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繪畫角度談《廢藝齋集稿》的真實性

本文通過對曹雪芹繪畫生活、内務府旗人身份以及從梵蒂岡圖書館所見之"兩蝶一蜂牽牛花圖"、"茄子茄花圖"、"墨蝶紅牡丹圖"的考察,指出曹雪芹通曉中西繪畫技法,其中西洋畫法可能受到了同時在内務府如意館供職多年的郎世寧的影響,并體現在曹雪芹關於"迷筆"、"用光"的畫論中。而這些"曹雪芽畫論"作爲《廢藝齋集稿》的部分殘稿,其存在的可能性與合理性對於論證《廢藝齋集稿》的真實性有重要意義。     

“史學天賦”舆“叙述傳統”中國人文學術傳統管窺

本文試圖通過描述兩干多年中個學術傳統的一個"重視歷史"①的持久特點,指出這種特點渐渐構成了這個民族在學術方面的最突出"天賦",而這種"天賦"又和一種以"叙述"馬主的傳統風格緊密聯系在一起.但在中國最近一百多年的激烈動蕩中,這一"特長"似乎又有些隱晦不顯,被棄而不顧甚至屢遭壓抑.這大概也是現代中華學術要開新局所難免,比如從廣度上説,古代的中華學術就幾等於人文學術,而現代的學術是大大地擴展了,或可劃分爲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大類.②現代中華學術也從域外文化、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中,獲得了過去的學術遠不能比擬的一種眼界和深度.但是,中個學術在大片拓荒補短的同時,似也不應忘記"吾家之所長",更不必"盡棄家之所藏".尤其是傳統文化在2 0世紀還曾遭到過多次的嚴重打(歷)和顛覆,我們還有恢復歷史記憶、尤其是"重新叙述"我們的歷史的必要.     

理學工夫論的“德性之知”

"德性之知"的提法是理學"成聖"工夫論中一個核心問題,與"德性之知"相對應的概念爲"見聞之知",德性之知見聞之知的對分是普見於中國儒釋道思想中的一組概念的變形。大傳统的三教論述中,都曾提出一種由心體發出而可切入物之本來面目的無知之知,與此"無知之知"相對照的即是由感官發出的"見聞之知"。儒家兩種知的分别始於張載、程頤,兩種知的提出和兩種性(羲理之性、氣質之性)的提出乃是同一套工夫的兩個面向,@是一種對新的人(亦即人的無限性)的想象,它們啓示了一個新時代的到臨。本文探討底下問題:兩種知的内涵,朱子何以避免使用"德性之知",王學的良知與德性之知的關聯。本文除了涉及理學史的脉絡外,也探討了"知悟性"、"物自身"理論的問題。     

众妙之门——北极与太一、道、太极

本文詳盡地考證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神話學、哲學及巫術的四個根本性概念北極、太一、道与太極,指出這四個概念在語義上的互通來源於感覺上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之所以在中国古代人心目中產生乃是由於它們的確有一個共同的淵源,即它們都出自古人對天象的觀察、想象、體驗及模擬,這一奇特的文化現象在中國古代的發生与整合,使中国古代的科學、宗教、哲學乃至巫術等各個本來差異甚大的領域竟有了一個和諧秩序与內在邏輯,並强有力地影響了中国古代思維模式。因此,中國古代對以北極為中心的天象的觀察、想象、體驗与模擬,有可能是使中國文化迴異於其他文化的一個“众妙之門”。     

解構國劇:戲曲與民族文化史的重建

1913年,辛亥革命後的兩年,王國維(1877-1927)完成了現代戲劇史的開山之作《宋元戲曲史》.從那時起,中國戲劇史就成為系統性的學術研究之對象.王國維的興趣主要是在宋元兩代的戲曲,他的書却采用了主導着西方近代學術傳統的進化史學和精英史觀,以宋元戲曲為最高成就描畫了一條中國戲劇發展的軌迹,追溯其起源,整理其發展之脉絡,從中探尋獨特的中華美學傳統.     

言不言之美 讀范曾先生《中國畫法研究》

正正如范曾先生所言:"中國畫是哲學的、詩性的和書法的"(《中國畫法研究》p.79,以下只注頁碼),"詩爲畫魂,書爲畫骨"(p.47)。那麼哲學可謂統魂與骨爲一體的精神脊梁。統觀全書,縱論古今,橫比中西,閎中而肆外,其中心主題是中國繪畫藝術的哲學底蘊。"我們談中國畫法必須從形上之學開其端,否則終身勤於斯而不聞道,始於渾噩,終於渾噩"(p.17)。論畫法而不帶匠氣,緊扣哲學的脈絡,此乃范先生該書立意高遠所在。筆者於畫法是門外漢。但掩卷之餘,受范先生弘論啟發,和之以幾點由形而上引發的思考,謹回鳴金玉之言。     

