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刁难”受众

我是个体育迷,不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凡是有关体育的消息,我都极为关注。时间长了,我发现有些新闻报道经常“刁难”受众。如报道某球队几位著名国手出国参赛,按理说是金牌在握,可几天后消息传来,只获得季军,至于负于谁,如何输的,比分多少,谁获得冠亚     

好稿不用送 自有识“货”人——我的一次送稿经历

我是一名刚刚从基层调到师机关搞报道的新闻干事。就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在思想上经历了从不敢搞报道到逐渐喜欢报道工作的过程。而让我下定决心要搞好报道工作的,是我前不久本不该去的军报送稿之行。 3月中旬,烟台市委书记焉荣竹到我们师现场办公,围绕提高“打赢”能力解决了一些困扰部队建设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由于当时我也在现场,深深被焉书     

关于大型体育比赛报道的几个问题

对于体育报道,我是外行。而我这个外行竟在三年之内两次带记者组出国进行大规模体育比赛的报道工作,而且两次都是在世界敏感地区之一的南朝鲜汉城。我所承受的压力和困难,同行们是可以想见的。 1988年10月10日,从汉城奥运会归来的第三天,《广播业务》编辑部约我写一篇体会文章,推辞未成,即断断续续写下一些想法。一、报道大型体育比赛,宏观意识很重要宏观意识,是指人们从大局着眼和从战略高度认识事物的思维能力。工农业     

“十个”出了国才知道

在国内时,以为了解"外面的世界"并不难,然而,认识往往有误区,只有在国外住久了,慢慢地体会才能逐渐消除。下面十个方面如果不出国,我是不会知道得很清楚的……一、英语不努力学,是掌握不了的。出国以前我以为到了国外,     

难忘，我的“省图”情结

我与省图“结缘”,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的1957年。 1957年,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我的命运发生了巨变：从一个国家器重的留苏预备生,“沦落”为一个“人人喊打”的“右派”。究其“根源”,祸起“留苏”：1955年我考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本应1956年出国,但因苏联政府压缩中国留学生数字,故缓期一年——到1957年出国。但到了1957年出国前夕,国务院又突然作出决定：今后停派留苏大学生。     

会议是获取新闻线索的有效途径

在驻县记者站从事新闻采写工作,要参加很多会议,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也希望记者加以报道。但多年来实践证明,县级一般性的各类会议,报刊采用的可能性很小,重大会议最多发个简讯。面对石沉大海的困惑,我逐渐在报道工作中摸索出跳出会议写会议的浅识,且所撰写的稿件被《遵义日报》、《贵州日报》等媒体采用的篇数逐年递增,这更增强了不断进取的信心和追求,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正是我把会议作为获取新闻线索的有效途径,通过会议搜集到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报道素材。     

如何搞好广播电视批评报道

搞批评报道难,搞广播电视批评报道更难。难在如何使被批评者在我们的话筒前、镜头下现身说话,躬身自省;难在如何现场拍录到被批评者的丑闻丑事,用事实来教育和感动受众;难在如何使有关领导感到批评报道不是在给他们脸上抹黑,而是在帮忙,为他们“擦灰尘”。 在新闻工作实践中,我有意识地对如何搞好广播电视的批评报道进行了探索,体会到采写批评报道一定要坚持做到: “恨”字切入 “成”字归宿 有的记者看到社会上一些不正常现象,常常出于激愤,因而用字刻薄,图一时之痛快。怎样处理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应当采取“恨”字切入,“成”字     

“傻瓜”缘何走上《人民摄影》

1997年3用26日的《人民摄影糊第五版，以三分之一的版面，刊登了我拍摄的摄影报道—一《妈妈和我们欢度除夕》（一组五张），反映了青岛市大麦岛村的妇女部素爱，舍弃工作和家庭为22名弱智儿童撑起一个温暖的家的感人事迹。然而谁能想到，这组登上摄影专业报的摄影报道，竟是用一架普通的傻瓜相机拍摄到的。去年春节前夕，我了解到几个较好的报道线索，有出国参加画展的农民画家；有自强不息，自学成才的残疾青年；有一个为22名弱智儿童撑起一个家的好人妈妈等等。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都去采访，因此我决定从中选择出～个最有价值的线索…     

让“出国机会”需要表扬吗?

在表彰先进人物勤政廉洁、艰苦朴素的事迹中,有些报道屡屡有赞扬把“出国机会”让给别人的描写。例如,某单位点名让一位老同志参加到西欧考察,而这位老同志却递交一份报告,要年轻人去;某厂厂长有许多出国的机会,可以去苏联、泰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可他却不去,让给别人。看到这类描写,不能不使人发生疑问:他们的出国到底是不是实际工作的需要?他们出国是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是,我们的报刊该不该把他们     

不要“刁难”受众

我是个体育迷,不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凡是有关体育的消息,我都极为关注。时间长了,我发现有些新闻报道经常“刁难”受众。如报道某球队几位著名国手出国参赛,按理说是金牌在握,可几天后消息传来,只获得季军,至于负于谁,如何输的,比分多少,谁获得冠亚军,则没有下文。我有时看了或听了这样的新闻、广播不甘心,又去查报纸,结果还是找不到“下文”。其实作为球迷,不单单关心比赛结果,更希望了解比赛过程。     

