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体现法治精神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既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现代大学重新进行制度变迁与制度设计的再造,更是高等教育领域内的重建运动和制度选择.现代大学制度法治精神的重塑,应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依法调整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以及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高校与政府关系的良性运行,依赖于"有限政府"的"依法行政",政府对大学管理权限应集中在行政规划、行政监督、行政指导、经费分配等方面,其他事项则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范畴.而高校与社会的关系,则表现为公共教育权与社会教育权的博弈与平衡,通过"协调与张力模式"的整合,使二者的关系从索取走向支持、从非均衡走向均衡、从冲突走向融合,从而实现高校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应彰显高校的学术逻辑,建构学术权力本位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     

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高校办学自主权是高校有效实施内部治理的基础,也是府学关系的核心内容.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其框架分析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制度的历史演进可以发现,在社会结构变迁、经济制度更迭以及现代化不断发展的共同作用下,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并且在政府与高校的权力博弈下不断进行重新组合寻求新的平衡.但是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合作效应等因素的存在也产生了一定的路径依赖现象,大学内部治理仍旧保持着集权化形式.     

步入深水区:高等教育改革的两难问题

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意味着改革面临着许多复杂的关系,其中有不少关系构成了两难问题。在推进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人们会遇到许多矛盾,经常处于两难境地,这其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是最受关切的。改变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行为,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同时,如何调整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也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高校内部治理改革涉及的要素很多,从我国现阶段高校内部治理的实际状况来看,如何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关键与难点所在。     

论我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去行政化阻力、动力与基本策略

内部治理结构去行政化是推进公立高校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权力结构关系与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必然会遭遇"官本位"行政文化、行政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内部行政化管理惯性、既得利益集团及高等教育政策治理思维等各种阻力,但其也具有政府治理方式转型、高等教育治理发展趋向、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国家战略、师生内在需要等基本动力支持。当前,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于阻力大于动力,我国公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去行政化应采取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为辅的制度变迁模式,通过重塑大学精神、破除政府行政化管理模式、改革内部权力配置机制,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和推进高校教育法治等基本策略推进改革。     

浅谈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入,为提高教育质量,推进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必须加快实现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任务就是完善的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就是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促使教育管理向教育治理的转变,同时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以大学章程的建设来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推动高等教育的现代化。     

权力制衡与体制创新:A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研究

完善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推动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关键要素。文章通过对A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动因、内容及过程研究后指出:公立大学内部治理变革将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推动公立大学内部治理变革的重要因素将逐渐由外转向内;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学校和院系两对关系是公立大学内部治理变革的核心问题,是否能够处理好这两对关系事关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成败;以大学章程为首的公立大学制度规范将成为约束大学内部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将权力行使纳入法制框架才能真正实现依法办学、依法治校。     

论高校内部治理的症结及疏解策略

高校内部治理是高校治理的重要环节,关系着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科层制模式下,高校内部治理存在着政府外部行政权传导的高校内部行政权与高校办学自主权之间的矛盾、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矛盾、学生组织与学校党政职能部门之间的矛盾,并表现为人事治理症结、财务治理症结、合同治理症结。究其原因,法治保障的缺乏、行政权力的过分倚重、机构权责不清、监督机制缺乏是高校内部治理矛盾和症结的成因。因此,必须从积极推进依法治校、优化高校内部权力配置、摒弃落后的管理理念与习惯、实现多元主体的治理动能等层面予以疏解。     

高校二级学院以专业职级取代行政职级改革的障碍与突破

推进高校二级学院以专业职级取代行政职级,突显二级学院作为教学科研组织的专业性质,是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重要探索。倡导高校以二级学院为主体,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需要以大学章程建设为统领,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推进"院为实体"的改革,完善二级学院内部治理制度,健全二级学院用好办学自主权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完善职员晋级的纵、横向通道,破除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我国开放大学治理困境与现代大学制度推进

现代大学制度是一种大学治理的理念与制度设计,其核心是厘清大学与外部各种权力关系以及确立内部权力制衡机制。我国开放大学承袭了广播电视大学原有的办学难题,又面一临着定位问题、法律地位及自主权问题和体系衔接问题三大治理困境。因此,推进开放大学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开放大学治理路径的必然选择。开放大学通过建立外部法人和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厘清开放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完善内部制衡机制,制定大学章程,整合教育资源,真正落实办学自主权,成为实现终身教育、建立学习型社会的主要载体。     

简政放权、负面清单管理与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的制度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方式脱胎于以国家租金激励为特征的全盘性计划体制。无论从实现大学的使命和功能、回归大学自治和学术本位,还是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理性经济计算"要求出发,都需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去行政化、管办评分离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改革。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利益格局固化,数部中央文件和法律对改革的推进作用仍然有限。未来需要按照"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高校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负面清单"改革思路深化简政放权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     

中国高校办学自主权制度演进及基本特征分析

1978年以来,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成为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核心问题。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正式制度中涉及中国高校自主权的主要政策与法规文本,发现改革开放四十年高校办学自主权"回归"演进中有五个不同历史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以政府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面对思想解放,提出高校办学自主权"回归";第二阶段,1986—1993年,以政府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标志,面对思想纷争,争取市场主体地位与更多"名义"自主权;第三阶段,1994—1998年,以全国人大颁布《高等教育法》为标志,面对两轨体制的转型困境,确认高校法人地位与有限自主权的"名义"法律保障,在招生就业体制、投资体制、管理体制改革等领域高校办学自主权迈出制度性突破;第四阶段,1999—2011年,以政府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标志,原有涉及多方利益的存量改革固化,改革增量创新难度加剧,造成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困,也迫使学校寻求自主权确权的制度创新;第五阶段,2012—2017年,以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标志,面对全球治理浪潮,政府简政放权,探索确立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治理结构,碎片化自主权"回归"诉求转换为整体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高校自主权的演进始于突破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纠结于转型中的两轨制、转换于公共治理理念框架的实践,这将改变政府与学校就办学自主权的"分权"或"放权"的"线性"循环局限,转入到参与大学办学相关利益方关于权利、义务、责任、理念的制度重塑与学术生态培育的新阶段。     

