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论韩愈

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是人们争议较大的。因为苏轼对韩愈既有很高的赞誉,又有很尖锐的批评。本文探讨了苏轼对韩愈在为人、为文、为学等方面的评价,并进而审视了苏轼的儒学时代特点。     

论苏轼对韩愈的接受

苏轼对韩愈的接受是韩愈接受史中重要的一环,迄今为止,学界尚缺乏关于苏轼接受韩愈的深入研究。苏轼对韩愈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对韩愈的人品与学问的褒赞与接受。研究苏轼对韩愈的接受具有多方面的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论苏轼对韩愈的接受

苏轼对韩愈的接受是韩愈接受史中重要的一环,迄今为止,学界尚缺乏关于苏轼接受韩愈的深入研究。苏轼对韩愈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对韩愈的人品与学问的褒赞与接受。研究苏轼对韩愈的接受具有多方面的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韩愈与苏轼祭文之异同

韩愈与苏轼在祭文的创作上,展现了同中见异的文学风貌。相同处：内容上缜密劲奇,寄托身世之感和对人世无常的哀叹;手法上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风格上哀婉绵长、缠绵悱恻。不同点在于：韩文雄健豪气,苏文清远雄丽;韩文雕琢之变,苏文行云流水;韩文奇绝险怪,苏文平易见趣。     

韩愈苏轼民本意识研究

韩愈苏轼作为封建直臣,都有着浓厚的民本意识,勤政恤民,为民请命是他们共同的本色.但他们两人的民本意识又各自有不同的内容,韩愈的民本意识中有圣人与子民之分,表现出了儒家伦理的等级观念,故其更重视以礼乐教民;而苏轼则平等待民,不分等级,不分贤愚,不分地域,故其更重安民和利民.     

试论欧阳修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

韩愈是中唐儒学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和振兴者,他对儒学思想的贡献具体体现在攘斥佛老、建立道统、领导古文运动与重视“师道”四个方面,宋人对韩愈的思想颇为重视,宋代儒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进行接受自不待言,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接受,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他们在接受中又有创新,这种发展创新是北宋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起衰济溺韩昌黎——解读苏轼话语体系中的韩愈

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是历代争议的一个焦点。在思想方面,苏轼肯定了韩愈的崇儒排佛和复古道,但又批评了韩愈的学风不纯;在品行方面,苏轼高度肯定了韩愈的＂忠勇＂,但又对韩愈那种热衷于功名利禄的求官作风表示了不满;在诗文方面,苏轼突破了文道合一的传统模式,高度肯定了韩愈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卓越贡献。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总体来说是褒远过于贬的。苏轼尊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现实斗争的需要,当然,苏轼的人生际遇也影响着他对韩愈的评价。     

苏轼《莲》诗辨误

苏教版初中《语文》七年级下册在专题《荷》中选用了苏轼的一首诗《莲》,配套教参上的赏析有待商榷。     

苏轼贬惠与韩愈贬潮影响比较谈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苏轼贬寓惠州后的思想、人格和业绩都要比韩愈贬寓潮州强。可是,韩愈贬潮后的影响却比苏轼贬惠后的影响大得多。原因是什么?文章从苏轼对韩愈的推崇、遭贬后的地位、韩愈维护正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后世历代官员对文物的保护和宣传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事实的结论和历史的结论。     

论苏轼的赋画诗

苏轼的赋画诗主要运用想象、用典和以文为诗的表现手法，突破诗歌格律和绘画内容的限制，创作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反映了诗人独特的内心生活，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     

席慕蓉《诗的价值》和苏轼《临江仙》对读

诗歌是情思构筑的金字塔。《诗的价值》与《临江仙》,一诗一词,一今一古,显示了人格的魅力,是作者生命感悟的结果。无论是执著还是超然,进还是退,两位诗人以自己的形式,在各自的领地中发现了他人没有领略到的美,使爱得到扩展与超越,读者在欣赏中自会得到灵魂的洗礼和智慧的提升。     

从"道学"内涵的差异看韩愈、欧阳修、苏轼散文风格的不同

古文以“道”为灵魂,因而“道”的涵义的丰富,亦必对古文艺术风格之形成产生影响。从韩愈的作为文化价值之善的“道”,到欧阳修的合乎自然人情之真的“道”,再到苏轼的作为美之渊薮的“道”,是道学内涵在唐宋的逐步完善和发展过程。作为唐宋古文运动之主将,此三者的散文风格与其道学思想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并深深地打上了各自道学思想的烙印。     

论苏轼的《诗》学观点

苏轼虽无注解《诗经》的著作,称不得《诗》学之大家,但其论《诗》独出己见,切中流弊,强调近于人情,辨于比兴,深观其意,通而不偏,涉及创作主体、创作手法、解读鉴赏与文学批评等重要问题,对后世诗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诗经》研究史上,自有其不容忽略的价值和意义.     

苏轼《宿州次韵刘泾》内蕴品析

苏轼一生诗作繁盛,交游无数,留下了许多诗作,其中不乏有感叹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诗歌.苏轼从密州转任徐州,无论是思想还是创作都有着明显的转变.《宿州次韵刘泾》是苏轼赴任徐州路过宿州时所作,表达了当时自己对政治仕途的惆怅无奈之情.通过诗作不仅可以感受到他和友人的真挚情感,亦能窥探他在此时期的思想感情转变.     

苏轼《芙蓉城》诗叙事分析

对苏诗的研究,向来众多,而从叙事角度对苏诗进行分析,却很少见。本文试对苏轼《芙蓉城》诗的叙事内容、叙事结构以及叙事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分析,以叙事的角度初步探求苏诗的魅力。     

鲁迅对《老残游记》的误解

鲁迅对《老残游记》的解读存在误区。这是鲁迅的谴责小说概念及其构建方法和推衍运用所导致的。     

苏轼《琴诗》与佛经譬喻

苏轼《琴诗》以琴声为喻阐释佛教缘起的道理, 是佛经寓言譬喻影响下的产物, 体现了苏轼诗歌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     

忠而见谤 从政为民——韩愈、柳宗元、苏轼思想的比较

韩愈、柳宗元、苏轼是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们都曾出仕朝廷,具有忠君爱民的思想和行动,取得相当成效。因忠而见谤,其仕途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挫折,贬谪到边远地区,但最后的结局并不完全相同。这与客观遭遇不同有关,但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差异也会带来重要影响。     

韩愈《山石》诗编年系地考

韩愈《山石》诗,一般认为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其所纪游处乃洛北惠林寺,此说首倡者为清人方世举。然而通行的方说不足构成确证,故方说提出前,乃至方说盛行后。历代学者对于此诗编年系地问题的意见多难统一,主要有“在徐独游时作”“去徐即洛时作”“居于洛阳时作”“南迁岭外时作”四种说法。根据此诗所描绘的岭南夏景,结合韩愈三次寓居岭南的经历及其排佛思想的消长,《山石》诗的创作时间应为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夏,作于贬所阳山县。     

《李白集》中的苏轼诗－《上清宝鼎诗》作者考

现在通行的《李白集》中，一般在集后《诗文拾遗》或《集外诗文》中皆以宋代黄伯思《东观馀论》所记为据，录有《上清宝鼎诗》一首，作为李白之佚诗，对于此诗为真伪，除了王琦曾疑为“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外，后世皆未作深入讨论，而往往只是因袭王说，实际上，不仅《东观馀论》所记是错误的，王琦所疑也是没有根据的，这首诗的作者是有名可考的－在苏轼诗集中，它以《李白谪仙诗》为题，完整地保留着，考察这首诗在苏集中的著录及流传情况，可以确认其作者为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