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信息传播机制的探讨

为了使每个社会公众具有自由平等获取公共信息的机会,本文从信息传播渠道的角度,探讨了公共信息传播机制。在讨论公共信息传播机制的概念,界定公共信息和公共信息传播机制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以政府为主体和以第三部门为主体的公共信息传播机制,扩大了信息传播渠道。     

传播技术变革对媒介公共性的限制

对媒介公共性的思考来源于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公共领域是相对国家并独立其外的社会生活领域，存在于涉及国家的公共权威和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之间。公共领域的目的就是让民众有能力对公共领域本身和国家诸项实践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媒介公共性的含义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和介     

论城市公共信息传播

当前,城市重大公共事件的发生都有赖于畅达的信息传播系统,本文在公共传播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公共信息传播的概念,分析了当前城市公共信息传播的价值和意义,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作用进行了批判思考,主张建立大众传播媒体、城市生活圈媒体、手机媒体、网络互动媒体共同作用的立体化的城市公共信息传播系统。     

公共信息的秩序功能及其实现条件

公共信息具有秩序揭示、秩序示范、秩序规范功能;信息公开是公共信息秩序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条件。     

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思想推进公共信息公开和服务

政府推进公共信息的公开和服务,首先要从保障公民知情权、生存权、发展权的角度,充分认识和重视公共信息公开和服务重要作用和意义;其次必须加强有关法律制度建设,政府公共信息公开和服务必须在法律制度基础上规范运行.     

农业科技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媒介角色——基于宏观视角的媒介分析

农业科技信息对于农村的致富和发展至关重要,媒介是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本文从相对宏观的视角审视媒介在农业科技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角色,以期能够转移国内相关研究对媒介传播效果的过分关注,重新重视媒介作为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载体、信息来源以及影响力量,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的观点认为,尽管媒介在农业科技信息传播过程仍然缺点不少,其应用也有待挖掘和接受实践的考验,但不可否认媒介在农业科技信息传播过程中应当和即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强化编辑把关 改善公共信息传播效果

媒介化社会的信息爆炸引发人们的公共信息认知焦虑,不利于以公共信息为载体的新型社会治理关系整合机制的构建,亟须主流媒体以权威性与公信力进行引导规正。在此背景下,本文探讨了公共信息传播中主流媒体编辑把关的维度拓展及实践面向,提出全媒体环境下编辑多重“引导型把关”的必要性,并从传播效果提升和过程思维营造两个层面总结了编辑把关的有效措施和实现路径。     

媒介时代信息传播特征及当下信息传播秩序现状

自作为传播信息的载体"媒介"诞生以来,任何一次有关于媒介的技术革新,都会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媒介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被总结为伴随性共生。在这一背景下,信息传播内容、方式与呈现形式都会伴随媒介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媒介时代,信息传播的特征是以媒介的发展为基础的,集中体现为媒介技术领域内的变革与突破。     

社会公共信息资源网络化建设的若干思考

社会公共信息资源公开程度较低已经成为阻碍我国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一大因素。对其开放并进行网络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是必然趋势。本文提出了向社会公开的公共信息资源应包括的实质内容,对社会公共信息资源中的需求最大的科技信息资源及容易被忽视的农业信息资源的网络化建设作了重点论述。并对社会公共信息资源的网络化建设提出措施。     

媒介与信息形态——从口语传播时代到纸质传播时代

传播媒介普及程度决定着文字形态和语言组织的变化程度,从而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本文考察了中国口承社会、雕版印刷新兴时期以及印刷时代的文字和语言,探析了媒介与信息形态变化的关系。     

适用于图书馆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外的基本问题研究

分析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外的类型,剖析图书馆的业务与网络传播的关系,将可适用于图书馆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外按照不同的标准分别划分为两大类型: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模式来看,可以分为适用于图书馆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外,以及以承载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功能的若干项著作权专有使用权例外所构成的、可适用于图书馆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外。从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外的适用主体来看,可以分为适用主体为图书馆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外,以及适用主体为网络信息提供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外。     