两极跨越报道随感

2001年12月4日至今年6月,我参加两极跨越摄制队从南极经南美、北美到北极搞随队报道,这180天的采访和写作是个独立完成的过程,总共发回稿件近60篇。出发前感到压力很大。除了资料来不及准备,还痛感书到用时方恨少。一篇报道见报后,任读者褒贬,是见功底的事。关键是面对一个现象,用什么知识背景去观照。     

正确处理经济报道的若干关系

当前,从中央报纸到地方报纸,都在加强和改进经济报道,出现了互相竞争、各呈其长的可喜局面。经济报道如何做到导向正确、有声有色、读者喜闻乐见?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和实践。根据我们解放日报以往经济报道的实践,以及在日常经济报道中遇到的一些矛盾,我以为,要进一步搞好经济报道,以推动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应该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经济工作与经济生活既然党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毫无疑问,这一中心工作也应在党报上占有首要的位置。可是,在报纸实际工作中,里里外外对经济报道的“工     

一个善于拨动对象心弦的记者——科尔许特尔采访戴厚英侧记

联邦德国《时代报》记者科尔许特尔在沪访问期间,我陪同他采访了新闻界、学术界有关人士。科尔许特尔是《时代报》政治编辑部高级记者,对新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这次到上海访问的目的是想了解和报道我国的城市改革。他来上海前已经在成都、重庆、武汉等城市作了采访。在上海访问期间,他那种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甚至带病采访的勤奋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采访方法,对采访对象的巧妙提问,对我也很有启发。科尔许特尔一到上海,就向接待单位提出,他不希望只停留在听取一般的情况介绍上。他希望同有关人士共同探讨一些问题,中心是城市改革,面要广一些,可以涉及到有关改革的各方面问题。不过他很希望能够听到有关人士对这些问题的个人意见和看法。     

对版权引进工作的几点思考

湖北省的版权贸易工作起步较早,但前些年主要停留在卖出高于买进的阶段。1996年秋季我从国外留学归来,先后在省内的两家出版社工作。由于我出国前在出版界供职多年,出国后又一度从事过与编辑工作相近的职业,省新闻出版局有关领导很希望我发挥这一优势,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精力做一做版权引进的工作。两年来,我多次与外商接触,并     

不要光跑先进地区

我觉得我们记者除了要跑先进地区、先进单位外,还应该到后进地区、后进单位去看看,这对记者开阔视野,研究问题,提高工作水平,搞好报道,大有好处。最近,我在一些省份跑了一些后进地区,那里很少有记者去,而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很欢迎记者去。     

努力提高记者的科技素养——中宣部副部长滕藤谈科技报道

“我是教育出身,又做过科技管理工作,对科技报道关心多些,敏感一些,可能看到的问题多些。”当我请滕藤同志谈谈对科技报道的看法时,他一开头就作了这样的声明。滕藤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化工系、工程物理系的教授、副校长。1985年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半年前,他又被调到中宣部,担任了副部长,分管新闻和教育工作。他告诉我,每天要看二三十种报纸,所以只能看第一版,着重看有关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报道,有时,还需对各报的版面、标题进行比较。“那您是否谈谈对科技体制改革报道的看法?”我接过他的话题,向他提出了要求。他说,报道科技体制改革,我不倾向于把一些事情对立起来。比如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我们报道的主导方面是科学技术面向     

一个信访记者的困惑

搞舆论监督工作，特别是采写批评报道，如果没有一些法律法规来规范和调整记者与被采访者的权利义务关系，开展工作的确比较困难。下面我就通过批评报道的采访与发稿的全过程来说明这一点，以期引起有关部门对我们一线记者呼唤的关注。     

走出徘徊的低谷——对改革家报道的思考

去年,中国新闻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报道,可以说是《经济日报》发起的有关“关广梅现象”的讨论。这次持续整整40天的报道并未采用以往的长篇通讯配评论的方式,而是采用了讨论的形式,让读者在不同意见的平等对话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使我想起几年前,为调查有关改革家报道的实际效果,曾到上海一带走访过一些改革家。当时一位正在一所大学里学习的知名改革家对我说,他希望新闻界报道改革家最好能把有争议的问题摆到桌面上,     

满腔热情地帮助业余通讯员

1984年8月我调到汝南县委通讯组工作。就在这时候,通讯组负责人调走了。另外两位老同志主要从事摄影报道,文字报道的任务主要落到我的肩上。过去我未搞过通讯报道,只是向县广播站写过一些广播稿,文字基础也比较差,思想压力颇大。怎么办?我一面大量阅读有关新闻业务书籍,一面积极采访,拚命写作。那时,6点起床后就写,早饭后骑着自行车到县直各单位或下乡采访到了夜晚再回机关写作,每天都是在11点以后休息。两个月里,我只回家一次,体重下降了七八斤,可报纸上才见了9篇稿,     

倾听新闻实践的呼声——关于深度报道的几个问题

深度报道给新闻研究者带来的兴趣,似乎并不亚于记者在深度报道采写中的潜心经营。从一些颇有建树的学者,到某些鲜为人知的研究新兵,都在自己的涉猎范围内,对深度报道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可以说,对深度报道的研究是中国新闻界自身的一个“热点”。最近,第十届全国好新闻评选在承德举行,笔者参加了深度报道组的评选工作,这里,我想结合这次深度报道的评选,谈谈自己对深度报道的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