清華學賢活法比較 以陳寅恪、馮友蘭、錢鍾書爲人物表

正以個體怎樣面對歷史語境中的"尊嚴與安全"爲視角,來論述且比較學界先賢的生命樣式,這當然不是學術思想史的常規框架所能涵蓋,相反,它是從心靈深處去昭示諸賢的當代學思軌迹爲何大相徑庭的底蘊。爲何讓陳寅恪、馮友蘭、錢鍾書入選"人物表"?其緣由,當不僅是這三學賢在1949年前皆具清華背景,也不僅因爲這清華三賢在當代無疑是從文、史、哲去專攻中華學術的巨子(其間,錢擅     

從文徵明看“送别詩”與“送别圖”的界限

一 文徵明《雨餘春樹》的問題 石守謙先生在討論文徵明(1470-1559)的畫作《雨餘春樹》時說:"雖在畫題上未見與送别有關,實際上却是出自那個轉變時的一幅送别圖."①石守謙承認此畫從主題上與送别未必有關,表面上"只是一幅充滿古意、清雅的山水圖."并且,《雨餘春樹》"不僅僅是對某一狀况下、某一蘇州地區風景外形的描繪而已",這種山水"與畫家對吴地山水的感覺有關","還有深厚的文化傳統".     

陳寅恪學術生平的一個重要環節 1926-1929年期間的職業選擇

在陳寅恪的學術生涯中有兩個重要的環節,即1926-1929年期間工作單位的選择和1949-1950年問雖南下但不浮海的决策。上世紀20年代,在日益高漲的"整理國故"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下,國内紛紛成立國學研究機構。陳寅恪特殊的留學經歷、豐富的域外語文知識和用新方法整理國故的能力,被學術界青睞看重,各學術機構争相延聘,許以高薪。陳寅恪最終選擇了清華大學和中研院史語所,奠定了任教清華、兼職史語所,擁有兩個頂級學術機構學術資源的格局。1949年1月史語所遷臺、陳寅恪南下廣州任教前,陳寅恪擁有清華教授、史語所研究員的雙重身份,憑借清華、史語所優厚的科研條件,學術上勇猛精進,二十年裏取得的巨大成就與聲名影響,與他1926-1929年間工作單位的正確選擇密不可分。     

魂魄猶在江山圖——可染恩師百年誕辰祭

在李可染先生誕辰百年之際,我們回顧一世紀來藝術的長河,真可謂千帆競發.而於中國山水畫史上,有兩艘錦纜寶筏--李可染和傅抱石,已然被公認爲黄賓虹以後不争的偉大存在.而且他們風格奇特,不可端睨,中國現代山水畫史没有這兩位大師,將會是黯然的.“信宿漁人還泛泛“的小舟再多也無濟於事.於是在干帆過盡之後,我們總會仰望那峨然而在的龐然大物,今天我先放下傅抱石,談我的恩師李可染.……     

陳寅恪以史明詩的虚實分際

陳寅恪"詩史互證"法之説值得省思,他的主要任務是"以詩證史","以史明詩"作爲文學研究法只是歷史研究存而不論的"附屬創獲",需要系統闡發。以《元白詩箋證稿》爲中心加以考察發現,從思維方式上看,以史明詩暗含了文史"虚""實"的學科分野和"實"的詩史辨正;從方法特徵上看,此法注重考證,指向於先"實"而後虚,主"實"而略"虚";從釋詩效果來看,指呈了詩和歷史文化水乳交融的有機關係,使讀者在切實可信的基礎上獲得了一種"通解",從而擴大了詩的審美意境。陳寅恪"以史明詩"的釋詩法所具有的理論缺陷,正是通過和錢鐘書辭章談藝的釋詩法形成鮮明的對照而彰顯出來的,這類於思想史上"朱陸之異"和詩歌風格學上"唐宋之别"各自内部的理論映照,正體現了自身獨特的學術價值。從這點上講,"錢陳之争"應當闡釋爲一個學術思想史概念,它是傳統釋詩知人論世法和語源注疏法的新發展,具有現代學術品格,建立起了詩學史上兩大釋詩模型;二者之間有對立而能補充、求分野而可融合,此起彼伏而交互發展。這對今天的文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啓示。     

史家的權柄與道義之諍以"陳門四翰林"爲中心

北平淪陷時期反而是輔仁大學文史兩系的興盛期,余遜、柴德赓、啓功、周祖謨等青年學者聚集在校長陳垣身邊,被稱爲"陳門四翰林".以"陳門四翰林"爲中心,考察抗戰時期輔仁大學文史之學的特殊樣貌,不只是鈞稽學術史的一個片段,而想呈現在淪陷的歷史語境下,業已專門化的文史之學與學者個人的生命踐履之間的内在張力.如陳垣指導柴德賡作《鮚...     