个人信息视角下社交媒体公开信息保存的可行性研究

本文在阐明"社交媒体公开信息"、"社交媒体用户个人信息"、"社交媒体用户个人隐私"三大概念的基础上,从内外环境论述社交媒体公开信息保存的可行性。社交媒体与社交媒体公开信息作为内环境,其本质属性允许社交媒体公开信息保存;信息采集保存的主体与社会环境作为外环境,就社交媒体公开信息保存而言有求、有权、有责、有保障。     

沟通与对话:公民社会与媒体公共空间——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机制的理论基础

新媒体跨越时空的传播,打破了传统社会结构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以及大众传播的边界,这意味着社会关系的重构。在社会关系重构中,作为公民社会发展的要素,如公民身份、公共理性以及媒体公共空间等对促进社会有机团结、推动公民社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所有这些集中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对话与沟通中。本文从中国公民社会及其特征、公民身份与公民意识、媒体公共空间中对话与沟通何以可能等方面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媒体公共空间中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探讨建构公民日常对话与沟通的思想价值基础。     

媒介治理:作为善治的传播研究

西方信息社会的传播权利运动的兴起带动了传播学界"媒介治理"的研究热潮。通过社会人类学的"功能-符号"路径,媒介治理关注了传播的信息界面、产业界面、符号界面和关系界面,综合了传播系统的界内研究和界外研究,代表了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作为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媒介治理"在研究取向上呈现出学科的交叉性:深层生态学路径、公共选择路径、协商民主路径是研究"媒介治理"的基本路径。媒介治理的研究是一种"灰色系统"的信息论,是第三种文化思维范式的代表。媒介治理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提供具有解释力的基本假设,实现叙事的连贯性和必要的逻辑建构。     

公共图书馆与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给公共图书馆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国外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有多样化的形式和良好的效果。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政府信息服务的主要内容,应是对政府信息进行科学组织、加工整合、深度揭示,以方便利用;创新服务方式方法;积极介入当地政府信息公开目录、指南、索引、摘要的编制工作。急需建立政府信息及时、完整进入公共图书馆的制度保障;落实各级政府为公共图书馆开展政府信息服务提供必要保障的规定。参考文献24。     

信息获取权利：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基础

《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所确立的信息权利可以派生出信息获取权利,这是一种新的信息权利。信息获取权利是各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基础。有两种不同的信息权利：信息生产者或拥有者的信息权利和信息使用者的信息权利,信息公开立法主要依据第二种。保障公民信息获取权利是公共图书馆制度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共同基础。     

媒介正义论:走向正义的传播理论与实践

传媒业界和传播学界始终不曾间断对正义的追求,集中体现在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传播与社会正义研究、社会正义的新闻学、媒介伦理学及信息公平论等研究中。本文提出,应基于传媒实践与传播理论提炼并建构中国的媒介正义论研究。     

杨丽娟名誉权案与知情权

本文对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杨丽娟诉《南方周末》侵害名誉权案的判决用语,提出质疑。作者认为,2007年有关杨丽娟追星的新闻炒作违背新闻职业道德,法院即使判决被告行为不构成侵权,也不应当颂扬其不符合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浅析自媒体时代的公益传播扩散

公益传播在使广大受传者感知并作用于行为时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其传播价值,自媒体为人人能够参与公益信息传播提供了表达平台,本文探讨了自媒体传播生态下公益传播的扩散过程及价值转化。     

WARNING—The Existing Media System May Be Toxic to Your Health: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edia Reform

Our physical health depends, at least in part, upon the health of our media environment. Unfortunately, the commercial media system produces countless messages that not only misinform Americans about their health but also actively promote unhealthy behaviors. Rather than taking the existing media system as a given, this commentary argues that health communication scholars should work with media reformers to transform the media system in ways that advance public health goals. In particular, the ongoing regulatory struggle over low-power radio provide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 scholars and media reformers to join fo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