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一浮讀書法

二十世紀偉大儒者馬一浮(1883-1967)先生之《讀書法》,是朱子讀書法之後,研治傳統中國學問最爲重要的一篇方法論,也是進入馬先生的"文化典範"與"達道之學",最爲親切有味的門徑。本文就《讀書法》乙文之關鍵字詞詳加注解,并就管見所及提出新詮,指出馬先生開示之"讀書法"以"敬"爲中心,以"篤行"爲目的,均與朱子讀書法一脉相承并開創新境。     

勸學的傳統

我國有勸勉讀書、學習的傳統,歷朝歷代不乏名家撰寫《勸學》等名篇。考察古今勸學的主張,不難發現學習的目的、内容、態度和方法,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有所不同。中國文明是學習的文明,强調學而知之,肯定知識理性。讀書不僅指讀有字之書,也包括讀無字之書。我們主張"開卷有益",擁抱世界,學習世界各族群的文化,讀各國的書,同時深耕自家的文化經典,深度地理解、辨析自家文化的根源與發展,正面與負面,輝煌與包袱。近代以降,以"修身"爲内容,以"成聖賢"爲目標的傳統人文教育,變革爲以科技知識爲内容,以"現代公民"爲目標的現代科技教育,各有利弊,應互補互濟。檢討古今中國人讀書學習的傳統,政治社會的功利性較强,鮮有"爲學習而學習"的傳統。似應有意識地培養兒童與青少年的懷疑批判的精神、邏輯思維與分析的方法、創新意識與創造性建構的能力。     

憶廉美玲學姐

正老來常憶舊,最憶廉美玲。我1955年以社會青年身份(按,我高中二年級時因病輟學)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一年級共三個班級,我在二班,廉美玲與我同班。她家住徐匯區,家道小康,敎會中學畢業。敎會學校敎學條件都比較好,敎學嚴格,學生素質高。廉美玲的普通話很標準,英語流利,書法在全年級女生中是最好的。她很贊賞孫道臨的朗誦、配音。她得知李祖     

從“西學”中尋找東方經典:新見嚴復與夏曾佑數件信函考

本文整理并考釋1903年間嚴復致夏曾佑的數件信函。這些信函圍繞19世紀著名東方學家繆勒所著《韋陀講義》一書的閲讀與翻譯展開,再現了嚴復從發現價值到選定翻譯,求索參考書并確定翻譯原則,最後却因故暫緩翻譯的一個完整的閲讀與翻譯流程。在考證嚴復所讀的具體書目以及夏曾佑所提供的西文與日文參考書目基礎上,本文揭示出嚴復與夏曾佑因各自不同的學術興趣與閲讀偏好,在尋找吠陀經典的過程中殊途同歸,其最終目的都是爲了在"西學"中尋找中國救亡圖存的出路。本文爲了解嚴復的翻譯理念與流程、嚴復與夏曾佑之間的學誼交往、清末民初梵學在西學東漸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等問題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由簡帛《老子》重論其書之形成和篇章分合

蒙文通曾云:“我國舊籍之訛誤紊亂,無過於《老子》.”①此殆以其人其書具哲學之思辨,故清以前之注本幾數千家,②今可考者尚有四五百種,③近代以還之研究專著亦數十百種;復以其人其書為道教所用,故行迹怳惚神秘,撲朔迷離,書主由治國而治身,牽涉仙道養生.千百年來,儼然爲一治絲而棼之難理公案.上世紀古史辨思潮興起,就其人其書之異說,竟有二十九種之多.④因未有新資料,各家之是是非非,只能以不了了之.     

《國學聞見録》叙引

世之學者,一是讀書,一是著述.讀書未必著述,著述不可不讀書.故讀書與著述,不可勉而爲之,强而約之.讀書須勤,勤而有得,不得不言,或可著述,是爲有功;瞻前裕後,推己及人,知情見性,辯白明理,是爲有德;由博返約,一字一句,如播谷擇種,心數指念,顆粒關情,不矜長,不匿短,回積衰,脱俗套,不妨形迹,則意見常新,是爲立言.     

