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研究

越南是一个多民族与多语言的国家,语言生态复杂且丰富,值得进行深入研究。越南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及语言政策的演变和历史、政治等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基于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理论,文章综述了越南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从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三个方面梳理了其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分析了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的特点与面临的挑战,以期丰富我国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的国别研究,同时为我国制定语言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国视角下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众多,其复杂性是其他国家所不能及的,因此实施合理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对国家统一、各地区人民间的交往、语言教学,以及汉语国际地位的提升等方面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使用相关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理论,展示了中国语言使用现状的概貌,并期望帮助各类语言教师在语言教学中正确理解并遵循国家制定的语言政策.     

国际组织语言政策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

通过梳理主要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分析语言态度、语言意识形态、自身发展需要等多维因素对其的影响,认为国际组织在语言使用的实用性和多样性中寻找平衡,在显性语言政策中隐含着隐性的价值取向。国际组织语言政策和国家语言能力关系密切,两者之间互相影响。因此,我国当前应当以国际组织为抓手,通过推动中文进入国际组织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推进国家通用语相关国际标准推广工作、提高国际组织任职人员数量和比率等方面提升中文的国际影响力,进而提升我国的国家语言能力。     

我国语言产业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语言产业源自语言经济学。作为其分支学科,语言产业在我国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目前研究主要围绕语言产业的界定、要素分析及相关政策等方面进行。随着语言产业研究的深入,一些语言产业机构也相应成立。语言产业研究的未来方向应围绕制定语言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语言产业统计测算和对经济贡献、语言基业建设发展、某一产业的应用和国外语言产业发展比较借鉴等五个方面展开。     

语言政策主体研究：以美国马里兰大学高级语言研究中心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语言政策的主体是指语言政策的制定者．其中包括语言政策的研究机构。文章剖析了美国的一个语言政策主体——马里兰大学高级语言研究中心。对其基本情况、研究使命、合作部门、研究成员、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最后总结出几点启示,为我国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研究机构以及政策制定部门提供参考。     

20世纪以来美国语言政策及其对中国语言教育的启示

语言教育政策是一个国家语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政策的基础。针对当前我国语言教育因忽视母语教育、盲目实施双语教育及外语教育缺乏长远规划等急需改革的问题,通过概述美国20世纪以来的语言政策,分析其政策制定的动机,以期对中国语言教育政策的调整带来有益的启示,以满足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语言服务视角下的国际组织语言政策案例分析——以联合国难民署为例

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多边外交平台,国际组织的工作面临各成员国之间语言差异带来的诸多挑战。国际组织需要出台相关的语言政策,对组织运行中的语言使用进行规划和调整。联合国难民署作为解决全球难民问题的主要国际组织,在向雇员及难民提供翻译及语言培训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语言服务体系。该文基于难民署官方发布的政策文件、报告指南等材料,对难民署的语言服务内涵及意义进行了探析。研究表明,难民署在组织内外部均提供语言服务,包括面向雇员的语言培训、对口译员的筛选和培训以及面向难民的语言辅助等。这些服务反映了难民署实际存在的以语言服务为表现形式的语言政策,这些政策对于提升难民署内部工作效率、提高服务难民水平、履行组织使命与责任有着重要意义。     

韩国的语言政策与国家意识探析

语言政策是处理和解决国家语言问题的基础与核心,它不仅体现着国家对语言的根本认识和态度,也蕴含着国家意识、社会价值取向等诸多重要内容;国家意识是一个人或集体内心深处对自己所属的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而这种"认同(identity)"既可来自于自我的认知意识,也可来自支配性制度;语言政策与国家意识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建构的紧密关系;本文以韩国"国语醇化"政策、汉字政策以及"韩国语世界化"政策为切入点,分析探讨韩国语言政策与国家意识之间的关系和作用。     

从国家战略出发开展语言政策研究——访上海海事大学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所所长张治国

人物简介：张治国,民进会员,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学者。目前主要研究兴趣为社会语言学（尤其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词汇学、语言比较教育学。2011年翻译出版了《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以下简称《语言政策》）。     

中国与越南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的对比研究及启示

中国与越南都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同样面临着国内语言多元化以及国际语言冲击的格局,在近代都致力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改革与发展。对越南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研究,在中国与东盟关系积极发展的背景下,将给我国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提供借鉴。本文结合中越两国的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进行阐述和对比分析。     

论语言地位的界定方法

通常用来界定语言国际地位的标准有语言的使用范围、国际声望、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等;参照不同标准,各语言的排名不尽相同.依据所拥有的文学资本,可区分四种弱势语言.语言地位也可按译出的作品在全球市场上所占份额来确定,强势语言译出的数量和种类多,常用作转译的中介语,并对译入弱势语言起示范作用.语言地位是相对的和动态的,由非语言因素决定,与语言本身的特点无关.     

