡之辨從個體之心性推擴到整個宇宙。《中庸傳》則是在認寂本體的原則下把已經廣泛流傳的程朱道學式解讀扭轉到佛學本體論思維中來。對朱子《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互讀有助於理解近現代儒佛之辯的深層意藴。     

《楚辭》之興,本由圖畫而作 《九歌》新論

歷來研究《九歌》者,多由王逸《九歌章句序》申發,討論其創作原委和主旨等,然疑點亦多,衆説纷紜,迄無定論。本文結合屈原《天問》等作品,综合考察文學與圖像的關係,論定《九歌》是屈原觀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而作,它與《天問》分别寫"天地山川神靈"和"古賢聖怪物行事",二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古史和諸神的體系,也成爲早期中國南北文化交融的一個範例。     

《詩經》與兩周禮樂之關係

學界對於《詩經》的研究持續了兩千餘載,學者們從史學、文學、詩學、經學等諸領域進行把握,可謂精深而周致.音樂學界通過“歌詞”把握音樂的結構意義,亦有相當收獲.由於兩周不具備記錄音樂本體之旋律音調的條件,這焉後人認知這一時期的樂文化造成局限.音樂學界與大學術界研究《詩經》所面對的文獻具有同一性,由於樂轉瞬即逝的“時空特性”,在缺乏有效記錄手段的情狀下對樂本體深入研究困難重重,只有透過文字去揣測樂之存在以及時人對樂之理解.樂是兩周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詩》《書》《禮》《易》《樂》《春秋》,爲“六經”之一種.     

编後

如果闡釋學的循環闡釋(bermeneuitic circle)理論我們可以接受的話,那末對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以及相應的研究方法不斷回思、省察,應成为學術與文化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環。为此本期特闢“中國文化研究的檢討與展望”專欄,刊出三篇專論:一为李學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時代”》,結合現代考古學的發掘成果,提出在本世紀產生巨大影響的古史辨學派,一方面對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今天我們應該從“疑古”     

易象與時間 關於易象學的論綱

本文首先基於相論視角,區分了人類知識體系中幾種對現象的代表性理解,并分别從熊十力、海德格爾兩條綫索追問出德性易象學的基本思維方式。進而通過《周易》卦序的詮解揭示出易象學的基本内涵,以及易象學對傳統中國學術的奠基意義。論文最後從易象學角度初步探封了時間的意義以及歷史本身的先天結構,并對黑格爾、馬克思、胡塞爾歷史學説中的相關問題意識作出了新的詮釋。     

如何用古典詩表達現代生活

一般新文學中人,甚至舊文學中人,最爲詬病的是,古典詩究竟能不能表達現代人的思想觀念與精神生活。我的經驗告訴我,這是完全可以的,然而不能只講理論,因爲,再有多少理論的説解,也不如拿出的作品來證明。本文以近年來個人的七絶寫作體會爲解剖對象,着眼於現代人的精神生活與思想體驗,從語言、典故、意象、構思、情境與題材等方面,證明古典詩表達現代人的思想生活是如何可能,以回應學界較少關注的一個問題,即如何以寫作延績詩教傳統,并重新激活古典詩歌對於當代思想實踐的參與。     

門神、羅漢、猴行者及其他——《西遊記》有關資料瑣談

閒讀錢鍾書先生的《小說識小》,为先生的博學所傾倒。文中曾謂:劉後村詩文好用本朝故事,王漁洋、趙甌北皆誹議之。按《後村大全集》卷四十三《釋老六言十首》之第四云:“取經煩猴行者,吟詩輸鶴阿師。”此詩前尚有七絕一首:亦用二事作對。《西遊記》事見南宋詩中,當自後村始。由绥先生的這一段話,引出了我想寫的這篇文章來。 劉後村者,南宋詩人劉克莊(公元1187—1269年)也。劉氏係福建莆田人,曾當到龍圖閣學士的大官。錢先生指摘的這首詩,全首是:     

《馬一浮全集》序

(一) 《馬一浮全集》即將出版,該書的主編吴光教授約我寫篇序,實在不敢當,但出於對馬一浮先生的崇敬,我答應了.我必須說明,這篇“序”只是我學習馬一浮先生著作的一篇學習心得.     

蒙古帝國史與西方蒙古史之研究述評 《蒙古人》中譯本序

美國學者戴維·摩根在多年教學與研究基礎上,出版了《蒙古人》一書,影響深遠。在本書中,他既對世界上現存各種文字有關蒙古帝國歷史的史料,給予了充分介紹,又結合叙述蒙古帝國的興衰,重點評述了西方蒙古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及其主要學術觀點,將歷史發展與學術動態結合起來叙述的方式,相當獨特,本書成爲西方各大學廣泛使用的教科書。不過,書中忽視了中國、日本等學者的研究,又無視蒙古帝國同時代其它國家的反應,加上作者對蒙元史的了解也相當粗淺,乃其明顯的不足。儘管如此,本書依然是了解西方蒙古帝國史研究動態極其重要的參考書,受到國際學術界普遍贊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