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意图、效应及其深化——基于《高等教育法》首次执法检查报告的分析

当前,受政府高权管制思维和高校治理能力不足的“双重束缚”,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面临着沦为政府规制强化的工具和合法化“外衣”与侵害高校自治权限的风险。与此同时,高等学校自主办学能力的低下则进一步制约了“放管服”改革的实施。《高等教育法》第32条到第38条规定高等学校享有办学自主权。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呼唤政府监管模式的重塑与高等学校自主办学能力的强化。一方面,破除管制型政府的窠臼,促进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法治型政府、责任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增强对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监管体系的合法性控制,明确政府的法定责任,提升政府的服务能力,真正实现政府权力“放得下”;将“放管服”改革纳入法治轨道,避免地方政府或某些政府部门以“放管服”为名变相设置新的审批权或其他监管权限。另一方面,强化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内控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高校自主办学的风险预防与管理体系及法人治理结构,充分保障高校扩权后能够“接得住”。     

高校办学自主权变迁的实证再研究（三）——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高校学术自主权的变迁指数分析

政府简政放权、校级层面的学术治理机构设置与完善以及校院两级管理改革是高校学术自主权改革的三个主要路径。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以这三个改革为主要内容，重新对高校办学自主权具体指标进行拆解和结构化，通过综合指数研究的方法，试图揭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变迁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总体上，随着政府不断简政放权，高校通过学术治理机构完善和具体学术决策权向学术权力的让渡，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学术自主权，学校内部也呈现出越来明显的学术本位特征；第二，在学术自主权的变迁路径上，沿着先外部自主权后内部自主权、先“如何提供”的生产决策后“提供什么”的战略决策规律演进；第三，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高校的学术自主权也呈现一定差异性，其中部属高校和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高校在学术自主权的增长中贡献了更多力量。     

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是当前高等教育的改革重点。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既是保障大学办学自主权的需要,也是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需要,必须以战略性架构来推动。近期的工作重点是构建新型学者共同体实现模式、界定"党委领导、校长负责"的分工机制、剥离非学术型行政岗位负责人的职称头衔、改革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等,以此推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     

高校办学自主权政策的文本考察与趋势

改革开放后,我国共召开了四次全国教育工作大会。通过考察这四次会议前后颁布的教育政策文本,并结合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性质、内容、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四个主题,可以看出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政策演进的四个趋势：一是逐渐强化高校自主办学的权利意识,二是推进重心逐渐从“扩大’’转向“落实”,三是逐渐提升高校外部治理结构中专业组织的地位,四是逐步平衡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     

我国大学治理体系规制化及其变革

科学完备的大学治理体系是提升大学治理有效性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大学治理体系呈现规制化特征,集中体现在政府与大学、大学与院系、学术与行政的治理关系中。造成我国大学治理体系规制化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深刻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的不完善、集体主义文化的过度张扬、大学组织的学术传统不深厚等。基于院校运行的微观维度,新时代推动我国大学治理体系去规制化改革,需要正确认识大学的组织属性,培育学术文化;扩大院系组织自主权力,激发"学术心脏"活力;改革一元化权力运行模式,增强专业权力的影响力,努力探索其变革之道。     

战后日本国立大学教授会自治的确立及其问题

战后日本国立大学确立了以教授会自治为中心的"从下至上"的内部治理结构,教授会的权力涉足到国立大学内部管理与运作的整个领域。而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削弱教授会的权力,扩大以校长为中心的行政权力。那么,战后日本国立大学教授会自治是如何形成的,存在哪些问题,为何要进行改革呢?回顾历史,分析其利弊,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内部原因,也有助于反思我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Public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Australia: a comparative study

There are several common trends and challenge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HE) system around the world, like expans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HE, fiscal pressure and orientation to markets, demand for greater accountability and great quality and efficiency (e.g. The financing and manag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 status report on worldwide reforms, 1998;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global mobility 43-58, 2014; Global policy and policy-making in education, 2014;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1:5-27, 2008). These trends and changes have reshaped university governance as well. Public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institutions to carry out HE in Australia and China. The engagement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in HE sector has become closer and closer in recent years. To conduct better and further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Australian and Chinese universities, it is critical to understand and acknowledge the differences in two nations’ university governance. Moreover, by conducting this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nations, it also helps us to figure out the changes in university governance over times under the global trends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lobal and local factors. This comparative study focuses on the university level and attempts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 Australian and Chinese public universities in three dimensions, state-university relation,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university finance. This paper sketches the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 Australia and China and fin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y is looser in Australia than that in China and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enjoy more autonomy and power than Chinese universities; as to university internal governance,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use a more business-oriented management mechanism; funding associated with full-fee pay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s become very important for Australian HE while Chinese government funding has been decreasing as well but funds from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lay a minimal financial role.     

21世纪美国大学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的美国大学治理面临来自内外的诸多挑战,本文试从政府的影响、董事会治理、大学自治和教职治理四个方面进行阐述,旨在为中国大学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在大学治理上应该做有限政府,对大学适度宏观控制;建立和健全有利于大学与政府间中介组织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尊重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做到大学有限积极自治、逐步实现政校分开;进行体制创新,教职治理"重心"必须下移,切实赋予教师在学术事务上的实质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