“巫史傳統”與中國哲學之我見

李澤厚先生認爲西方由巫術發展出了科學和宗教——兩個世界;中國則“由巫到禮”,“禮”雖理性化了,内核還是巫史。神明是巫術逼迫出來爲我所用的功能性概念,中國文化只是“一個世界”。孔子“釋禮歸仁”,把巫史傳統塑造成了“文化心理結構”,中國文化與哲學就完成了。故中國文化與古希臘及西方完全不同。本文認爲中西文化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中國的巫文化亦發展出了科學。立足於靈魂和信仰上的“天命觀”亦是兩個世界。哲學之“純思”的“本體論”思想,中國與古希臘是大同的。     

從文獻到圖像:對阮籍之嘯的還原闡釋

在嘯史的發展歷程中,阮籍是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但是,就過去的學術史而言,阮籍之嘯的奥秘在音樂學層面上一直并未得到真正的揭示。而對相關的歷史文獻和音樂圖像進行科學的解讀,并與現代的相關音樂文化遺存相印證,則是一條有效的學術路徑。1960年以來,南京出土的有關阮籍的音樂圖像,一幅是《阮籍嘯指圖》,一幅是《阮籍吹笳圖》,以往學術界的定名均誤。本文從文獻和圖像兩個方面對阮籍之嘯進行了還原性的闡釋,文獻中的阮籍之嘯是呼麥藝術——一種高超的喉音藝術形態,屬於聲樂藝術的範疇,而圖像中的阮籍,或者嘯指,或者吹笳,屬於器樂藝術形態,與前者在樂理上完全不同。因此,這兩幅有關阮籍的音樂圖像儘管也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却不足以反映魏晋時代阮籍之嘯的本真。當然,從文獻到圖像,以音樂、繪畫爲核心實現的"互文性"建構,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其間發生的種種文化變異也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中華民族”商釋

正何謂"中華民族"?各字典、詞典列有專條,多釋爲中國各民族的"總稱"。這個解釋幷不錯,但有兩個缺欠。一是作爲表示稱謂的語詞并不是實體名詞。二是"總稱"并不表示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比如"亞洲民族"、"非洲民族"都是總稱,各民族各自獨立,互不相關。早在三十年前,費孝通先生即對"總稱"的釋義提出異議,認爲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格局"的實體。~1學術界也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含義有過一些討論。下面簡要地說一說我的認識。     

道器交濟:形而上下之中

<正>謹以此文敬賀李澤厚先生華誕八秩晉五道與器,乃中國古典思想之重要範疇。道器關係倘觀之以現代知識背景,涉及一系列對立項:本質與現象,理性與感性,精神與物質,抽象與具體,普遍與特殊,一般規律與個别事物。安置於此硬性對待座架,兩端之高低重輕判分甚明,理念高於現實,本質高於現象,一般規律高於個别事物,重普遍而輕特殊,重抽象而輕具體。中國古典思想亦有重道輕器傾向,然以"一個人生"而非"兩個世界"爲基本圖式,以天人偕行、物     

誰能使中國恢復“大國”地位“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三思

引言學術和文教體制從屬於主權國家,受主權國家利益支配——如果一個中國人在國外(比如美國或日本)接受大學教育和學術訓練并進而獲得教職,接下來的生涯就得爲所在國的文教體制效力.倘若所在國的國家理由與中國的國家理由并不一致,這類華僑學人的學術位置就面臨某種尷尬,這種情形尤其見於社會科學領域——最突出的莫過於政治學的中國研究.     

常與變:以五大變局重建中國歷史宏大叙事

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爲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爲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爲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絶對不是一場突變。爲此,需要在五大變局中展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變化與功能調整,從而爲展示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奠定堅實基礎,爲中國的現代内驅機制進一步蓄積動力。這是當代中國需要確立的一種新歷史哲學,關乎中國的自身發展與人類前景。     

從胡適與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化運動

居卡爾(ZiyaGkalp)活躍於二十世紀初年,即現代土耳出現的關鍵時刻,爲其新文化運動領袖及立國思想即土耳其主義(Turkism)創始人,并爲執政革命黨"聯進會"(CUP)核心人物。本文旨在將之與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作一比較,全文分三部分:奥圖曼帝國蜕變爲土耳其的歷史背景;此過程中的兩個文化運動及其領導人那覓凱末爾(Namik Kemal)和居卡爾;居卡爾和胡適的比較。最後部分爲重點,分别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討論:兩人封新語文運動的貢獻;封新學術運動的貢獻;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貢獻。總結部分指出,胡適的影響主要在語文和學術,亦即以文化和立言爲主,居卡爾的貢獻則在於爲土耳其立國指出大方向,立功與立言兼而有之。     

朱熹《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比較研究 以經典詮釋中的儒佛之辨爲主題

就儒佛之辨而言,朱子與歐陽竟無可以作爲理學家闢佛與佛學家會通孔佛的兩個典範,代表完全不同的兩種立論旨趣。朱子視《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或道統聖學一脉相傳的經典依據,以衛道者的姿態判别異端與正統,以闢佛的方式吸收化解佛學義理;歐陽竟無視《中庸》爲系統性的孔學概論,特别選擇《中庸》而非《大學》作爲會通儒佛兩大思想傳統的橋梁,《中庸傳》的寫作反映出歐陽竟無晚年以佛解儒或援佛入儒的學術抱負。朱子通過對理氣概念的精微複雜的辨析最終完成了道學體系,使儒家的善惡之辨從個體之心性推擴到整個宇宙。《中庸傳》則是在認寂本體的原則下把已經廣泛流傳的程朱道學式解讀扭轉到佛學本體論思維中來。對朱子《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互讀有助於理解近現代儒佛之辯的深層意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