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选》与《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的《看钱奴》比较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现今存在的唯一一部元代人所刊的杂剧选,而《元曲选》是明代臧晋叔所编写的杂剧选。在对《看钱奴》元刊本与臧本的比较当中,发现两种版本在形式体制、曲文唱词、人物形象、情节构造、思想内容上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多处差异。臧本在元刊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的宾白,修改了曲词,形式体制上更加完整,人物形象更为丰富,体现了元、明两个不同朝代对于杂剧的看法,以及杂剧在流传过程中的不断创新和演进。     

杂剧《范张鸡黍》元、明刊本的比较分析

杂剧《范张鸡黍》主要有元、明两种刊本,二者剧情出入不大,都歌颂了范式、张劭的深情厚谊,对元代卖官鬻爵和权要横行的现实也作了深刻地揭露与批判。元、明刊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形式构造上,明刊本在继承元刊本的基础上,修改了曲文,增订了曲白,大大增强了文学效果。但元刊本也有其保留价值,研究元杂剧不能重视明刊本而轻视元刊本,应将二者作为对照来研究。     

《草堂雅集》的版本系统及成因

元末诗歌总集《草堂雅集》大致有三个版本系统:元刊本系统、俗本系统和徐渭仁所藏清抄本系统。从诗人和作品的收录情况和编次对比来看,元刊本系统可以替代俗本系统,而与徐渭仁所藏清抄本系统差异较大。造成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元刊本的递修成书、渐次刊刻与辗转流传。综合了三个版本系统优长的民国陶湘刻本是《草堂雅集》最全的古籍版本。     

从《陈抟高卧》一剧看杂剧刊本从元到明的变化

元刊本《陈抟高卧》是明刊各本所本;从元到明各刊本的演变过程是一个在文人手中不断雅化的过程。杂剧由元到明有从舞台走向案头的趋势。     

《元曲选》增删元杂剧之说多臆断——《元曲选》与先期刊抄元杂剧作品比较研究

戏曲研究者通常批评臧懋循《元曲选》大量删改元杂剧,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元曲选》所载元杂剧与元刊本比较,在情节、思想内容、人物、曲词等方面,差别确实很大,而将《元曲选》所载元杂剧与早期明刊元杂剧比较,虽有差异,但并不太大,有的甚至完全一样。所以,如果说《元曲选》对元杂剧有所修订,这种修订也应该是在之前明刊本基础上的修订,而非直接取于元刊本。因此,臧懋循“师心自用”改订元杂尉之说实属臆断,《元曲选》同元刊本杂剧不同处应当看作是明人的集体作为。     

杂剧《好酒赵元遇上皇》元明版本比较

杂剧《好酒赵元遇上皇》是元代作家高文秀的作品,在其流传过程中主要有元明两种版本。元刊本和明抄本在剧情、剧本结构、题目正名和演唱方式上大致相同,但体制、角色、曲牌曲词和科白等几个方面存在差异。元刊本保存了元代杂剧的本来面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明抄本顺应时代要求进行了改编,其价值也不容忽视。     

元刊本与明钞本《单刀会》杂剧之异同比较

创作于元代的杂剧,在舞台上活跃了很长的时间,在进入明代之后,仍然是演出的主流。但是为了适应演出需要,艺人势必会对其做出种种的改变。关汉卿的《单刀会》杂剧主要有元刊本与明钞本两个不同版本,其中元刊本出自《元刊杂剧三十种》,明钞本出自《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明钞本与明钞本《单刀会》杂剧的异同,恰能向我们展现出明代杂剧演出对元代杂剧演出的传承与创新,以及随着时代的改变,杂剧演出形式的演进。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版本及其校勘

<元刊杂剧三十种>在剧本形式、音乐体制、组曲方式、用字风格等方面都体现出演剧特性及艺人的参与.<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经过艺人改编的通俗演唱脚本.对于<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校勘整理,历来皆以明代版本为标准,趋向于典雅的文人化,这种倾向恰与元刊本的文化特征相悖.校勘元本,应尊重其原貌,少校改,多注释,并开辟元本的通俗文艺研究之路.     

谈刘龙田刊本《西厢记》韵白

近来阅读了,收在《古本戏曲丛刊》中的《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因书前题署:上饶余沪东校正,书林刘龙田绣梓,人们通称之为刘刊本《西厢记》.蒋星煜先生认为这个刘本《西厢记》的版本系统,是由徐土范刊本到熊龙峰刊本演变而来的,由于我个人的孤陋,对上述两个版本还没有看到过.现仅就刘刊本《西厢记》中的韵语念白,谈谈我的一点浅见.     

《赵氏孤儿》元明刊本比较

《赵氏孤儿》作为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重要曲目,主要有元刊本和明刊本,两个版本在曲目结构、曲文内容和曲文思想上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这既是元明两代不同社会思想的体现,也是文学自身演进的结果。     

关于罗贯中《三国演义》的著作权问题－与张志和先生商榷

今存黄正甫刊本《三国演义》是一个补配、拼凑晚出的本子，不可作为考证《三国演义》著作权的重要根据。张志和先生据黄正甫刊本论《三国演义》非罗贯中所作，其最初写定者应是南方人等等，不能成立。《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泰定三年（1326）左右。罗贯中是元末东原（今山东东平、汶上、宁阳一带）人，他的《三国演义》的著作权铁案如山，不可动摇。     