讀《史記·太史公自序》札記

弁言 少好讀史,《史記》爲讀史第一種.中學時代,謝國捷老師命讀前四史,并告以讀《史記》當先讀《自序》,得其大要,然後讀紀、傳、書、表.迨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負笈京華,就讀輔仁大學,受業於新會陳援庵老師,又命讀《史記》,并告以先讀《自序》,始悟此爲前輩學者經驗之談,乃潜心讀《自序》,并隨手札錄有關問題,旁參群籍,成札記多則.     

《“章門弟子”繆篆哲學思想研究》序

正先外祖父泰州繆篆(子才)先生,固耿介拔俗之士。先曾祖父伯子先生之子、光宣間詩壇高手范罕(彥殊)先生以與性相近,願結秦晉之好。乃攜先大人范增厚(子愚)先生赴泰州。一席之談,繆篆先生對先大人之博聞強記、英才俊逸大欣賞,遂許爲東床。彼時先萱繆鏡心(孝勤)先生以品貌才學出衆,稱一時名媛。這是我來到人間的天賜機緣,人生逆旅都是佛家所謂十二因緣使然。外祖繆篆先生任廈門大學敎授時,魯迅先生亦執敎廈大,相與幷不熟稔,於術業上趨捨異路。然魯迅《兩地書》中,對外祖父的高風頗有贊賞之意,     

梁啟超東莞講學考

梁啓超1893年初爲人師,在東莞講學,由於史料稀缺,以往言之簡略。筆者根據目前可見的記載,尤其是聽課學生留存的作業,細致考辨了此次冬學的講授内容及後續影響。除逐一確認講學時間、當地接應者、合教同人、授課地點、學生人數,更重點考察了一向被認作東莞講學時撰寫的《讀書分月課程》,實則脱胎於晚出的康有爲《桂學答問》,并通過對弟子課卷的分析,呈現了所授詞章之學、科舉之學以及新學的實績。     

魏晋風骨 要眇宜修 談繆鉞先生書法

本文較爲全面地分析評價了繆餓先生的書法藝術,指出,繆餓先生的書法有較深的家學淵源,他文史兼長,於魏晋史及文學有深入的研究,故他的書法具有清峻、通脱、蕭散的魏晋風骨。同時,他對詞學也有極爲湛深的研究,故他的書法也具有了精美、細致、含蓄的藝術風格。總之,他的書法以學養勝,頗富書卷氣,非一般書家所可企及。     

宋代書院的典範意義

中國書院成型於兩宋時期,凝聚并體現出中華文明的雙重典範意義。其一,書院精神的典範意義,宋代士大夫熱衷於創辦和講學書院,是希望復興早期儒家的師道精神,而現代學界稱道的所謂書院精神,其實就是宋儒在書院復興的師道精神。其二,書院制度的典範意義,宋代書院制度繼承弘揚了中國悠久的教育傳統,故而兼容了先秦私學的諸子争鳴、兩漢精舍太學的研讀經典、魏晋竹林的玄學清談、隋唐寺院的佛學禪修,宋以前的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的歷史經驗,都對宋代書院制度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所以,作爲中華文明的典範的宋代書院,是中華民族長期積累的教育成果。     

《思復堂遺詩》杜序

正陳卓仙前輩的詩集《思復堂遺詩》是中國詩敎傳統的具體化。中國性情之敎的大傳統在養人、成人,剛剛結束的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學以成人"即回應了這個傳統。我們現在在一位女性身上,一位作爲女兒、妻子、母親、祖母、學生、敎師、主婦的女性而同時又絕不失其獨立的人格與澄明的存在的女性的筆下,鮮活而現量的看到了。這是中國傳統儒學、尤其是心性工夫儒學的令人驚喜的個案,成道的追求在日常生活中如實的     

