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庙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探析——以福建省为例

论述村庙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历程变迁,总结村庙组织管理模式。探讨村庙组织发展的现实意义:它具有凝聚乡村力量、举办公益活动、培育基层民主等功能。分析村庙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促进村庙组织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建议,以期发挥村庙组织在乡村基层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为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服务。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效能分析——以青岛莱西市东庄头村老年协会为例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分析其效能优势,是解释其历史必然性的重要侧面。对青岛莱西市东庄头村老年协会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做法进行实践考察显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有利于提高村民的致富能力和效率,有利于提高村民的自治水平、村民的文明程度、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水平,还有利于提升农村社会公共服务品质。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仅可以获得体制内的认同,而且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体现了独特的效能优势。     

宗族对乡村治理的消极影响与消解对策分析

宗族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它的势力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尤其是消极影响比较突出。所以,非常有必要妥善处理宗族问题。     

广西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调查研究——以广西四市为例

两新组织是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简称。该文通过对广西南宁、桂林、柳州、崇左四市的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现状进行调研,从广西两新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动机、意愿、治理过程等方面入手,得出结论：两新组织是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较高,参与形式较为多元,满意度评价也较高。     

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角色及治理研究报告——以民办幼儿园为例

随着社会对学前教育需求的不断增加,作为非营利组织的组成部分——民办幼儿园在学前教育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角色,民办幼儿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公办幼儿园的数量。为使民办幼儿园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政府部门应从法规上清晰界定民办幼儿园的性质,加强对民办幼儿园的财政拨款,同时民办幼儿园也应该积极参与学前教育建设,通过与社会互构获得更好的发展。     

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F基金会参与南峪村实践为例

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中能够提供专业服务、减轻政府负担、弥补政府失灵和发挥各类人才的价值，是乡村振兴中独特的建设性力量。以F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参与南峪村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表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与政府、农民合作社、村干部和村民等多元主体建立互动关系，获得基层政府政策支持、乡村自治组织接纳、农民合作社补充和村民的信任等合法性资源，整合多元力量推动了南峪村的经济发展。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治理，显著促进了外生型社会组织与乡村内生动力培育的融合发展，提高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效能。     

宗族与村委会的博弈——基于赣西桐村的田野调查资料

农村社会的治理资源主要来自政府主导的官方权威和地方自生的民间资源,在当代社会表现为村委会和宗族的两种形态。来自江西省桐村的实地调查资料表明,进入农业税费改革的“后农业税时代”,村委会陷入角色困境、人才困境以及财政困境,延续了国家经纪人的特征;而宗族在新世纪后也经历现代转型,在宗族组织、活动、关系上渐趋理性化。双方在村庄生活中围绕权力、利益展开博弈,村委会的策略包括信息控制、介入宗族事务、权力寻租等,宗族的策略包括重构村庄政治空间、弱化村委会权力效能以及强化成员的宗族意识。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俗体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融合路径研究——以池州地区舞龙习俗为例

民俗体育作为传统乡村生活的重要文化事项,是参与乡村振兴、创新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文章以池州地区舞龙习俗为例,从社会学、民俗学视角对民俗体育参与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功能、困境进行剖析。结果表明：嵌入乡村治理是民俗体育现代性传承的必由之路,有利于重温乡土文化的价值认同,促进乡村团结与交流,推进社会道德规范新风尚的形成,带动乡村新的产业发展。但也存在着主体困境、后备不足、文化脱离以及行动业余等问题。提出了把握新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提升专业管理水平质量;重塑民俗体育文化价值内涵,激发乡村治理文化活力;创设乡村民俗体育治理环境,打造乡村民俗体育文化品牌等策略,旨在构筑新时代乡风文明新高度,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乡村社会中的情感治理——以皖北L县C村为中心的考察

情感治理作为柔性治理工具,与技术性治理互补,为基层治理提供情感赋能。文章以基层党组织为研究对象,基于对皖北L县C村的实地考察,构建基层党组织运用情感治理的逻辑框架,分析其内在运行机理。研究发现,价值、历史、文化等因素共同构成了情感回归基层的逻辑。从C村的实践经验来看,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建引领,以“1+N”制度为依托,有利于进行资源的整合、开发、利用,搭建“熟人社区”,达成地方性共识,实现村域文化重构,将功能方法层与具体运作层相结合,实现情感治理的整体推进。     

宗族在重建抑或瓦解——当前中国乡村地区的宗族重建状况分析

本文通过对两波大型农村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的二十余年间,国内有约两成的宗族已重建,其中以华南、西南和华东地区相对明显,而中原、西北和东北地区甚弱.宗族的组织与活动状况在南北方之间也出现明显差异.换言之,在国内农村,宗族重建或瓦解的现象同存,宗族在有些地区出现重建,但在另些地区却已瓦解或正在瓦解.因此,任何以重建或瓦解的一端情况来指称全局,显然都是不当的.M.Freedman曾以"边陲-中心"、水稻种植与灌溉系统等因素来解释华南宗族的特殊性,这一解释已难以适用于当今中国乡村.笔者主张从村民聚居程度与宗族传统的两维角度来给以解释.     