《史记正义》佚文在日本之传存

《史记正义》佚文在日本的突然出现,从时间上来看,是元代彭寅翁刊本流入日本的室町时代中期释灵元以后的事。由于当时中国正值将散失的典籍进行搜集整理再以刊本形式宣布传播的文艺复兴时期,因此必须考虑到《史记正义》单注本以某种形式舶来日本的可能性。其中的一种解释为:释灵元使用据认为属于其本人所有的《史记正义》单注本,在标有英房识语的元代彭寅翁刊本《史记》印纸上,用墨笔对与三家注合刻本所引用的《史记正义》内容互不重复的《史记正义》佚文部分进行了大量的添写批注,与此同时,还在与三家注合刻本引用的《史记正义》互相抵触的地方做了异同的注释。释灵元的个人藏书在成为释栴室(心华和尚)的收藏之后才得以宣布于世,因此被后世称为《栴室本》。然而,在该版《栴室本》中加入的"添写批注",之后又被其他的元代彭寅翁刊本及南宋黄善夫刊本加以转抄,于是就诞生了这里所说的《栴室本》系统本《史记》。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试论

《三国志演义》魏氏刊本是明代万历年间或万历以后的福建建阳刊本,它属于《三国志演义》二十卷本中的简本。它删减的内容主要是：细节描写,人物对话,人物出身介绍,正文中所插入的诗论等。魏氏刊本参照了杨美生刊本进行刊刻,二者有着共同的底本或祖本。魏氏刊本和美玉堂刊本之间的关系,以及美玉堂刊本和杨美生刊本之间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元明刊本《汉高祖濯足气英布》的场上属性比较

元杂剧《汉高祖濯足气英布》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本和《元曲选》本两个版本。从舞台表演体例来看,元刊本在开收场和人物上下场方面没有形成一套规范的程式,而明刊本则显示出了人为规范的痕迹。明刊本中的科介多且精细。在保持剧情基本走向不变的情况下,明刊本进行了大范围细节改动,使两版本形成了不同的场上看点。在随何出使的起因上,明刊本将被动改为主动,新添随何与刘邦之间的人物矛盾;在事件的结局上,元本突出战况汇报情节,明本兼重封赏情节。这一系列差异,既得因于杂剧的逢演必变,又体现了臧懋循的个人意志及时代氛围的影响。南戏也在滑稽戏份和脚色方面深刻影响着元杂剧的发展。元明刊本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两种不同的戏剧观,即从“曲本位”向“剧本位”的嬗变。     

从金圣叹批“俗本”看贯华堂本《水浒传》的底本及其他问题

近年来学界多认为圣叹评点贯华堂本《水浒传》所用的底本,是袁无涯所刊的百二十回全传本,但另有学者存疑。我们将金批中"俗本"贯华堂本的文字与袁无涯刊本、郁郁堂刊本、遗香堂刊本、容与堂刊本比对可以发现,贯华堂本《水浒传》底本当为袁无涯本,批语中所谓的俗本为大涤人序本一脉;同时,最初的贯华堂藏本在金圣叹得到之时或许已经是一个被删改过的本子。     

《游仙窟》的日本古钞本和古刊本

文章根据对日本现存《游仙窟》古钞本和古刊进行考察，认为这些本子可以分为“白文本”和“有注本”两种类型。现存最早的“白文本”康永三年（1344）“醍醐寺钞本”所据的是正安二年（1300）的本子；而现存有“文章生英房”序和正文双行夹注的刊本“江户初期无刊记刊本”（“庆安五年刊本”是其同板异刷本）原本可以上溯到文保三年（1319），虽比“醍醐寺钞本”所据原本晚20年，却比其抄写的时间要早25年。“醍醐寺钞本”在抄写时曾利用过与“无刊记刊本”正文和注文相同的“有注本”，说明醍醐寺钞本与“无刊记刊本”的“祖本”应该有一定关系。文章认为，虽然“醍醐寺钞本”和“无刊记刊本”是日本现存古代所有《游仙窟》本子中渊源最早的两个本子，但“无刊记刊本”更适宜作校勘的底本。     

论明清时期《四书大全》的传播特点

明永乐《四书大全》为明清时期东亚地区影响深远的四书著作。其传播地域涉及东亚的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刊本流传时间历经明清两代四百余年。传播途径包括刊行、誊抄等方式。传播载体有官方刊本、民间刊本、域外刊本、衍生刊本。     

杂剧《看钱奴》的元明刊本比较

元人郑廷玉所作杂剧《看钱奴》,现今存世的主要有元刊本、脉望馆本和《元曲选》本。其中,脉望馆本和《元曲选》本均属明刊本。经对比发现,明刊本在文本形式、关目情节、曲牌数目、宾白等都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戏曲发展的脉络与走向,另一方面深深烙下了时代精神的印记。     

《三国志演义》残叶试论

本介绍了《三国志演义》明刊本残叶，认为该残叶刊行于成化、弘治年间；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叶逢春刊本、周曰校刊本、余象斗刊本作了比较，认为残叶在字上亲于嘉靖壬午本，疏于叶缝春刊本、余象斗刊本；认为残叶的存在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余年的“空白”，维护了《三国志演义》创作于元末明初的传统见解。     

元本《易林注》的文化价值

<易林>是作于汉代的一部大型的卜筮书,流传至今版本颇多.元刊本<易林注>是现存最早的<焦氏易林>十六卷本和不全注本,具有重要的版本学、训诂学和校勘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