经济学视角的语言权利的理性阐释

"理性经济人"假设可以发现语言变迁路向的经济动因,少数民族语言主体的经济理性选择的被动性使语言趋向融合,其主体主动性和个体差异性则维系了语言的多样性。少数民族语言具有多重的资源价值,要界定其语言产权和语言"投资-收益"主体,通过语言投资和开发所形成的语言收益的理性分配来弥补语言主体的语言劣势,保护和开发的理性选择使其融入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中。     

Negotiating Sociolinguistic Borderlands—Native Youth Language Practices in Space,Time, and Place

Drawing on the work of Philip Deloria (2004) and recent explorations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in unexpected places” (Webster & Peterson, 2011a),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received expectations of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and language users as “rural” and physically distant and of “urban” Indigenous language practices as anomalous. With a focus on Native American youth, I develop the notion of sociolinguistic borderlands—spatial, temporal, and ideological spaces of sociolinguistic hybridity and diversity—as a lens into the grounded realities of language in the lives of contemporary Native youth. The article first contextual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and language users within dynamic linguistic ecologies, then presents 4 ethnographic vignettes that illustrate the ways in which youth use their knowledge and claims to heritage languages to negotiate, cross, and occupy sociolinguistic borderlands. I conclude by suggesting the ways in which language planners and educators can reorganize received expectations about youth language practices and ideologies, thereby open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Indigenous language reclamation and youth self-empowerment.     

澳大利亚应用语言学研究探轨

澳大利亚的应用语言学研究与英国和美国不同。在英国和美国,应用语言学是在对国际学生英语教学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澳大利亚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有两个特点：1）深受以各种现代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应用语言学的影响,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大学法语及其他现代语言教师的研究中,还体现在对移民社区各种语言的研究中;2）英语应用语言学作用显著,不管是英语在学校作为母语,还是作为移民语言。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一些著名的应用语言学家,如Terry Quinn,Michael Clyne,Michael Halliday等的走访或网络采访,力图探讨澳大利亚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起源与特点。     

从语言生态学视角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与传承

少数民族语言是我国语言生态系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随着现代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冲击,部分出现了式微甚至濒危的生态危机,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显得尤为重要。科学制定和落实语文工作的政策,加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双语（民族语言和汉语）教育;调查整理、跟踪监控,协同创新建设少数民族语言全息数据库;创意保护和传承民族语言,建设特色文化旅游区。     

关于俄英双语对比教学的设想

针对部分高校俄语专业招收俄英双语制学生的现状,配合“宽基础、高素质、有特长、适应广”的人才培养目标,我们提出俄英双语对比教学的设想。通过对比教学使学生掌握俄英语音、语法、词汇、修辞、语言国情等知识,再通过交际情景发展学生跨化交际的技巧和能力,最终达到语言知识和言语能力的完美结合。这正是我们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     

内蒙古的语言现象概述

内蒙古语言和方言的发展是不平等,不均衡的。本文从语言的地位、教育取向、亲和力、表现力等方面对比分析了不同语言、相同语言的变体之间的差异,阐明了语言的地位差异主要是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语言不平等尽管在政治、文化是不合理的,但从社会发展趋势上看则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语言的统一。合理的语言政策对推动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感培养

语感是对语言文字的直接感悟和顿悟能力,是语言训练熟能生巧的表现。语感的培养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十分重要。文章拟从语音、词汇、汉字、语法、语境以及文化教学等方面探讨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语感的方法。     

新中国70年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分析

本研究基于对新中国70年民族教育政策的数量统计和内容分析,从价值取向层面将我国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分为突出少数民族语言平等权利的探索奠基期(1949-1965年)、强调语言标准的规范形成期(1977-1999年)和注重多元并存的体系建设期(2000-2018年)三个主要阶段,具有始终维护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的平等权利、着力坚持民族语和国家通用语的共同发展、积极探索"民、汉、外"三语教学的协调发展等特征。在各时期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的规范和引导下,我国民族语言教育逐步建立了从以民族语教育为主、汉语教育为辅的双轨制过渡到国家通用语教育与民族语教育并存、外语教育协调发展的语言教育多元体系。70年来我国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取得了历史性成绩,但受限于我国多民族多语言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体制和机制上仍存在着不健全、不完善、不科学等诸多现实问题,亟待通过构建统筹协调的民族语言教育规划机制、完善科学联动的民族语言教育决策系统和建设规范有效的民族语言教育管理体系来加以改进和完善。     

全球化时代人口较少民族语言的濒危问题

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出现了濒危问题。语言的濒危,引起了民族文化的消失,破坏着文化生态的多样性,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挑战。为保护和发展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语言工作者,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像保护自然生态一样保护各民族语言和文化生态,造就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出台有效、积极的政策,创造合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以保持或扩大语言的使用范围是解决语言濒危问题的有效途径。