康有爲七上皇帝書:背景與志趣

康有爲上清帝七書,不僅是其個人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也是研讀近代中國政治變遷無法繞開的重要資料。但是由於康有爲一直游離於政治與學術之間,他的一些記録既可以作爲歷史文獻看,又因其政治家的立場而解釋稍微失真。因此,仔細考訂其上清帝七書的背景與志趣,討論其原初訴求與其後來解釋之間的差異,仍具有學術史的意義。     

南園詩社女侍張麗人傳注

古直(1885-1959),字公愚,號層冰,廣東梅縣人。生於耕讀之家,自幼即熟讀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師從羅翙雲、謝吉我兩先生,專心研讀《十三經》《資治通鑒》《昭明文選》等典籍。青年時深受民族革命思想影響,加入中國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討袁護法等政治活動。先後創辦了梅州高等小學、梅縣梅州中學、滂溪小學、龍文公學等學校,爲提升家鄉的基礎教育殫精竭力。辭任高要縣長後,獲聘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任、教授,從事中文教育十餘年。1949年後,供職於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并擔任省政協委員。一生爲家國,爲教育,爲學術,著述亦豐。撰有《陶靖節詩箋》《陶靖節年譜》《鍾記室詩品箋》《諸葛忠武侯年譜》《汪容甫文箋》《漢詩研究》《漢詩辯證》《曹子建詩箋》《曹子建年譜》《阮嗣宗詩箋》《文心雕龍箋》《人境廬詩草箋注》《客人三先生詩選》《客人駢文選》《客人對》等五十多部著作,是魏晋南北朝文學研究、客家學研究的專家。     

宋學的内聖轉向與《四書》學身心工夫

北宋前期的宋學學者均以復興儒家内聖外王之道爲目標,但是,隨着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宋學主流對王安石的政治批判和學術懷疑進一步加深,他們逐漸更爲强調内聖的重要性和根本性宋儒反對走王安石從《五經》尋求富國强兵的外王路綫,轉向從《四書》在尋求内聖工夫。宋代士大夫的内聖追求推動了宋學思潮的轉向,與此同時也推動了《四書》學身心工夫論的建構和發展。宋儒的身心之學不僅僅是道德修身的德性學問,同樣也表達了個體存在的終極關懷。     

補偏救弊之盛心,何可没也 讀《張舜徽壯議軒日記》札記三則

《壯議軒日記》爲張舜徽先生早年日記,内容分"居湘編"、"入隴編"兩部,約寫作於1942至1947年之間。近年來《壯議軒日記》影印本常置案頭,讀之不倦,時有心會。竊以爲張先生在《壯議軒日記》中發揮的最大精義,以及這部日記給予今世讀者最大教益,尚非何種遠不可及的"高明光大"之道,只在平實的"補偏救弊"四字。本文就近代湘學、章學誠、李慈銘等幾個問題,采擇《壯議軒日記》中若干"識大之言",復稍"引申而贊論之",不賢識小,姑以自勵。     

文學性《莊子》詮釋學 公安、竟陵、桐城取例合論

本文先簡述《莊子》學史上"文學性詮釋"之定義、重要人物與其見解。再詳論體例較完整,且與晚近文學流派關係較切的三部作品,以考其後續發展。公安袁氏借用了中國史學論史家三素養,與佛學對存在結構的分析,以超卓識見爲立身與理解詮釋之鍮;并主張屏棄任何既定格局與套路,此即情量與知見。在取用三教思理以解《莊》方面,公安袁氏昆仲通過大乘佛學華嚴與禪的高度圓熟之發展,和孔、老近似語句,用以説明三教不僅皆深論生死問題,并均主本無生死,天命即此不死不生之本體,并非只局限於生死的談論,實可視爲對二元對立思維方式之超越,并確足以爲三教同歸的結論。公安袁氏雖創作兩小書以詮解《莊子》内七篇,但似疏非疏,實亦期讀者能悟雙方旨趣於言外。其性質吾人名曰"無韵之酬和"。然袁氏尚有繁言巧喻,姚鼐與譚元春間尤相近,一皆有"旨"爲閲讀之標的;二或在"以不解爲解"的特殊讀法和簡約注法。即側重"不言而喻"者,亦需藉具體方法以導向解悟。譚元春與姚鼐的方式,同中有異:一,姚氏書中罕見注語,乃藉由分章,類於大塊面的遠景,只將《莊子》原文做最基本的分割,使讀者有一完整的觀照;章與章之分際,若際而非際,非全無助於讀者之體會。於分章項下,即圈點,類於特寫,使讀者由文章之警策處悟入,仍是非言説的默示法。二,譚氏則每用情境爲導引,而謂己"因而遇之",此"遇"之偶發無端、興來如答,遂有其在文學創作與批評上的特殊意義。     