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的动力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以皖北为例

皖北乡村治理中各种日益突出的矛盾,已经成为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建立一个治理和善治的皖北乡村社会,必须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经济组织,促进农村利益集团的成长,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本文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的发展动力与运行机制,提出了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协同治理的乡村治理发展模式。     

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普通乡村党组织建设路径 ——以河南安阳M村为例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党建必须摆在首位.加强党的建设是实现乡村治理的重要组织保障.厘清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党组织的内在逻辑关系,明确乡村党组织的角色定位后,笔者通过对河南省安阳县M村的实地考察和调研,对普通乡村党建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探索普通乡村党组织的完善路径,希望有助于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不断推进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空间以及问题分析——以山东省X村为例

当前农村的权力结构呈现出独特的基层政权—乡村精英—村民多元治理的结构特征,[1]其中乡村精英在基层政权与村民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其搏得了广阔的参与空间,但是该群体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问题。     

乡村振兴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探析——以普洱市倚象镇L村为例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如何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通过实地走访调研普洱市倚象镇L村发现,当前L村在乡村治理与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对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产生诸多不利影响。民族地区需要从强化党建引领、增强产业品牌效应、激活乡土文化、强化科技支撑方面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     

论乡村社会中的宗族与文化生境建构过程——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弄模村社区结构调查札记

宗族社会是中国乡村文化构成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不同的民族而言,由于文化的差异显示出各自不同的结构特点。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兴乡弄模村的调查为个案,从民族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了相应的认识和思考。     

合作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运用研究——以郝堂村模式为例

把合作治理运用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具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的发展证明了合作治理在实践上的有效性。在郝堂村模式中,乡村振兴合作治理的主体包括作为公共服务者的县乡政府机构,作为组织协调者的乡村基层组织,作为主动参与者的村民,作为技术指导者的乡村民间组织,四个主体通过构建内置金融体系、民主决策机制、沟通及执行机制、信任契约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实现了乡村合作治理的良性互动。郝堂村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纵向的政府部门间合作实现政策支持与引导;横向的各治理主体间合作实现主体平等、主动参与、有效协商;内外的公共权利与私人权利合作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与对策探究——以荆门市社会组织为例

在社会多元化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作用已逐渐被认可。荆门市政府重视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与扶持,加强与社会组织协作治理。社会组织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在解决基层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公益服务及加快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果。但社会组织由于受到运行经费少、专业人员缺乏、相关制度不健全及内部管理不规范等因素影响,其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因而,要积极探索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优势。     

社会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价值、困境与路径

社会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教育治理有助于传承乡村记忆与乡村文化,提升村民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与认同感;盘活乡村教育资源,提供多样化的乡村公共教育服务以及发挥“第三方”评价与监督,推动乡村教育整体协调发展。当前,社会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教育治理面临现实困境,即社会力量参与意识不强,未能形成多元治理格局;乡村教育治理监督乏力,社会公益组织公信力不足;乡村教育治理内部分工不明确,乡村问题分析精准性不够等。为助推社会公益组织有效治理乡村教育,要形成多元主体“共治”,达到乡村教育的“善治”;加强乡村教育治理的内部监督,提升社会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合理利用大数据的支持,提高乡村教育的精准治理。     

乡村旅游产业生态系统结构与演化机制研究——以花垣县十八洞村为例

构建乡村旅游产业生态系统演化的理论框架,基于乡村旅游产业生态系统结构分析其演化驱动机制,并将系统演化过程分为形成期、发展扩张期、成熟稳定期和饱和调整期等阶段。以十八洞村为例,解读乡村旅游产业生态系统结构和演化特征,发现产业生态系统演化中面临产业发展基础、产业开发质量、乡村协同治理等难题。立足系统演化阶段特征,基于乡村振兴背景提出要从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旅游治理机制完善等层面入手,科学设计乡村旅游产业生态系统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