優入聖域:顔子對孔學的生命詮釋

儒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爲生命的學問,因此體知與體證對於儒學的理解和發展都具有特别的意義。颜回是孔門高弟,位居"四科"之首,"優入聖域",在儒家道統中居於極爲重要的地位。顏子之體證境界,建基於好學,其踐屣工夫如"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颇多可述。宋儒津津樂道之"孔颜樂處"正是顏子"優入聖城"的表徵,颜子的儒學史地位不在於理論上之創發,而在於生命之詮釋。     

明末清初三教語境下的四書學補闕

關於明末清初的四書相關詮釋,已有多位研究者稱爲“新四書學”,并指出一般考察綜觀的特色,如良知主體性的突顯,儒佛融合的色彩,及自由解經的詮法。而綜觀總有例外。本文以目前較少被注意或討論的人物和材料,呈現晚明四書學在三教語境之下的得與失。文中尤以“以佛解儒”爲重心,説明其釋義之特徵,以逐步補足此期四書學研究的拼圖。本文概述三組對象,一是來斯行的《宗譚六種》,二是葉畫的《四書眼》,三是緇流的四書討論。來斯行以本來無一物之空義會通三教以爲四書作注、衍義,雖多妄附,但并非全無可觀之處。以夢頌數則,於用典中頗能見其轉義之趣。葉畫從於楊復所之後的《四書眼》,固用三教之義,然於解經處,率多就一章推至其極,使其罄無餘義,此法使其釋義多偏側而難以與全體血脉相調和。相對於前二例之恣意,僧人解經,反歸篤論,最重血脉。血脉本是文章家、宋明理學家論文論學的常法,朱、陸皆喜用此以精讀文章、示教啓後。唯若視爲“方法”,亦必有正邪巧拙精粗之别,而此期僧徒於此,確能精義入神。如道盛之論血脉,頗切文意,既正且巧,確是精讀書之人。智旭之論血脉,亦頗有卓見處。最重要的是,雖皆從文本詮釋立言,然其所謂血脉,却正是如何由閲讀啓發讀...     

繼成的人性論:道體論的論點

現實的人性之外尚有超越層的人性,這超越的人性被視爲真正的人性,而且被視爲人的原初狀態,這是主流理學家常見的主張。但現實之人限於感性與智性的生命分化作用,必然會偏離本性,所以學者需要透過逆覺的過程以"復其初",這種"復性"的主張也是理學工夫論常見的主張。理學家這種人性論一方面提升了"人"這個概念的高度,但一方面也造成理念與現實的矛盾。理學的道體論可視爲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之外的第三系,道體論儒者,反對復性説,但也反對自然主義儒學去除超越性的主張。道體論儒者的代表人物有張載、方以智、王夫之,他們主張繼成的人性論,也可説是體用互涵的人性論。他們主張人性具有無限性的本體之義,但作爲本體的本心需要在時間中展現,也就是在"繼"的活動中增加新的内容以完成本心,它也需要在空間性的對偶性中增加他者性的内容以完成本心。繼成的人性論具矛盾性的自我統一的構造,它是理學人性論發展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